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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传颖:如何处理中美网络安全问题?

作者:鲁传颖   来源:FT中文网  已有 2226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和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网络安全似乎正在淡出中美关系的议程。自去年9月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达成“六项共识”以来,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总体上保持了平静的态势。今年9月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成果清单,表示中美两国在网络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重申去年9月的共识,同意继续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携手应对挑战。

  今年年初的时候,有来自微软、思科、因特尔和IBM的四位美国企业代表加入了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TC260)委员行列,该委员会共有81名委员,负责制定中国的网络安全标准。这是TC260第一次向外国企业开放代表资格。这表明中国愿意和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如此,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颁布的《反恐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中,美方企业反馈的一些意见也被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所纳。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无论是在网络安全的国际还是国内的规则制定中,网络安全专家的参与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2012年开始,网络安全问题从一个技术性的议题逐步上升到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国家安全议题和外交议题。两国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非常专业化并有影响深远的问题。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也充满了困难与挑战。被寄予厚望的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会议在2013年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和一次“会间会”后,就因为美国单方面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而被终止。

  从2012年到2015年,两国的网络安全决策层普遍存在着“夸大威胁”和“决策焦虑”两种现象。前者是指在美国在网络商业窃密方面没有经过严肃评估,就不断提出耸人听闻的数字,使得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严重不对等,缺乏对话的基础。中方在“斯诺登事件”后的一系列政策,也存在着过度安全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强调网络设备的“自主可控”方面,引起了美方很大的不满,以至于奥巴马总统亲自致电习近平主席,表达美方关切。

  起诉军人事件之后,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对话渠道几乎完全关闭,已有的合作也被迫中断。媒体和政客开始主导网络安全议题,并不断地向两国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当这种压力无法通过任何官方层面的互动来释放时,就最终导致双方的网络安全决策层普遍陷入焦虑和沮丧的情绪中。这种情绪的蔓延导致双方在制定政策时都有一些极端的表现,使得网络安全问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两国元首在去年9月的会谈,使得双方再次建立起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沟通机制,议题的主导权再次回到政府手中。在这一转折点的背后,很多网络安全问题的专家发挥了巨大作用。负责网络安全事务的技术官僚,来自智库和互联网企业的专家,在一轨、二轨对话中的互动和发布的政策研究报告,帮助两国政府认清楚了网络安全问题的实质,明白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这些专业的知识为两国政府之间开展务实合作、建立起多层次的对话渠道创造了条件。

  当前虽然网络安全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紧迫性在下降,但其重要性还在不断上升,两国在如何建立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网络安全威胁、推进全球层面的网络安全国际规则制定等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重要任务涉及到的议题都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有更多具有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参与。

  从目前情况来看,进展并不是特别顺利,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两国专家在上述领域的交流合作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特别在一些重要又敏感的领域,比如在军事领域,双方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还处于停滞状态。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涉及到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建立互信,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也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领域中,无论是将相关话题纳入已有的交流机制,还是创设新的对话机制,都是不可避免的任务。

  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规则制定领域,两国专家层面的对话也跟不上形势的需求,比如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保护全球网络关键基础设施等问题,涉及到很强的专业知识,需要专家来指导跨部门的协作。

  在管理中美网络安全问题时,中美两国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和发挥网络安全专家的作用,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机构学者,以及技术官僚和互联网企业研究人员。专家的参与能够让双方在处理网络安全问题时更加专业化,既可以避免网络安全议题被利益集团绑架,也可以防止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

  (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网络空间治理创新倡议发起人。)

发布时间:2016年09月19日 来源时间:2016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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