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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中西特色的模式下发展:解析中国和西方的对非援助

作者:Bill Pierce   来源:  已有 317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国际援助的理论在不断变化,讨论和完善。这些程序和进程有着清晰的历史基础和影响。从西方角度来讲,发展援助始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这项重建战后欧洲的战略非常有效,当其用于南方一些国家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过不断摸索,诸如可持续发展,地方自主权和能力建设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Deborah Brautigam在《龙的礼物》一书中就中国在非洲从事发展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Brautigam博士是中非关系问题专家,常年工作在中国和非洲。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国际发展项目主任。

对非援助制度

        随着欧洲国家主权的衰退,中国独立的国际援助和国际事务参与不断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自身发展的熟悉和与亚洲地区强国日本的关系。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以基础设施换取生产原料的条约是司空见惯的,同时这也刺激了中国的工业化。获得了这些实践经验,中国开始带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1964年,周恩来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访问非洲国家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深深影响着赵紫阳后来提出的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合作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权。这一观点引起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进一步关注,中国政府将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称为合伙人。Brautigam博士认为,对于经历了严酷的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这种态度是十分受欢迎的。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一直以来被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所认可。尽管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专家看来,中国模式的有些措施会一些不妥。例如,在坦桑尼亚修建的六万座的国家体育场。体育场总耗资5.6亿美元并且一直备受争议,称这并不是坦桑尼亚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尽管中国提出了更加合理有效分配资源的建议,但最终坦桑尼亚政府还是决定执行。
        Brautigam博士介绍了接受中国援助的前提条件是要遵循一个中国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必须终止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在北京,而不是台北,设立了大使馆。所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得到了中国一定程度的援助。
        中国在中非外交中对这一政策的坚持也取得了成果。最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中国以76票通过的成绩恢复了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其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因在20世纪60年代提供外交援助而闻名,之后非洲国家更是以压倒性的投票决定驱逐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离开联合国。
        中国对非援助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重心强调了对国际社区的建设,它的提出早于联合国将千年发展目标的重心转移至粮食安全,增强妇女能力,气候变化等八个方面。非洲仍然对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有迫切的需求。目前只有九个非洲国家每年断电次数少于50次。中国正在帮助非洲改善电力,交通及电信情况。

对曲解言论的驳斥

        Brautigam博士有力的消除了很多外界对中国对非援助工作的偏见,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有待改进之处。在外界质疑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对非援助完全是对其资源的攫取。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援助)跨越非洲国家的健康,农业,基础设施等多个部门,广泛存在于所有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非洲国家,且有悠久的历史。中国通过海运(非洲国家)自然资源回国取得回报也是常见的质疑。(书中为这些质疑进行了辩解。)中国是资源大国,仅仅用对资源的需求来解释这种(与非洲国家之间)逐渐壮大,扩张,多面的关系未免过于片面。
        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国通过经济援助支持独裁政权,例如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以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书中)也对这一点进行了驳斥 。一直以来,西方强制经济制裁的结果并不稳定。Brautigam博士列举了很多经济制裁无法减轻及扭转人权侵犯问题和武装冲突的例子。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强制性措施,但毕竟经济救助只是这复杂关系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并不是津巴布韦或苏丹的唯一收入来源。 Brautigam博士说,在问题地区,也存在包括非中国公司在内的其他实体业务 。
        Brautigam博士写到,中国的对非援助也有一些不足。(中国的)限制性援助比西方国家要普遍 。这就要求一定比例的资金要用于援助国,通常是援助国的劳动力和材料 。这种设置已被证明是低效率的,可能对被援助国不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已经过时。
        另一方面,尽管有所改善,(被援助国)有关社会与环境标准的问题依旧盛行。这些问题往往是中国政府无视当地的劳动法规,或缺乏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文化信仰,或两者综合的结果。(援助双方)正在积极努力的概念化这些问题,(当地的)劳动法规也正在被翻译为中文, 但是差异仍然较大。 

依然存在的问题

        若引用非洲和中国领导人的话,西方援助给人的刻板印象是家长式的,总是对非洲领导人(的意见)不予理会并且附加各式各样的条件。然而, Brautiga博士并没有对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加以分析 。读者们也许会感到疑惑:这是在描述过去,不满当下,还是仅仅只是不准确的以偏概全。另外, (作者)也没有探讨这些附加条件存在的价值或必要性。
        Brautiga博士从内部冲突的角度,以极端的方式描绘了中国式援助和西方式援助。综合两者会是取得积极发展成果的关键吗?如果非洲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参与,充分了解自身情况以及可以通过共同协商得到的援助,这又会有怎样的不同? 这种平等主义能因为施行公平和透明的条例而确保每个人的利益吗?
        虽然有争议,但显然,中国的对非援助将继续增长。这种参与不能简单地以好坏划分,或是以是否是对资源的攫取定义。正如其他的援助模式,它们的优势,不足,以及不可避免的变化和调整都会随着时间而显现和发生 。总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援助。

投稿者:Bill Pierce , 2016年10月4日
(本评论出自中非关系问题相关著作摘要系列)
相关链接:http://www.uscnpm.org/blog/2016/10/04/developmen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the-west-a-tale-of-two-models/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06日 来源时间:2016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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