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新走向

吴心伯:全球化下一程,中国要做“领跑者”

作者:吴心伯   来源:上观新闻  已有 3159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摘要
  从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更多是机遇。在西方对全球化的兴趣和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要顺势而为,做下一程的领跑者。
  【编者按】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吸引了全球目光。他以充满哲理的中国智慧,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指引方向。全球化将向何处去?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看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放慢,但不会完全逆转。当前,中国正处在参与全球化的转折点。以下是他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年度论坛上的演讲。
  进入21世纪以来,迄今为止有3个年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给美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际安全形势带来了重大影响。二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也加速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变化。三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两桩“黑天鹅事件”,不仅让世人跌破眼镜,更给西方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投下了不确定的阴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走到了转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梳理一下2016年国际形势变化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方面,把握这些变化所传递的信息,有助于思考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拼经济,下一个五年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那么,2016年国际形势变化中,有哪些“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首先是特朗普当选标志着美国的内向化趋势加强。
  特朗普是“美国优先”的坚定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世界领导欲不强,他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认为美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正道。特朗普还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对全球化持负面态度,不满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竞争与挑战,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如果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国际观,我们就会发现,那是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缺乏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而从经济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房地产商,他重视的是传统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钢铁、石油等,他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谈到过将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特朗普在理念上与冷战结束以来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美国总统大相径庭,不免让世人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产生强烈的陌生感。
  其次是英国脱欧使欧盟遭到弱化。
  欧盟的发展一直是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强大的欧洲为目标的。2004年欧盟将10个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是欧盟发展的顶峰。然而,盛极而衰。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欧盟又遭遇欧债危机的冲击,希腊退欧的可能性使欧盟的完整性首次面临挑战。虽然经过努力,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欧盟,但英国脱欧却给欧盟带来了远比希腊退欧更加严重的打击——它不仅使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柱,更使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既然英国都可以离开欧盟,别的国家为何不能?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五年以后,欧盟和欧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三是全球化步伐放慢。
  在经历了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速显著下降。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国际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间的年均7%下降到2009—2015年间的年均3%,预计2016年世界贸易的增速仅为1.7%。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仍比危机前的峰值低10%。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美国一向是全球化的积极推手,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政策重心从全球层面转向地区层面,致力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特朗普执政后的政策重心将是双边和单边层面,连区域合作都兴味索然,与此同时,他还会积极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阻止美国生产基地外迁,并诱使跨国公司设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回迁。此外,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思潮高涨,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氛围日趋消极。全球化步伐放缓已是事实。
  第四是西方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美欧的力量受到削弱,但西方主导世界事务的意愿并未下降。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欧洲也带头对利比亚发起军事打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特朗普是一个“内向型”的总统,他感兴趣的是重建一个伟大的美国,而非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欧洲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核心诉求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国际事务而言,欧洲现在是自顾不暇,美国是意兴阑珊。
  第五是国际政治中经济因素更加突出。
  近年来,尽管乌克兰危机和东亚的海上争端使地缘政治因素上升,但这些地缘政治竞争的背后是力量对比变化,而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实力变化所致。现在各大国领导人最关心的还是经济问题。西方面临的是能否在经过危机冲击后使经济增长提速的问题(如特朗普誓言要将美国年均2%的增速提高到3.5%以上),中国面临的是能否在结构调整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俄罗斯面临的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稳住经济的问题。拼经济,是下一个五年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这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步入会场。  新华社
  上述这些事实和表现说明了什么?我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西方正在经历双重调整。
  2008—2009年的美欧金融和经济危机后,西方感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对此作出调整,如提升二十国集团为讨论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代表权等。这一调整关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的问题。
  现在西方在进行另一种调整,就是在社会分化、政治动荡、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作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调整。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政治和社会稳定、制度运作良好而傲视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社会矛盾上升、制度失灵的挑战,不得不尝试作出重大调整,这些调整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和制度的改革,诚非易事。能否闯过这一关,关乎西方的未来。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放慢,但不会完全逆转。事实上,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使得全球化进入了动力机制转换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的必然规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发市场成为可能,推动全球化的是企业而非政府。现在出现的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做法是一些西方政府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所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产生和推动全球化的内在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府的行为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全球化的步伐,但不能完全扭转全球化的大趋势。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技术的发展(如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会带来生产、销售与消费的何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在转换,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第三,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必然需要,但长期以来全球治理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是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平台。但是西方的主导能力在下降。例如,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1992年的68%降至2015年的47%。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他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二十国集团作用的提升就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85%,包括了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这意味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全球治理的主导在弱化,全球治理的话语和议程将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结构上都在提出不同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的新思路。中国成功举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达成了一系列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成果,不仅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也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基于上述三个判断,我得出的第四个判断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态势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先是以经济手段推进政治目标。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推进其政治和战略影响力,谋求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欧盟通过东扩来接管苏联的势力范围,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是2008年以后,美欧因危机而在经济上遭遇困难,国内反全球化情绪抬头,新兴经济体力量和影响力上升,在此情况下,西方正在利用其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来推进其经济目标,也会越来越多地通过政治手段调节经济关系。今后一段时期,围绕经济问题的互动将是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以政促经将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方式。
  【以前是被别人“化”,现在是去“化”别人】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都是通过不断抓住机遇来实现的。面对每一次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都需要仔细思考它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如何利用新的机遇。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并没有终结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而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重要机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我们就能在崛起征程中跃上新的台阶。
  首先,中国要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正是因为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才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当前,中国正处在参与全球化的转折点。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主要是把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制造业基地引进来,是被别人“化”,现在是带着资本、技术和产能走出去,是去“化”别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特别是2015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标志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从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更多是机遇。在西方对全球化的兴趣和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要顺势而为,做下一程的领跑者。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相信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其次,中国要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发生重要变化,从国际机制的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制定者,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转变为提供者。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行为者。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积极从理念、方向和议程上塑造全球治理进程。要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重要抓手,打造全球治理的新平台。要推动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权和份额。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和贡献的增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不断提高。
  从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正从力量的增长阶段逐渐过渡到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阶段。历史上,诸多崛起的大国都是通过武力争霸来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获得与其力量相称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能诉诸武力争霸的方式,而只能采取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的方式。当前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是,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往后退,世界对中国有更大的期待,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乘势而上,在理念、制度和资源上积极做出贡献,展现我们推动、引领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先有作为,再有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不断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进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三,在经济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要素的时代,我们要加强经济力量的战略运用,提升战略运筹的经济取向。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根据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环境,积极推进“陆洋两翼”发展战略。
  “陆”就是亚欧大陆,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亚欧大陆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加强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面对英国的“出走”和美国的疏远,欧洲今后有可能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寻求在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洋”就是太平洋,要通过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其他双边(如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小多边(如中日韩自贸区)安排,加强同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与美国、日本的经济联系。与美国、日本这两大发达经济体的互动,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特朗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消极态度,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来推进亚太地区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中国如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引领作用,我们收获的成效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会是政治上的。
  如果“陆洋两翼”发展战略能够成功推进,就会使亚欧大陆和太平洋成为支撑中国发展的宽广而坚实的平台,成为中国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依托。
  【不确定性增加使中国面临更多挑战】
  机遇与挑战总是相伴而生的。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使中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和挑战。
  从经济上说,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会使中国陷入更多的贸易摩擦和纠纷,也会给中国的对外投资制造各种障碍。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力度都会加大,强势美元会增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快资本外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举措会影响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基地,甚至导致一些美国在华生产基地回迁。
  随着国际竞争更加聚焦经济,中国必须加快改革和调整的步伐。特朗普执政后采取的经济政策如削减企业税、扶持制造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旨在刺激经济增长。虽然他的政策调整能够走多远、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尚未可知,但肯定会在投资、市场等方面对我构成更大的竞争,如果特朗普声称的将美国经济增长率提升到3.5%以上的目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将会拉大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虽然我们的发展不是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来确保良好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其中,尤其是日本的走向值得严重关注。安倍为了实现修宪目标,将会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强化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姿态,而特朗普政府也有可能鼓励日本强硬对华,中日关系改善的前景渺茫,两国在东海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虽然南海的局势在趋向缓和,但美国不会停止介入南海问题,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共和党传统的亲台倾向和特朗普大选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令我们警惕,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各种举动也在挑战两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今后几年台海局势的紧张会是大概率事件。
  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下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在上升。然而,当西方越来越拥抱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政策时,中国能充当经济全球化的旗手吗?在特朗普选择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或不履行美国的相关承诺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要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在各国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有效促进多边协调,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不论是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需要看,还是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看,中国都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并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同时内部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和新的舆论环境也使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殊为不易,因此在一个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思想者小传】
  作者本人提供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担任中国、美国、英国多家学术刊物编委,曾任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宁斯·兰朵夫高级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副主席(2012—2013)、主席(2013—2014),现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三边委员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等,在国内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另在国内外媒体发表国际时事评论文章百余篇。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27日 来源时间:2017年01月27日
分享到:

留 言

网友留言为中美印象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

中美关系新走向

中美印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