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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论坛:中美关系彼此要有筹码

作者:   来源:中评社  已有 287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时殷弘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兼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郭拥军副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陈文鑫副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战略室主任薛力研究员与会。座谈会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震远主持,与会者围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习特会”前后中美关系的对撞与变化,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解析。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以《“习特会”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震远:开场白
  从特朗普胜选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在大陆、在台湾都受到高度关注。特朗普是个特别的人,他的团队里也有不少人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派,所以对于他就任以后的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包括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有对大陆不利的变化,很多人非常担心。但是从他正式就任到习特两人首次通话再到“习特会”的两个半月之内,大家看到了明显、迅速的变化,这更加引起了大家对特朗普个人及其对华政策的兴趣以及这种政策对于中美关系影响的关注。
  看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首先应该总体上把握其大格局、大形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感觉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中包括中美关系好像出现了一种忽略大趋势、大格局而纠缠于一些细节的现象,这对于正确把握中美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利的。
  陈文鑫:特朗普亚太政策延续性大过变化性
  我最近访美时听到一些学者和智库的看法,回国之后又密切跟踪了媒体等各方面对“习特会”的反应,总体感觉对于这次“习特会”的评价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之前对“习特会”的预期比较低,并没有像对以往的元首会晤那样有那么高的期待。用王毅外长的话说就是“相互认识,增加瞭解,建立互信,凝聚共识”,这个预期目标已经达到了。
  为什么预期会比较低?因为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特朗普被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纠缠得焦头烂额,包括“通俄门”事件继续发酵、医改受阻,以及家人处于风口浪尖等等。总体感觉这时候和特朗普谈,时机不是特别好。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人员没有到位,两位领导人谈了一些东西之后,后来能够落实得怎样?大家心里没有底,总体感觉不太好。但通过这次访问之后,大家发现很多成果其实是超过预期的,大概总结一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比较好的工作关系。美国人总说要有“化学反应”,我觉得两国领导人的“化学反应”是比较好的。从现场报道来看,两位领导人互动比较积极、氛围比较轻松;特朗普一家三代都来欢迎习主席访美。另外,我们原本比较担心会出现的一些小插曲,比如安倍、默克尔访美时与特朗普出现的握手尴尬,这次也没有出现,总体氛围是比较顺畅的。而且在第一天晚宴的时候,特朗普说“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但我们建立了友谊”,习主席报以轻松愉快的微笑,总体感觉两国领导人建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
  第二,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路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设计了比较好的机制框架。此次会晤期间,双方还启动了外交安全对话和全面经济对话,尤其是在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下提出了“百日计划”,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紧张关系。
  第三,此次峰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确定性。特朗普胜选之后到现在,我们一直担心特朗普这个人不可预测,他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出人意料之举,我们担心中美关系会受到影响。但这次峰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先中美关系中令人担心的不确定性,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大有裨益。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中美关系未来一个比较不确定的地方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比较大。美国一些反特朗普的人,包括民主党的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在人权、网路及其他一些议题上对中国太软。现在美国学界、商界以及军方也有一种比较强的声音,认为现在美国应该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在这种氛围之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很有可能会受到美国内政的影响,这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这次峰会时间很短,主要是设定一个框架。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叙利亚问题等敏感的、较复杂的问题还会继续存在,还会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如果一些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也很容易让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比如东海、南海问题,其实中方的声明里面没有提到东海问题,美方则强调在“南海和东海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而我们所重视的台湾问题在美方声明里也没有提及。这说明中美两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和看法,分歧还比较大。
  另外,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我觉得现在下判断可能还有点早。我刚开始有个大致的判断,认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的重心可能会从东南亚往东北亚转移。一方面是随着美国退出TPP,美国在东南亚这个方向,经济抓手会减少;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把朝核问题作为最首要的安全问题之一。所以会把更多的资源和实力投在东北亚。但我们也不能说特朗普不重视东南亚,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期访问亚太四国,其中一站是印尼。他到访印尼将传递一个信号,就是特朗普政府还将重视东南亚,会继续加强对东南亚的投入。现在预计特朗普会在11月份的时候参加在越南举行的APEC,所以特朗普的亚太政策还会回归传统框架,延续性会比变化性更大。但妥善处理朝核问题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
  陈须隆: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是中国的重大机遇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外交积极主动,有章法有作为。面临国际大变局,尤其是西方大裂变,我们一方面应强调增强战略定力、自信和耐心,另一方面要顺势而为,抓住机遇。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中重要的一方面。现在我们目标明确,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毫不动摇。习特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明确表示,“有一千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进一步明确了要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习特会更加体现在定向和定调上,会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取得良好开局。会晤中,双方建立了新的对话机制框架,有助于加强矛盾处理与危机管控,使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南升北降的趋势还在继续,尤其是西方大裂变对国际格局影响非常大。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机遇,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拓展战略空间。同时在国际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是一个确定的力量。中美关系此次实现了平稳过渡,增加了中美关系和大国关系的确定性,对世界来说是一个福音,也对中国开好十九大,以及十九大后进一步谋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仍然会遇到各种问题。相信如果能顺利实现利益置换,对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也有利。现在特朗普重视的经贸方面已经出现向好的信号,未来经贸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会凸显。此外,习特会后,特朗普答应年内访华。总体而言,习特会在这么早的时间点实现,而且国内外普遍承认成果超出预期,有利于外交大局的铺开。
  五月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这一方面能否取得成果也是重要信号。总体来看,国际关系格局还是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在发展。
  我认为,有五点应注意:第一,特朗普的国际政治基础也薄弱,原因在于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又我行我素,没有正确的义利观,在道义上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就给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占领道义高地提供机遇。
  第二,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由财阀和军阀构成。尤其是,其上台依靠了军工力量的支持,政府预算里国防开支高,这些都体现出先军政治的特点。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经常挥舞军事大棒。但由于美国政府财力不足,不能全面陷入军事冲突中,因此要防止他们的军事冒险和讹诈行为。
  第三,美国会如何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是通过让盟友分担更多责任,还是通过贸易,或是汇率战的方式,这都会影响到其对华政策。
  第四,中国的对外战略需要强化底线思维,该斗争要坚决斗争,而且要取得成效。
  第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大国关系的塑造能力在增强,未来中国应通过双边关系和全球战略布局的运作体现出这种塑造力。
  袁征:习特会为中美关系定调子
  习近平和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晤,延续了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模式,气氛和谐,富有成果,效果超出预期。
  习特会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除了特朗普的上台执政为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外,近年来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和竞争的一面在上升,因此当下两国元首会面的沟通和交流非常重要。实际上,中美双方对会晤的成功举行都有所期待。中国方面,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美国方面,特朗普上台以后施政不顺,老是受阻,因此急切需要在外交上有建树,对美国国内有个交代。这次首脑会晤为中美关系定了调子,中美两国元首确定了要通过沟通合作的方式管控分歧,就贸易和朝核问题达成一定共识。
  就习特会的具体成果而言,在朝核问题上,尽管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是中方的重要主张,但这次中方特别强调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美国的需求。如果朝鲜进一步加强核子试验,中方会对朝加强经济制裁。在贸易方面,中方同意朝着贸易平衡的方向努力,提出了百日计划的主张;未来中方可能在金融和贸易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包括可能会在进口美牛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政府则不把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主要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贸易纠纷。
  在中方的建议下,习特会还建立了四个领域的对话机制,这和之前奥巴马执政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形成一个有机的衔接,有助于双方通过协调和协商处理分歧。总体来讲,这些成果保持了高层积极互动的势头,有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尽管中美关系原来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因为习特会的成功举行而完全消失,但习特会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次互相熟悉的机会,未来两国将会进一步积极合作解决问题。如果特朗普能够在年内实现访华,这同样也是这次习特会的重要成果之一。
  至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肯定会有所调整,但不会从根本上颠覆既往的对华逻辑。未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仍然在亚太。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在该区域的同盟关系和军事部署与奥巴马时期不会有明显差别,甚至军事存在会进一步强化。未来中美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态势不会下降,双方还是你来我往,总体上难有缓和迹象。
  在贸易方面,美方会继续对中方加大压力。中美贸易问题主要源于不平衡,未来围绕汇率、市场开放、智慧财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双方的矛盾和摩擦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需要双方做出妥协,但大规模的贸易战可能性不大。
  在朝核方面,特朗普对中国抱有很高期望。目前看,半岛局势紧张,朝鲜正准备第六次核子试验。美日韩的军事部署还在强化,美国的战略核武器要重新进入半岛。中方也担心局势进一步发展。由于习特会刚刚结束,美方会给中方留有时间和空间来运作,所以短期内不会对朝鲜动武。但如果朝鲜继续往前走,进行核子试验,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特朗普时期,南中国海问题还存在大肆炒作的可能性,但相较于去年的仲裁时期,可能性明显降低。未来美方将会视情势的需要会派更多军舰频繁在这一区域来巡航,但因为中美都无意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和对抗,所以两个大国在南海不会出大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在对台问题上,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来确认的“一中政策”的框架是不会变的。之前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也是习特会能够举行的重要前提。去年12月川蔡通话后,美国国内精英阶层普遍对特朗普的言行持否定态度,认为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风险很大,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国际上反响也不佳,包括美国的盟友如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都公开表态要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尽管如此,未来特朗普政府还是会在一些方面搞小动作,比如美台军事关系发展,对台军售,提升官员访台层级,提升台湾方面过境的规格,改变过境地点等,这些方面大陆都要予以重视。
  目前中美关系中还存在两点不确定性。一是特朗普团队尚未完全就位,其决策风格还有待观察,美国白宫和国会在处理对华问题上还存在不确定性,还需要继续观察。二是如果朝鲜孤注一掷,走到战争边缘的地步,中方应该要如何发挥作用。如果中方未能妥善协调,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对整个中美关系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我一直对中美关系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上台或离去而发生逆转。对于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美方最认同的内容就是“不冲突、不对抗”。中美虽然有矛盾,但共同利益还是大于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和平与发展还是双边关系的主流。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美很多利益是交融的,有广泛合作的空间。尽管中美在西太地区战略博弈和竞争加剧,但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问题上,双方有共同利益。无论是在朝核、台湾、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破最后的底线,即正面碰撞和对抗。
  不仅如此,中美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已经摸索出一套机制来避免战略误判,双方能够协商和相互妥协,将分歧管控在一定限度内。
  薛力:习特会后中美的变与不变
  对习特会的总体评估,我的看法是:时机并不是特别成熟,迟一点更好。但会面本身确实给外界传递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见面了,谈了许多问题。还有,特朗普出动了一家三代人,以一种家庭氛围与中国领导人夫妇会面,这有助于增进双边的互信。
  我觉得中美关系的格局并不会因为这次见面而有所改变,特朗普作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让他改变理念是不可能的,他还是会追求实际利益。在奥巴马时期,中美会谈的特点是中国谈哲学、谈大问题,美国谈具体问题。这一点在特朗普时代会变得更为明显,美国会进一步给中国列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清单。但特朗普本身的施政基调是美国优先,在这个基调之下,他面临着想做的事情特别多,而手上可用的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
  所以,和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可能总体上会在外部有所收缩。但他也要对军工企业有所交代,所以他会突出一些重点。奥巴马对中国是一种从勘察加半岛到达尔文港的半弧形制衡,我称之为C型制衡,而特朗普会抓一些点对中国实施制衡,我称之为“点状制衡”,如朝鲜半岛、东海、台湾问题等。
  我不太赞成有些人说的美国在遏制中国,遏制的另一种说法是围堵,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实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包围与堵截,这不符合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定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制衡,具体做法是两面下注,即,制衡中有接触有防范,这体现的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理念,不是说要把你堵死。其理念是维持地区力量均势,从而实现地区稳定,而美国则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做法上是:与各个地区的最大国家保持接触,但扶持该地区第二大的国家,如果没有第二大的国家则构建一个国家集团,目的都是制衡该地区最大国家。这是英国人已经在欧洲玩了几百年的东西,现在美国又放在全世界来玩。
  中国崛起是事实,美国认为这导致亚洲力量失衡了,中国可能会做一些以前不做的事情,这不利于地区稳定与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因此,要扶持中国的对手以恢复力量平衡。刚开始在幕后,不行的话就会站到台前,如果亚太再平衡不够,就把印度也拉进来,搞印太再平衡。整体目标还是恢复美国认为的地区力量平衡,或者尽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亚太还是特朗普的重心,但同时我想说跨大西洋关系这种深厚的底蕴是中美关系所不能比的,他们的分歧是文明内部的分歧,而中美之间的矛盾很多方面是跨文化的冲突,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前提下特朗普依然会搞一些新版的亚太再平衡,但是他的策略会从C形制衡转向点状制衡;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台湾问题,可能是他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在这几个点上他会根据需要来处理。当然排第一位的无疑是朝鲜半岛问题。在战略上来讲可以和半岛问题并列的是东海问题,但真正能引发矛盾的还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会相对消停,当然不时会有些波澜,但这种波澜基本上是双方试探底线。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第一,特朗普没想和中国打仗,希望多和中国做一点生意,总统任期有限,而他的商业帝国无限,因此,他大概会希望总统任期完成后在中国的生意有比较大的发展,所以他还是希望中国有些东西给他。第二,美国本身也没有意愿想和中国在南海大规模打仗,两个核大国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第三,美国现在在南海抓手也少了,菲律宾抓不住了,新加坡也不行,越南根本就不可能发挥像菲律宾那样的作用。
  我认为未来几年南海问题是中国把握机遇的一个时机,中国在南海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老是在维稳还是维权之间纠缠,一会儿想维稳,一会儿想维权。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不去主导争端的解决,只想着自己怎么维权和维稳。那么周边国家是没有选择的,只能去找域外国家,这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怕被群狼围剿就想在南海先占一点,很多南海问题研究专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多占几个岛屿再说,就是没有看到南海问题在整个中国外交战略棋盘中的位置,以及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南海所能够投入的资源和力度是有限的。
  有人说,南海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当中的一个澡盆,不能把太多精力和资源都投在这里,陷在里面是不明智的,应该放眼全球海洋利益,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另外,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应该与全球海洋主张具有一致性,避免南海主张和全球海洋利益冲突。
  中国现在的现状是:没有一种明确的海洋政策主张。在黄海和韩国争的时候我们提出一种主张,在东海提出另一种主张,在南海又是另外一种主张,然后再来一个模糊战略。对内我们习惯于“少说多做”或“只做不说”,对外这么做可能会有问题,特别是作为大国面对周边小国的时候,这种不一致战略、模糊战略弊大于利。
  最后说一下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主要是一种认同上的变化,不是因为大陆让利不够,也不是因为大陆不够强大,这种认同理念经过李登辉之后的去中国化特别是学校教育,青年一代认同大陆的已经越来越少。民调表明,假如大陆放弃武力,大多数台湾人将支持独立。这是一个基本面。那蔡英文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对她的标签就是: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女人,她对于台独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从个人特点看,她单身,没有为子女谋福利的问题;出身富家,对金钱不敏感,不像阿扁,有这方面的考虑。基于理念与个人特点,她一定会追求台独。但阿扁追求“法理台独”碰了壁,军事优势又在向大陆方面转移,所以她会吸取教训,更可能做的是事实台独。
  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不要看暂时没事,从长远来看,还是会不断往“台独”方向蠕动。为此,我觉得,大陆需要列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清单,可以列的尽量详细并保持动态更新,这等于告诉台湾,只要你碰了清单所列的内容我就会采取行动。所以台湾问题与其说会被边缘化,不如说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大陆碰上经济衰退,东海出状况,美日联手,加上台独、港独、藏独联动,可能会在大陆引起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些需要大陆通盘考虑、未雨绸缪。
  时殷弘:中美两国结构性关系未来会下行
  首先要肯定习特会上,两国元首会谈时候的气氛要比普遍的猜想和愿景好得多,后来美国攻打叙利亚的行为也没有对整个会面的气氛有丝毫的破坏,所以习特会肯定是美国换了领导人之后的一个好开端。但是,从来没有元首会面只是为了见见面,他们一定谈到了很多重大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是显着小于会谈前全世界包括中国广泛的猜测和预期,我把它归结为“1.5有4无”。
  首先最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同意在今后100天内进行谈判,以此来看能不能有效、显着地缓解中美之间的经贸活动。当然中国可能需要做一点让步,因为这个100天谈判的方向被规定为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和减少中美贸易的平衡。“1.5”就是关于中美磋商机制的建设,我不觉得已经有了四个可以取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协议。有媒体把这个讲成“新瓶装旧酒”,旧酒的意思是大意上要构建的沟通渠道和框架涉及的内容跟过去的中美战略性对话差不多。但是我认为,旧酒有,新瓶还需要做出来,新瓶能不能做出来,多长时间做出来,做到什么程度?又能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原因就有刚刚大家讲到的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度缺乏协调。
  另外,我们需要好好回顾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双方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因为结构性的矛盾双边关系还是有所波折的。之前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好几次就没有达成什么大方面的协议,所以有了瓶子也不见得里面有酿得很好的酒。
  很多人都对习特会有所期望,但相比于会前广泛的猜测和期望相比,归结为“四无”。第一,可能有的说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导弹发展项目,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中国要在已有多方对朝鲜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之外再采取重大的行动;第二,特朗普在高峰论坛中没有提及,更不要说认可习主席多年来提倡的一个中美关系的核心概念——新型大国关系;第三,习主席没有像国内外广泛认为的,甚至在“习特会”开幕前几天提议的那样,给美国大量钱财投资来帮助特朗普建设美国基础设施;最后,特朗普没有像很多人事先猜测预期的那样,表示美国将继续考虑加入亚投行和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我对具体的气氛以及成果的理解就是如此。我想高峰会谈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参加竞选以来对中美关系的威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中美关系的有利因素有四:第一,一百天谈判将实质性推迟和缓解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对立。第二,特朗普可能从中国取得让步甚至投资,因为中国很希望塑造和特朗普有很好的关系。第三,特朗普被迫与俄罗斯对立,在战略上很狼狈,加之有可能更深层次地卷入中东局势,所以特朗普会首先稳定和中国的关系,这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第四,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不管怎么样形势会暂时稳定,当然台湾问题有一个变数因素就是对台军售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利因素。第一,特朗普国内政治地位脆弱。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处在美国党争、社会分裂最严重的时候。理解特朗普目前以及短期内行为的最重要的点,就是他的国内政治基础非常薄弱。民主党恨他,共和党的主流派,特别是在国会和参议院,几乎很少能争取过来。同时,有些东西还在发酵,也许他的政敌在针对他的团队准备材料,甚至现在扩大到他的女婿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非法关系,以及特别是最近美国媒体上反弹得很厉害的裙带关系。《华盛顿邮报》甚至很尖刻地说,为什么他要任命他的女儿,这个权利影响大得不得了。另外,特朗普的团队高度缺乏协调性。蒂勒森之前所讲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可能根本没有得到真正授权,特朗普现在不能脱离迟早被弹劾的可能性。
  第二,特朗普的理想是“美国第一”,至少“美国第一”的经济纲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是一定要推的,而且这也是50%以上的美国人所支持的。如果他三四年干下来没有起色,美国民众是会有反弹的。
  第三,是中美关系。首先中美两国在越来越显着的朝鲜问题上有巨大差异。还有就是,中美两国已经在西太平洋上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军备竞赛和军队竞争,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而特朗普和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有一个决心就是通过实力求平衡,而且就算没有特朗普,美国的军力也正在升级,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第四,日本、印度甚至韩国都有可能在越来越向好的中美关系上做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另外,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审慎修补与俄罗斯的关系。
  中美关系前景在未来三四年内必然是起伏不定的,必然有着不平衡,好话比实质性的合作和互相包容要多。还有就是中美竞争、妥协、对立的战线会不断移动。因此从情势上讲,中美两国关系会起起伏伏,在结构性的大方面则会下行。
  郭拥军:美对台政策走向有五个观察点
  “习特会”开始前,台湾方面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台湾驻美代表处成立专门小组跟踪形势,岛内相关部门会商各种可能、推演预案。蔡英文还为美国轰炸叙利亚一事特意调整行程,听取幕僚相关报告。“习特会”结束后,台湾方面如释重负、直呼“零意外”,吕秀莲更是直言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尽管如此,陆委会在向“立法院”进行报告时还是担心大陆透过建构新的美中互动框架来制约美台关系,影响美国对台海议题的认知与立场,要求美方再度保证“一中”,进而影响两岸关系。
  “习特会”虽然没重点谈及台湾问题,但会晤能够举行的前提就是特朗普在此前与习主席通电话中承诺信守“一中”。而且,“习特会”前,美国多名官员相继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背离“一中”政策。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一票否决权。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到位的表态,这次元首会晤根本不可能举行,更不可能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
  总的看,通过与习主席的电话沟通和庄园会晤,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已经从侯任期间的“脱轨”回到正轨上了。但特朗普政府还是有不确定性,未来有以下观察点: '
  第一,美国政府内部各派势力此消彼长的问题。近期,极端反华亲台的势力影响有所下降,库什纳夫妇、蒂勒森国务卿的影响力在上升。未来要观察白宫、国防部、国务院中极端亲台势力和积极主张发展中美关系的官员之间的力量对比。
  第二,中美关系大局及其中关键议题的走向。中美关系整体态势会牵动特朗普的对台政策走向。如果双方在朝核问题上出现摩擦,经贸上也没有达成让特朗普满意的结果,分歧增大甚至激化,特朗普会不会再次在“一中”政策上改口?
  第三,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未来军售很可能还会进行,但推出的时间点、数量和品质等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作为观察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指标之一。
  第四,美台经济关系。特朗普在乎经济问题,而美台经贸关系存在着类似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问题,包括台湾对美贸易顺差、新台币汇率等。这些问题是否发酵成为美台关系的重要障碍?
  第五,美台高层互动。美台官员的交流层级、台领导人过境美国的规格礼遇等都包含着特定的政策含义。经历了特朗普——蔡英文通话后,美台军政官员的交流会否有显着突破?
  美国新政府的对台政策目前已经基本稳定下来,未来可围绕以上指标进一步观察基本趋势。
  郭震远:结语
  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总发展趋势应该是判断的第一位,不确定性当然不能忽视,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对大趋势的冲击到底如何?这是我们需要判断的。中美关系本来的不确定性就不少,但是不确定性当中也有深厚的确定性。我非常强调、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结构性。
  首先说到中美会不会打仗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不会,就连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都是很低很低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他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有一个判断,包括台湾问题。我总的看法就是特朗普执政,台湾作为美国战略筹码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且特朗普把台湾具体筹码化了。反之,蔡英文却极力强调台湾作为美国战略筹码的地位,这样的博弈构成了美台关系在未来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关于整个美台关系,我并不悲观,但是整个台湾问题我很忧虑,未来两岸关系最大的风险和隐患是什么?就是蔡英文在不断释出所谓善意的掩护下,在岛内大力推进全面的台独化。
  我们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要高度重视两岸关系带来的风险。对于整个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我还是可以用审慎乐观来形容,所谓的乐观是指不会发生严重的、全面的对抗。我的根据就是中美关系的历史逻辑,不能看到摩擦多发就紧张起来,尽管矛盾多发,但是不会有大问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对中国有利的态势。
  今天下午大家谈得很精彩,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当然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对于“习特会”,总体来讲还是应该给予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在特朗普当选到其就任这一段短暂但强烈的对于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忧虑,通过这一次“习特会”有了很大的改变。
  第二,“习特会”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和开端,未来中美关系不会一下子陷入到严重的对抗或贸易战中,而是有了可以谈判、协商、沟通的基础和平台。
  第三,未来的中美关系绝不是一片光明和一帆风顺的,甚至会有相当多的突发性的、相当严重的问题,而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突发性问题,而是在于这些突发性问题总体来讲是可以管控的,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前景。所以,我还是和多数的与会者认为的一样,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可以审慎乐观的,乐观是基调而且是审慎的,不是无限的。
  另外,我还有两个思考供大家参考,第一是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没有?是什么?这个非常关键。作为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大国,关系能否改善能否发展达到一个水准?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双方要有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不仅仅是蝇头小利。更关键的是,中美双方对于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要有深刻的共识,客观存在是前提,但是两国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才是真正能对中美关系发挥重大影响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特朗普是成功的精明的大商人,他的商人理念已经表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对于未来和美国做交易抱以什么态度?我认为,不必担心也不必不满,我们应该看到国际关系最终就是要谈判协商,而从本质上讲谈判协商就是要做交易,中国应该对此表示欢迎。但要有规则,公平公正,彼此要有足够的筹码。我想,中国现在的筹码还不比美国多,但也有了相当的底气,关键是我们要在未来和特朗普、和美国共同来探讨中美之间交易的原则,来实现两国之间公平公正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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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殷弘: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著名美国问题学者,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政治和战略、美国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学术兼职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理事等。2011年2月17日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及《美国研究》杂志编委,主要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国内政治及大国关系。1999年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参着并出版的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国际评论约350篇。
  陈须隆: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关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并被聘为中国人权研究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理事、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郭拥军: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曾获小阿瑟·施莱辛格研究奖学金,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兼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陈文鑫: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史硕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读博士。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
  薛力:政治学(国际政治)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近年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06日 来源时间:2017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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