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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是制度之争 贸易战只是表现形式

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已有 6649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郑永年教授昨日(9月15日)在新加坡的醉花林俱乐部以《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制度之争》为题发表演说。他说,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两国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更重要在制度领域,两国竞争的核心归根结底在于“如何治理国家”,贸易战是这种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未来世界须“和平共存” 不可能只有一种制度

在被问及中美贸易战中的“临时协议”时,郑永年认为“临时协议”意义不大,双方需要探索更加全面的合作和贸易框架。但他强调,两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比起其他形式的竞争,两国通过贸易战的形式要好多了。

郑永年指出,中美两国之间依赖程度很高,两个国家也不会走向自我封闭,因此这两大经济体要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这和从前美苏的情况有所不同,难以形成“冷战”,也不可能催生“热战”,因此他认为两国将维持自己的一套体系继续相互交往。

“中美双方的体制谁也取代不了谁,都是自己文明的产物”。他预言以后的世界是“和平共存”,不可能只有一种制度。

郑永年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三层资本结构”,除了顶层的国家资本和底层的大量中小型民营资本,还有中间一层是“国家和民企之间互动”的部分。在这个结构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是管理职能、责任的一部分,国企作为政府实现干预的手段之一,是“大家痛恨的对象,但也是中国成功的地方”。对于这类政府角色,美国很难理解,美国的制度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不希望中央政府太过强大。

决策执行与监察 中国“三权”沿袭2000多年

他说,西方经济体制从效率上来说可能会更高,但中国体制对经济管制能力则更强,避免了金融危机延伸到中国。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但事实上,如今中国约80%的创新都来自民营企业,并占据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有企业主要承担了基础建设,民营企业也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在政治体制方面,郑永年说,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政治的“三权”是沿袭2000多年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他进一步解释,决策权相当于皇权,而执行权则是(宰相的)相权。虽然皇权不可撼动,但相权是开放的,通过考试进行选拔,让每个人都有执政的机会。

美国“使命感”很强 中国则以自身文明为基础

提到“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弱化民主,郑永年说,太过集权当然不好,但任何制度都必须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是需要集权的。“如果要好的民主化,一定要把制度都建立起来”。他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困境,就是如果太过集权,很多事情无法进行;但如果不够集权,制度又建立不起来。

郑永年说,社会从工业化发展到如今以“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对西方经济冲击很大。从“共享经济”演变成“独享经济”,造成了越来越多经济上的不平等,中产阶级人数大幅度下滑。郑永年指出,中产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阶层,不会太过激进,这一部分人减少,就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前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互配合,现在两者却互不配合,这也影响了西方整个体制的运转。

郑永年说,美国是“使命感”很强的国家,华盛顿希望可以改变中国。当看到中国和自己相向而行,就会慷慨提供帮助;一旦发现中国背道而驰,就想要围堵、打击对方。但中国是以自身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发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有机的统一,不会产生和西方一样的政治和经济。

他说,“从西方观点来看,民主的理念没有问题,但解释不了中国,也判断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发展方向特别明确,不会走向西方,而且会‘越来越中国’”。他还说,中国的文明是世俗文明,不是宗教文明,具有包容性。中国制度无法变成西方制度,但并不排除西方价值,只是实现方式不同,“可行的理想是理想,不可行的理想是空想”。

昨天下午的这场演讲是由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合主办,吸引了400名公众出席聆听。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6日 来源时间:2019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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