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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协同合作才能皆大欢喜,否则只会自损己利

作者:应国民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应国民(George Yin),1949年生于纽约,祖籍上海。他是弗吉尼亚大学退休荣誉教授,主要从事税法研究。2003-2005年,他曾担任美国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参谋长——这是美国税法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公职之一。

  虽然应国民曾经在家里的黑白老相片集里看到过某些上海老房子的一角一隅,但是亲眼目睹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建筑,还是带来了与这座城市一丝特别的亲近感。随着他迈开步伐,踏访百年前家人曾经行走的大街小巷,对先辈的崇敬和对时空转移的感慨不免在心中油然而生。
  今年10月下旬,应国民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他此行的目的不仅是观光旅游,更重要的是追寻家族长辈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上海出发,远赴大洋彼岸,成功实现了华裔版“美国梦”。
  “据我们家人所知,我父母的祖辈都来自离上海不远的农村小镇,他们各自经历了颠沛流离和迂回辗转,最终落脚在了上海,”已经迈入古稀之年的应国民介绍道。

应国民和女儿劳拉在其母亲家旧址
合影留念。这栋位于上海愚园路的老房子现在属于同仁医院,正在翻修。
  应家及其亲属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对外国人和外国事务持开放接触态度的中国家庭之一,他们也是最早接纳和支持西式教育的中国家庭之一。
  从这些家庭里走出了敢为人先的商界领袖、无私奉献的教育志士,也走出了锐意进取的政治大家。比如,应国民表哥的爷爷史悠明就是清末民初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他的一位远房亲戚颜惠庆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担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
  自豪的新“上海人”
  虽然家族里出了不少名人和高官,但事实上应国民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知之甚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一直培养我们自食其力,不能靠沾亲带故来谋取私利,”应国民解释道。
  直到几年前,一本关于他外公的传记出版问世,让他重新燃起了追溯家族历史的兴趣和热情。通过阅读该书,他第一次了解了外公一步步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孩子变身为一代出版大亨的传奇人生。
  一切源头要从1882年盛夏的一天说起。在上海郊县的青浦,11岁的夏瑞芳独自一人偷偷上了一条渡船,这个“农村留守儿童”决定去大上海找妈妈。他的妈妈在城里一个美国牧师家里做帮佣。
  这是夏瑞芳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夏家和美国的渊源也从此进一步展开。夏瑞芳妈妈的雇主范约翰建立了上海第一座美国长老会教堂,还办了一所教会学堂(即后来的清心书院,上海市市南中学的前身),收留流离失所的逃难儿童。当时这所学校已经开办了20年有余。“范牧师心地善良,收留了我外公,允许他住在他家里,还让他在他办的学校读书。这无疑改变了外公的一生!”应国民说。
  打下良好英文基础的夏瑞芳后来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找到了一份做英文排字工的工作。1897年,年仅26岁的夏瑞芳和三位好友共同创建了商务印书馆。他们很快把一家印刷小作坊发展成了中国最负盛名的现代印刷出版机构。在新旧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在为国人引介世界先进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夏瑞芳及其夫人育有一子八女。图中左下
角坐着、手持兔形玩具的小女孩是应国民的母亲。
  不幸的是,夏瑞芳英年早逝。1914年,在宣布购回外国人股份后不久,他就惨遭刺客暗杀身亡,幕后黑手至今仍无定论。
  或许出于对早年在美国教会学校学习经历的感激之情,夏瑞芳非常推崇西式教育,在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更是如此。应国民的母亲夏璐韵(夏家八千金之一)就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沪江大学(两所都是美国传教士建立的学校),20世纪30年代远赴纽约,前往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夏璐韵在中西女中留影,大约摄
于20世纪20年代。
  她后来嫁给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化学专业的应和春。两人在美国相识相恋。应和春的祖辈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乱中逃难到了上海。他的父亲应玉书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知名的民族品牌之一——冠生园食品厂的股东之一。
  1968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应和春的报道。他一个人单干,创办了一家小型进出口公司,但业余热衷科学发明,曾获得一项计算尺的专利,后来由于电子计算器的普及而被取代。
  “我的父母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国内的家人劝他们延期回国,因为当时国内外战局动荡,很不安全。于是我的父母就一直不断地推迟回国计划,直到后来决定留在美国成家立业。”应国民解释道。
  虽然应国民的父亲出差时曾在国内短暂逗留,但他的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我知道他们非常想念上海,”他不无惋惜地说。八十多年后,当应国民来到父母出生的这片土地之时,他们的心愿借着儿子的脚步似乎终于实现了。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应国民找到了祖辈在上海老“法租界”附近的住所。他还参观了母亲曾经就读的学校——现在的上海市三女中。

应国民和家人朋友在位于新闸路的父亲家的老
宅前(左图)和母亲的母校(右图)合影留念。
  随着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足不出户也能尽览世界各地之景。但是上海的独特魅力还是让应国民为之倾心。上海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历史与现代多重元素的交织融合。“当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滩了。黄浦江的一边,欧式老建筑展现了厚重深邃的历史风貌,而另一边则处处体现了现代繁华。这太棒了!”
  虽然应国民只在上海停留了短暂的几天,但他已经变成一位自豪的“上海人”了。“还有一点,我此前早有耳闻,但直到亲临其境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海这座城市国际化程度很高,这里的居民不仅见多识广,而且非常新潮、开放!”
  “和美国的纽约非常像!”他补充说。
  国会山上的中国面孔
  虽然最初是打算回国的,但应国民的父母最终还是在美国扎下了根。然而,他们所处的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依然泛滥猖獗。美国联邦政府最早于1882年通过了旨在禁止所有华工移民的《排华法案》,此后又于1924年增加了额外限制条款。虽然《排华法案》于1943年废除,但直到1965年后才开始出现大量的华裔移民。应国民的父母因此非常注重让子女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希望我们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环境,并在这里过好日子。”他说。
  而这正是应国民一直努力实践的。尽管不乏荆棘坎坷,他在事业上干得风风火火,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成为了所在律所(美国律所前百强企业)中第一个亚裔律师;后来他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成了该校法学院第一个获得终生教职的亚裔员工;2003-2005年,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非白人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参谋长。
  作为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员工主管,应国民需要密切与国会议员合作,深度参与税务政策制定的几乎所有环节。他和同仁们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起草税法条文、组织调研、评估并向立法者解释税务法案涉及的经济和法律影响,同时还要对国会受理法案的财政效果(会增加或减少多少收入)做出最终判断。

2004年,应国民(右)与时任美国国家税务局局长马克•艾
弗森一起出席国会听证会,就慈善组织相关问题作证。
2019年2月,应国民参加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讨论是否有法律依据要求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公布纳税记录。[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对众参两院同时负责,既要服务共和党议员,也要服务民主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员工的角色因此也变得极具影响力,又充满挑战。“国会里的大部分人都属于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但我们的员工必须保持中立,”应国民解释道。“所以我们经常受到各方批评,因为众口难调,总有人对某些事务感到不满。”
  有的时候,“得罪”的人里可能还包括不少位高权重者。有一次,一份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拟定的报告结论就引发了时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的强烈不满(托马斯在聘用应国民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托马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他不请自来,突然闯进了应国民的办公室,要求立马见到撰写报告的人。
  应国民当即意识到,如果真按托马斯说的做,那他很有可能会要求撰稿人改写报告结论,或者直接炒了他的鱿鱼。这样显然不妥,因此应国民拒绝了这位怒气冲冲的国会议员。“我告诉他,‘如果你想炒了谁,就炒了我吧!’”他说。
  应国民态度坚定,但是坐在门外的秘书却忧心忡忡。应国民的办公室门虽然关着,但里面的争吵声、吼叫声此起彼伏,她真担心里面的人会打起来。面对施压,应国民依然坚持原则,他告知托马斯,报告的结论是整个办公室的集体研究结果,不会改变,最后托马斯只好悻悻然而去。“我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我的员工高度遵守职业操守,不因恶意批评而妥协,”他说。“同时,我也要确保国会议员们尊重我们的工作成果,他们需要知道我们不会被政治和党争所左右。”
  在国会任职的几年里,应国民曾多次卷入风口浪尖,但他始终确保了联合税务委员会工作的高效与公正。这当然需要对原则的一以贯之,但事实上,应国民事业的成功也离不开对自己的高要求,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积极乐观的态度。
  当被问及作为华裔的身份是否给他的职业道路带来了负面影响时,应国民坦言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劣势,但是有的时候,这也能变成优势。人们不太会忘记我的名字,不太会忘记我的长相,所以如果我做得好,大家就更容易记住我;当然,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们也很容易记住我,”他笑着说。
  自诩为幸运的一代,应国民认为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他出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对不同文化也变得越发包容和开放。“我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很多好机会,我只是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已。”
  协同合作最重要
  在成为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参谋长之前,应国民曾经在美国司法部税务局、美国索赔法院任职,还曾担任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多数党税法顾问。不管是政府工作经历,还是私企执业岁月,或是高校学术生涯,都让他深刻体会到,“中美税法专业人士交流合作的机会和空间都还很大”。
  应国民就曾于2011年参加了一次在辽宁锦州附近举办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和立法国际研讨会。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该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德国的一个机构联合举办。
  与会人员包括来自中、美、德等国的从业律师、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应国民做了专题演讲,分享了他在税法制定领域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包括如何平衡税法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正在税制改革领域迈开大步伐,亟需聆听全球专家的真知灼见。应国民认为美国经验有可取之处。“一个可以借鉴的主要方面就是对税法政策的推进贯彻和管理落实”,他指出,“美国推行的所得税制度历史已逾百年,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处理棘手问题的经验丰富,很多问题是具有共通性的,是各国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不仅如此,应国民认为跨境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使得制定税法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国际合作也史无前例地变得越发重要。他进一步解释说:理论上,世界各国都可同时据理对某一段资金流征讨一定的税收,因此必须找到公平合理的方法平衡各国的利益,避免向相关企业过度征税(或因此削弱跨境商业活动)。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重重的领域,”应国民说,“世界各国越是协调合作,越有可能达成皆大欢喜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交流的作用就变得更为突出,也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应国民坚定地认为,“任何接触交流的机会,包括教育领域的交往,都能帮助我们冲破文化障碍、消除误解,从而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早在1970年,应国民就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成为美国教师团(US Teacher Corps)的一员。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一直在高校法学院执教。近年来,他认识和教过的美籍华裔学生和中国学生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左图]1994年,应
国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课。[右图] 2019年4月,弗大法学院的教职工们
欢送上完最后一节课的应国民。
  “中国来的学生总体上表现很好,当然他们在语言和适应美国文化方面的能力有差异,”应国民总结道。他同时注意到很多美籍华裔学生如今都是双语人才,这让他们获得了竞争优势。“不像我父母那一代,他们在家里只说英文,因为他们希望孩子们尽快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现在的家长们更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双语能力,这点让我很羡慕呢!”
  在应国民看来,沟通交流和协同合作的机会,不仅有助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减少误解、增进互信,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共通性远远胜过差异性。比如,他认为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品德在美国大众中也很受推崇。“举例来说,努力工作、诚实守信、尊重长者、重视教育等等,这些价值观是大家都认同的,我也一直践行着这些传统,希望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尽管媒体上对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的舆论甚嚣尘上,应国民始终希望两国能够加大力度改善相互理解、增进彼此协作。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须对所有事务持一致意见,但考虑到中美国土面积之大、国际地位之高、军事力量之强,合作对两国、对世界都太重要了。
  “诚然,每个国家各自都要为本国利益和本国人民的福祉考虑,”应国民说,“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国家之间不协同合作,只会损伤自己的利益;不仅是在两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不相互磨合共进,对大家都不好。”
  采写∣叶君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6日 来源时间:2019年1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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