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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一国两制”的实施基础、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愈演愈烈,成为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波,全球关注,并直接导致香港第六届区立法会选举中“泛民派”对“建制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一风波使“一国两制”的实践受到重大挑战,反映了“两制”的内在矛盾,甚至对其未来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笔者认为:“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性认同或策略性宽容;哪种成分占主导,是对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相关设想的两种不同解读的主要区别,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一国两制”在现实中遇到的几次挑战,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陆、港双方战略性认同不足,以及策略性宽容的缺乏;“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首先取决于大陆未来对于战略走向的选择能否使双方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如果不能,则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一)两种不同解读

 “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创举,它试图让政治、经济、社会管治方式截然不同、本质上非常矛盾的两个体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共存。这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两者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一方处于中央而另一方处于地方)、其上没有中立协调与裁判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之间要么具有战略性认同,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欣赏与认可,要么能够实现策略性宽容,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不得已接受。

“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国两制”至少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就更没有理由变了。基于当时的特定背景以及政治人物的表达智慧,邓并没有对这句话进行具体阐释,为后人解读这句话留下了发挥空间,但也留下了分歧。这一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对于“两制”属于战略性认同还是策略性宽容的认识不同。

很多人都认为,邓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并保证其五十年不变,不仅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考虑,更是着眼于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考量: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东西方桥梁作用,不仅利用香港吸收西方国家的丰富资金与先进技术,更利用其引进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优秀成分,甚至可以将香港作为大陆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田,以促进大陆的改革开放;而邓之所以提出五十年之后更不会变,是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双方的体制会越来越融合,最终会自然由“两制”走向“一制”。如果这一理解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大陆对西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一种战略性认同。有了这一战略性认同,大陆自然就不会想去改变香港的体制,而会想方设法利用香港来促进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来,双方自然能够和谐共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理解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部分人的理解甚至可能恰好相反。在他们看来,“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只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性之计:当时大陆的实力还不足以吸引、影响、改变香港,因而不得不对香港进行策略性宽容;香港回归以后,随着大陆的发展,大陆可以逐步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体制方面影响香港;五十年之后,香港会逐步被大陆同化,因此当然不需要刻意去宣布改变香港的制度了。按照这一理解,大陆就只会利用香港来吸收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最多借鉴香港与西方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成分(战略性认同的上限),而对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则会始终保持警惕态度,时时会提防香港(或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对自己进行政治“渗透”,甚至会想方设法对香港实行“反渗透”,逐步改变甚至同化香港的政治体制。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难免产生摩擦与冲突,其冲突的程度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二)两种战略选择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即战略性认同与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谁占主导,取决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大陆的内政,与大陆自身的战略走向密切相关。

1980年代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重:不仅经济体制上淡化计划色彩、增强市场色彩,政治体制上也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并开始实行“党政分开”,探索建立权力分散与制衡体制。这实际上标志着大陆在全面借鉴西方国家的体制模式。如果按照这一改革思路一直走下去,那么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一种理解就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现实,双方的战略性认同会占据主导地位。

经历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大陆1990年代及其之后的改革思路有了重大变化,出现经济体制改革高歌猛进、政治体制确保“稳定”的显著特征:在经济上正式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尽管与西方还存在很大不同);但在政治上不再强调“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与制衡,相反却出现党政重新合一、权力重新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下,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二种理解更加接近现实,大陆与香港的战略性认同程度降低,而策略性宽容成为维系“一国两制”的主要方面。

(三)三次被挑战的根源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港、陆双方三次大的摩擦与冲突,即“一国两制”遇到的三次挑战,就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双方战略性认同的不足,而策略性认同又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一是围绕《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冲突。香港民众认为批评大陆政治体制是言论自由与香港体制的一部分,部分人甚至会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试图影响、改变大陆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他们肩负的对国家的“使命”,也是确保香港政治体制长期不变的根本保障。而影响、改变大陆政治体制就会威胁大陆的政权安全,在大陆的政治语境中,等同于威胁大陆的“国家安全”,因此必须通过立法进行严格限制。

二是此次的“反修例”风波。此次风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司法体制的高度不信任,不仅担心修例之后港人在大陆的非政治违法行为在大陆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审判,更担心其可能会由于批评、反对大陆的政治体制而受到大陆的抓捕,也就是担心大陆的司法体制与政治管制“渗透”到香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例”是反23条立法的延伸。

三是围绕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矛盾。这一矛盾由来已久,也是此次“反修例”风波中香港“泛民派”的“五大诉求”之一。香港“泛民派”争取的是完全超脱于大陆掌控的、绝对自由的欧美式“双普选”。而大陆则担心这样选举出来的特首与立法会宽容甚至支持反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异见人士,使香港变成异见人士的天堂与“渗透”大陆的基地,威胁大陆的政治体制与政权安全,也就是大陆语境中的“国家安全”。因此,大陆对这样的普选坚决反对,只能接受有条件的、候选人符合自己确定的“爱国爱港”标准的“双普选”。

因此,香港回归以来陆、港双方的三次严重冲突,其基础都在于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缺乏战略性认同:一方面,港民对大陆政治体制高度不认同;另一方面,大陆当政者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政治体制也不认同,并没有借鉴西方政治体制推进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意愿,相反却对这种意图保持高度警惕。这就说明,无论邓小平本人讲话精神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前述第一种解读(大陆会借鉴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促进自身改革)都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可能只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后一种解读则离现实更加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大陆1990年代后对改革思路的战略选择的自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双方摩擦与冲突程度的唯一可能,是双方的策略性宽容,即双方认清互相缺乏战略性认同这一事实,意识到试图强行改变对方可能会引发激烈冲突,因此转向自我克制,不去试图改变(至少不去强行改变)另一方。但遗憾的是,这种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也未能很好实现。几次冲突中(特别是后两次冲突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妥协,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此一来,“一国两制”遭遇严重现实挑战,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四)未来发展之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自然得出结论:“一国两制”未来能否平稳发展,首先取决于未来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能否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未来战略走向,取决于中国当政者未来对大陆道路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战略选择。如果战略性认同不能恢复或提高,那就只能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性宽容能否得到维持。如果双方既缺乏战略性认同,又不能维持策略性宽容,必然会导致冲突加剧,“一国两制”之路也会充满崎岖坎坷。

最后,笔者要特别说明,本文旨在对“一国两制”的实施基础、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进行事实分析,对陆港双方的选择不进行价值评判。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2日 来源时间: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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