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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迈越:两个“陷阱”与“美国工厂”–升级美中关系之路

作者:程迈越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783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本文获《中美印象》2019年有奖征文一等奖)
引子

  基辛格高足,哈佛国际关系教授小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1940年3月23日[1] 2010年提出的詞彙「修昔底德陷阱」廣為世界所知,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源自希腊史开宗大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的名言: “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的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雅典崛起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他認為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面對這一階段。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或译为塔斯佗陷阱,是一个政治学理论术语,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这一术语在中国当代最早见诸中国美学家潘知常的2007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后成为中国学界和媒体的高频词汇。

  描述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而塔西佗陷阱则真实不虚,可以给美国的决策圈带来理解中国政治的洞见。为中美两国17亿苍生计,渡过今日中美关系的风波之川,抵达稳定共荣的彼岸,需要当局者穿云拨雾,设计高维的框架,打造持久的根基,构建稳固的新桥。

  修昔底德陷阱,简而言之,就是第二强国崛起,挑战老霸主,不免一战。这个命题,是基于地缘政治的逻辑,从战争的三大源动力(利益、恐惧和尊严)入手分析,推演出军事冲突的竞争形式。这个模型是否适用于本题?如是我析。

1. 天下共识,今日中国之盛,始于1979。

  我们来看看定义现代中国政治的几个重大里程碑:1921(中共成立)、1927(PLA之始)、1949(PRC成立)、1976(文革结束):似乎都不是中国经济起飞之源。

  今天回首四十年,1979的最重要事件,看来或许就是中美建交 – 美国为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关键必要条件;“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或者说,无处开放,则无从改革。自1979始,中国融入战后美国主导并负总责的国际经济体系,市场要素才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中国的改革,源源不断输送价值,甚至渡过了30年前的重大挫折。大跃进年代超英赶美之梦,在美国暨WTO接纳中国入世之后,终于成为现实。

  可见,中国能够被看作美国的“挑战者”,成为无人争辩的“天下第二”,根本就是美国1979年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成功的结果,是中国开放战略的结果。当然,中国人民的举世无双的勤奋努力也是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能说国人以前不能、或者没有勤奋过。过去的勤奋努力,似乎没有导致今日之局面,似非其源。

2.  再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承担世界第二的军费开支(据统计达2000亿美金),接近美国的30%。然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完全是基于其市场,以及号称“世界工厂”的国际供应链地位,既缺乏所谓“软实力”,军事力量亦不成依托;除了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争议之地,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具备在世界舞台发挥军事影响力的意志和能力,更谈不上挑战美国军事地位及世界警察作用。

3.  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已)被中国超越,她依然是世界唯一有能力以军事力量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军事上其唯一可能的(局部)挑战者还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

4.  综上所述,中国对美国所谓挑战,是经济领域的现象,是基于国际市场的竞争行为,远远没有升级到军事领域挑战美国的现实可能;修昔底德陷阱,用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战争的逻辑来看待、分析中美关系,类似用西医语言及工具去解释中医,貌似有理,实则失之于神,难免误导,陷入“安全悖论”(自我实现的预言),通向双输之结局。借用布鲁金斯学会李成教授之言:人们不应当以20世纪的方法和19世纪的思维来考虑21世纪的战争。

  虽然塔西佗陷阱也是来自西方的隐喻,在中国的知名度或许超过了美国。我曾经问过一位在美东名校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年轻朋友,她对于修昔底德陷阱之概念,比之塔西佗陷阱熟悉得多。后者,其教授从未在课堂提及。真是幸运的美国,尽管选上了一个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几乎“同仇敌忾”的总统,天天口诛笔伐,无时不想弹劾,白宫的信誉还远未沦落到援引塔西佗之喻的地步。

  正视现实,正在崛起的中国没有这个幸运[2]。本文限于主题我们不展开分析其原因,但是,基于政治学常识,一个政权如果奉行对外进取的扩张战略,其首要条件就是内部的稳定。塔西佗的隐喻,显示中国政府维护内部稳定之不易。如此来看,中国的对外诉求,是对其自身生存所需之市场空间的诉求,而非强国稳基之后的势力范围扩张之战略,依据的不是军力,而是市场力[3]。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为西方诟病的南海,中国尽管终于进行了一些岛礁基地建设,其诉求依然是始自现代中国(1911年民国时起)的南海诸岛的概念和范围,居于守势,与邻国争执力度还不及70年代与南越海军冲突的西沙之战。作为核子大国总要养一些武力和鹰派,自然也会有比较强硬的言论,但是究其实质,就是要个大国的面子,以及阻吓台湾公开独立的行为。

  换一个中国国内政治生态视角 – 圣人言:学而优则仕。中国历史上为官从来是“职业首选”,本朝也不例外;一度万人空巷考公务员,似乎也印证了此说;不过本届领导上任后,知其不可而为之,居然做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通过反腐把“各级领导”管住了。于是渐渐有了一个新词:“官不聊生”,好歹把老百姓对公务员的美好向往打了个折扣。反腐的严酷手段,反映内部利益冲突之烈,这可能是对中国领导核心的最大的威胁来源。

  引申开来,居高位,真负责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核心总负责”,实在不是件容易做的工作,比之故国宫廷往事,怕是没有嘉靖、乾隆的福气,更可能是雍正、崇祯的压力。 囿于内忧及统一的大局,中国在可见的未来(i.e.当前领导人治下),不具备军事扩张的意志、愿望和能力。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之喻,是个颇有深意的警示,但是没有接到中国政治的“地气”,是美中关系领域的伪命题;它的意义在于警醒中、美决策者避免沟通中的误解及战略上的误判;而此说之害,在于这种宿命论色彩的负面比喻,可能陷入安全悖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给双方合作的潜力设限,导致两国巨大机会成本。

  大家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何种境地?真是危机重重吗?中美真的有意识形态的本质对立吗?

  修昔底德之说,把中美关系完全置于地缘政治框架下“老大老二之争”,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川普总统治下美国注重经济实利的表现;但是美国依然很多“反华”声音出于其“共产党中国”的定义。不幸中国官方基于其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也不能有力反驳此议,这也是中国政府当下面临的塔西佗陷阱的一个根源,我们议论中美关系之远景大局,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夫子之道,听其言观其行。探究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实质,有时,还需要“反”其言而观其行。

  行文至此,正值PRC七十周年,隆重表彰42位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相当于历朝历代的册封勋爵榜单,体现当今国家最高利益和推崇行为的人物样板。我们就此稍作解析,看看今日中国的价值取向。

  42人中,去除代表开放姿态的6位外国友人,所余36位当代中国最高“勋爵“可分为科技、文化教育、工农劳动者、军队及官员等几个领域,其权重分别为31%22%17%19%11%; 涉及意识形态的只有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具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背景,但是其建树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而修正之,并以其教授身份列名为高教界代表,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稀薄[4]。培养、掌握原创影响力的科技、文教的代表超过50%,服务于政权的行为楷模占所余47%,没有入选纯粹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所谓“共产主义”的精神亦不在表彰之列。

  如此看来,本届中国政府重视的是科技生产力,本土文艺的影响力,基础教育及经济学、法学研究,以及忠于政府并彰扬民族主义的行为样板。如果认为中国目前性质还是共产主义为目标,“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权,尽管这么看中国的人可以够格成为共产党宣传部的模范生,这种观点可能是“离事实最远的认识(canno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今日中国奉行的是现实主义的威权体制,官方意识形态只是表象,更无心输出革命或制度。其国际影响力,在中文尚未成为国际交往的语言之阶段,几乎完全基于其经济实力(市场容量+制造业供应链),其利益更多来自融入西方市场国际分工结构的合作,而与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性控制关系并非其核心利益[5];其行为和利益是可以基于市场原则预测及调控的。中国的“开放”策略,依然代表其根本利益、无法轻易更改的主旋律,用老旧意识形态“套路”中国,不免陷入其国内政治利益的纷争(quibbling)而遮蔽洞见。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期 (recalibration),也是中国地位重估的必经过程,如同幼童快速长成,达到成年,待遇环境和行为准则开始转换,过去的游戏规则不再适用。

  所谓贸易战,也就是重新定义规则的谈判过程。叫价还价,不免有些噪音和变调,不应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无论你的立场和喜好,双方都无法悖逆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中美各自都会给与对方继续生存、发展的空间,继续创造并分享合作带来的利益,也不可能提出或接受危及各方政治生命的诉求。核子时代的紧身衣,保障我们没有“热战”之可能;针对上述两个“陷阱”的分析,美国也可以明了“中国挑战”的本质,冷战亦无可能。

  究其实,中美是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对手(a pair of economic rivalry), 扭曲(amplifying)对方实力的陈述[6]也是警示、鞭策自我改进的方法,贸易战不过是双方重建信任的“长征”一步。

  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确实有重大代价,对两国及相关方造成巨大困扰,因其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不但影响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预期,也在微观层面,从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人开始,触及无数个人的经济利益。

  中美贸易争端,已成为川普政府上台后最具杀伤力的显要议题,超越经济范畴,考验中国核心领导的临机应对,也成为中国政治的重大挑战。称之为一场危机也不算夸张。

如何应对危机?

  在此重温习主席首次访问川普总统时的表述:“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搞好关系,就是建立并扩大共同愿景,改进并加强沟通信任,扩大互相依存的基础。己所欲,施与人。

  基于本人三十年浸淫美国商业文化和契约环境,以及近二十年穿梭来往中美两地沟通推动民间企业合作的点滴经验,我认为踏上坦途之枢纽,就是升级 – 从贸易关系,转型为投资关系。

  什么是贸易关系:“交谊舞厅一支曲子的舞伴”。

  基于眼前的利益格局的短期交易关系,通常一事一议,承诺程度较低,基于比价而定,对家可以随时转换。

  什么是投资关系:“芭蕾舞台上的双人舞伴”。

  基于共同愿景的、事先以契约确定投入及分配原则的长期伙伴关系;注重长期利益,遇到环境变化通常愿意协商调整,以维护共同利益;关系较为稳定,对家不能轻易转换。

  如何实现升级版的未来中美关系?

  投资于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 Ohio),以2008年废弃的GM卡车厂为场地,曹德旺的美国工厂,克服了可以想象到的各种障碍,抵制了当地制造业传统的UAW工会,终于在四年后实现盈利,给当地带来了1500余个稳定的工作。“Chairman Cao”在当地得到极大的尊重和荣誉,工厂门前大道被命名为“福耀大道”。

  这个案例由Netflix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传之于世,给我们以启发 民间企业家是最接地气的人群,他的案例,可能启示一条接中美两国地气的、引领两国关系驶出风暴的升级之路。

  促进对美基层投资,这个观点之原创自有其人,我不敢掠美 - John H. Sununu州长,老布什总统的白宫幕僚长,是这个充满智慧和远见的战略的发明人。他在会见中国金融界访客时建议,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应该超越通常的“两岸”及中心城市地域,而认真考虑广大的美国腹地,在“真正的美国”造福于当地居民。

  分析“美国工厂”案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征

·       主角 - 参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细分市场领军企业

·       属性 - 基于市场原则的私人部门

·       时机 - 产业面临从中国到国际(美国)的转移

·       成功标志 - 在美国基层创造价值和就业机会

  围绕汽车产业链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的先驱是万向的鲁冠球,其企业在美国运营已经超过20年了。友人中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曹姓企业家则是逆势而上,气魄直追前辈,在南卡完成了在美国第一个投资项目,创造了近300个当地工作机会[7]。万向、福耀、模塑是富于开拓精神和全球视野的中国制造业范本,代表着中国面向未来最有生命力的企业家精神。这样的美国工厂,希望可以多些。

  这个投资逻辑,见之于过去四十年美国(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实践,构成了中国开放策略的利益基础,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于世界(包括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渠道。显然,如果美国在过去四十年对华战略做对了什么,应该就是在这个方向。之所以美国目前对中国有如此之影响力(leverage),以及习主席的“一千个理由”指示,也源于此。

  美国总体受益于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其分配制度的缺陷,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目前只占其GDP不到10%)而产生的失利者没有能够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这个局面完全不是源于中国之所为,也不会因为打压中国而改变[8]

 如今是中国决策者换位思考,运用同样逻辑的时刻(it is high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apply the same logic for their role to positively manage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有一个立场必须明确:中国的继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繁荣,是以美国的继续强大和繁荣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

  这种基于市场可行性,由中国民营企业主导完成,融入并惠及美国基层社区的投资,应该成为中国回馈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载体。中国基于其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也面临制造活动出境(offshoring),调整国际布局的挑战,正是考虑对美投资之时。美国应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新边疆

  中美当局者可以做的,应该是鼓励、支持这样的投资活动并使之落地(facilitate these efforts) 。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也许未来应该译作“美中投资委员会”。中美关系,应该从贸易关系为主,升级为投资关系为基,互相以对方的经济繁荣为前提,从共生推动共荣。这才是渡过风波河之桥,长治久安之策,实现习主席“一千个理由”愿景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1]為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 (英語:Thucydides's Trap) 一詞。[1]曾擔任美國總統隆納·雷根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2]

[2] 2014年3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以此隐喻示警公务员。

“。。。 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3]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8万亿美元,全球第二。已经连续5年服务进出口额全球第二。

[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94岁的教授卫兴华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准确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较早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可进行竞争进行了论证…”

[5] 叶简明的中国华信显然是试图搭乘“国际资源控制战略”的精明尝试,基于“国家利益”收购油气资产的业务亦很可观,本身也未出什么纰漏,但是其成绩未获认可;叶在2017年被双规,华信的主要资产也被国有能源公司接管。

[6] 美国对于中国模式(产业政策)的重视及批评,有点像中国自由派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夸奖,都超出对方国民的基于切身体验的认可

[7] 2016年4月,江南模塑投资2.8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莱那州的格林维尔开工建设第一家海外工厂。仅仅两个月后,又投资1.8亿美元,在墨西哥中部城市圣路易斯波托西建设第二家海外工厂。两家北美工厂都为宝马配套。(http://www.jymosu.com/news_list.asp?classid=56&id=1081

[8] 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来自日本、韩国等产业升级的调整,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个调整过程继续,其份额可能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国,宏观上美国总体的贸易结构是不变的。见卡耐基中心资深研究员 Yukon Huang 的分析。(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xperts/533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来源时间:2020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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