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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半脱钩、联欧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作者:田飞龙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引言:半脱钩与贸易战的持久化

    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诸多讨论意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强调现阶段还不具备体系化对抗的能力。这种判断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也是基本事实。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宏观定性与战略应对,需要一种介乎“完全脱钩”与“完全依附”之间的中间性概念,“半脱钩”理论即提供这样一种概念建构的尝试。“半脱钩”不是一种建构性事实,而是对中美贸易战下中美关系基本状态及其长期趋势的事实性判断与概括。半脱钩不是要跟美国完全脱钩,而是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关税、技术禁令和学术交流禁令主动寻求与中国脱钩,并且通过脱钩的极限压力测试来看美国经济和美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摆脱中国市场。脱钩的尝试和压力主要来自于美方,根源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我们则一直对全球化进行依赖、追随、模仿并获取其利益。美国认为这种“中国获利”模式必须终结,新的经贸关系必须确保显著的美国利益,否则就是不公平贸易。         

我们思考的宏观方向是基于“半脱钩”的基本事实,认识到即便中美达成暂时性贸易协议,都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美国接纳中国进入它的全球化体系的固有框架,回不到过去。这个时候要稳健地维持“半脱钩”状态下的接触政策,要严肃面对中美平行体系的逐步形成和有限接触原则的战略机动性。中美必然会走向平行体系,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强调中国有什么弱点,如何示弱都无法摆脱中美走向平行体系。平行体系不仅来自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来自于从20到21世纪全球化力量板块和产业转移客观的结果。平行体系不是美苏冷战的翻版,但却带有冷战的因素和风险。因此必须要强调对脱钩趋势不要恐惧也不要主动追求,更要明白与美国脱钩和与世界脱钩是两个概念。中国要想将来翻身,要想走出自己的全球化道路,要与美国合作,更要与非美世界合作,不仅仅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也包含了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以便联合最大多数力量共同维护和推动21世纪全球化秩序的良性演变。所以“半脱钩主义”是一种软脱钩,一种接触主义政策,寻求与非美世界更强有力的全球化关联,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经济技术和体系性的安全。与美国保持接触,与非美世界加强全球化关联,是“半脱钩主义”的战略精髓。 

一、美式冷战思维决定“半脱钩”状态

2018年中国国庆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堪称“新铁幕演说”的冷战宣言,指责中国对美国主导权、价值观甚至国内民主政治的全面挑战和破坏。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突破“贸易”的表层,抵达了具有自我实现功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著名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近期警告美国强硬对华立场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如今,这一警告正在成为现实。尽管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有着三权分立的宪制架构,有着独立的公民社会及公共舆论,但中国的决定性崛起以及美国特朗普主义的精巧运作,已经成功激发了潜藏在美国朝野的共同焦虑和恐惧。对未来的共同恐惧使美国“友华派”集体失语和失势,使“新冷战派”空前得势。因为“新冷战”能够充分慰藉美国人的内心恐惧。无论彭斯的新冷战修辞如何机巧,都无法掩藏美国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深刻忧惧。  

许多分析家均认为这只是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语言”,是短期化的功利性政治造势。这种理解至多只道出了一半真相,甚至只是表象,而未能看到中美新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基本完成动员和部署。中美长线的世界权力竞争已经刺破了改革开放40年间脆弱维系的所谓“蜜月期”。其实,这种蜜月关系不过是以中美实力的绝对差距、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利润保证以及美国规训中国民主转型的乐观预期为前提的。如今,中美比肩而立,贸易逆差拉大,民主转型无期,蜜月关系也就难以为继了。彭斯盛赞邓小平的政策路线,扬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已被掏空,这或许能够赢得国内改革自由派的击节喝彩,但其实也折射出美国的幽怨情绪,抱怨中国跳脱“韬光养晦”路线,改行“并立竞争”路线。

然而,世界历史不会因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幽怨情绪而转移,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哲学、秩序与理想图景,改革开放40年只是中国整体复兴的一个初步阶段,而绝不可能永久束缚中国在文化与制度上真正的自主性建构。

彭斯所代表的美国幽怨表明美国对中国民主规训与全球化整合的失败。事实上,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美国对中国的全球化规训失败不是个案,在20世纪至少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类似规训。中国革命之成功,与列宁主义对国共两党的共同规训密不可分,“党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方法来自苏联。然而,国民党有着“民族主义”内核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弱式认同,列宁主义的规训程度并不深,甚至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三民主义为体,列宁主义为用”的教义辩证法。国民党的“党国”内含着从“训政”向“宪政”的转型契机和动力。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也存在“本土派”与“教义派”的长期路线斗争。毛泽东传统战胜王明传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路线的自主性与实践理性得到确立。中苏最终决裂以及中美和解,与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性格、世界主义视野及对中国革命历史意义的独特理解有关。对中共的分析常常因为聚焦于意识形态而失焦失准,原因是政治意识形态背后还有着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及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无论是苏式规训,还是美式规训,都轻易忽略了中国文化背景及中国共产党伦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码。不能真正从文化平等的逻辑上尊重东方传统及其价值观,抱残守缺地坚持“文明与野蛮”二分法,是西方之“东方主义”及其终极失败的文明论根源。

冷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平行世界”,但这不是绝对割裂的世界,而是共享着相同时间与空间但在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上尖锐对立的世界体系。理解新冷战,可以从旧冷战的基本经验中学习很多。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麦卡锡主义,将世界进行了人为的政治划分与道德划分,原则上不容许“中间地带”及模糊性连接机制的存在。这种严格的敌我区分源自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及异教征服观。

如今,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禁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有着重大的冷战意涵:其一,以该协议作为范本推动美国逐一与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贸易体制安排,重建所谓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系;其二,新体系在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上严格排除中国,将中国经济体重新建构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状态;其三,以更加严格的技术与制度封锁及高昂的加入谈判门槛,逼迫中国完全放弃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挑战行为。

这些高端封锁行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及TPP协议中就能够看出端倪,特朗普只是以更加极端和赤裸裸的方式加以升级和实现而已。美国在贸易战的同时,竭力构筑针对中国的“泛美统一战线”,从利益、价值观、地缘政治及国际秩序诸多方面,全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对冲和抵消中国尚未成形和成熟的“一带一路”体系优势,全面排斥中国对美式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的经济参与和利润分享。中国发展的“最艰难时刻”正在到来。

中国在战略本意上并非要取代美国,而是“补充”美国。因为美式全球化存在着难以自我克服的“南北矛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安排,而美式民主输出也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失败国家”、“难民危机”、“文化征服”、“恐怖主义”以及“起火的世界”。中国基于其文明理想和改革40年积累,希望获取的是美国对中国模式正当性的原则认可,希望承担的是美国无力维系及推进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预防的是美国退出这些区域后可能出现的泛恐怖主义和泛无政府主义的秩序真空。这也在更大的世界体系战略层面回应了“中美共治”的需求。客观上,中国的“有所作为”也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特别是特朗普反复抱怨美式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利益的严重损害及空洞化。然而,由于多重的文化差异、政治互疑与战略误判,美国未能很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性和补充性价值,中国也未能系统说明及澄清“一带一路”与美式全球化的结构关联关系。

中国以文明厚度、悲情历史与道德责任进行着“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的制度创新,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国冲动看待中国的进取行为。美国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帮忙”,而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善意”,而是美国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中国发展利益的不正当阻断。一个中美之间的“平行世界”恰如约瑟夫·奈的“自我实现”预言一样,正在自我实现。美国的政治孤立、技术封锁与经济压制,可能反向制造一个更为自主、强大及更有全球治理立法能力的“新中国”。

二、大阪G20推动“半脱钩”谈判进程与制度化              

到底是G20,还是G2?这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是一个关键性、敏感性议题,也是中美贸易战与“半脱钩”状态的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认知维度。尽管“G2”的概念早有人炒作,但中国似乎不愿意陷入这一概念陷阱,尤其是这一概念隐含着演变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风险。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偏向于平等协商和多元共治,因而实质偏向于“G20”,因为这样的全球治理框架更有国际政治代表性,也更能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内部的多元化强国所接受。中国历来奉行多边主义,自然不可能简单认同“G2”的去多元化框架。但从客观实力及影响力而言,在任何多元框架中,“G2”都有着举足轻重和结构性、方向性的意义。   

大阪G20同样如此。尽管此次峰会的议题仍然是多元的,议程也是多元的,但最引人瞩目的必然是中美贸易谈判,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二人转”。从会议结果来看,中美元首共同决定重启贸易谈判,各自释放出相当程度的善意。比如习近平表示将增加美国产品进口及加快国内有关管制制度改革,并回忆包括“乒乓外交”在内的中美友好的历史情节,而特朗普则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及平等诉求,愿意考虑华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愿意继续推进贸易谈判直到达成协议。此次元首会晤没有任何具体贸易协议,但确实实现了重要的政治和解,消除了某些“脱钩论”的严峻对立及阴谋论推断,共同推进了两国无比艰难的贸易谈判进程。 

中美和解的战略性意义是凸显的:其一,对世界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有可能获得中美合作因素的再保证;其二,对中美之外的广泛第三方而言,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不必为了中美升级贸易战甚至更高冲突而选边站队,生意可以继续一起做,基本和平与发展共存的良性秩序有望得到维持;其三,为中国改革闯关及继续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时空条件,长远来看有助于民族复兴,有助于中国继续修补技术和制度漏洞,强健经济和政治体格,为应对未来更强烈复杂的国际政治挑战做好准备;其四,和解有助于特朗普回应国内选民压力及连任预期,也有助于缓和美国对华敌意,尽管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敌意;其五,中美和解后的协议框架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贸易对手谈判的基准,而不是过分“美国化”的美墨加协议成为基准,因此中国的坚持也就具有了代表国际社会共同维权及争取正义的战略性意义。     

这一和解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斗争换来的。如果按照美方原初协议照单全收,中国将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接受美国过于苛刻、不平等的监督机制及单方制裁权。中国的立场必然是其国家利益和政治体制基本原则的反映,可以有具体利益权衡下的妥协,但不可能放弃政治自主权及长远发展利益。当代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晚清外交格局。美国所面临的谈判对手不是曾经的“东亚病夫”,也不是1980年代受其保护的日本,甚至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是文明基础深厚、民族复兴意志饱满、全球治理意愿凸显的复兴大国,有着作为世界“主要列强”的硬实力和超越传统列强范式的文明政治取向。美国应当也不得不逐步适应中国的这一新角色。从特朗普的峰会立场来看,美国在中国的自主抗争下已经在调整和尊重的方向上有所改进。

但我们不可能就此乐观期待中美贸易战的终结,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国重返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并未更改,美国在内部选举政治及中国抗争下的暂时性妥协不能理解为结构性转变,因此未来任何贸易协议都不可能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保证;其二,中国民族复兴的国家性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可能改变,随着中国技术主权的升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性成果,中美围绕全球治理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缓和的空间及余地不大,除非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其三,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积极寻求自保性框架,不希望在中美持续性冲突中利益受损,随着第三方力量的增强与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协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四,美国经济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经济学”尤其是关税主义可能面临挫折与失败,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上升,推动其进一步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这些来自美国的风险因素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协议及全球治理稳定性;其五,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区战争风险(比如伊朗、乌克兰等)有可能在经济下行严重时爆发,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机,全球治理共识与制度基础将进一步遭受侵蚀。      

总之,大阪G20和解带来了中美贸易协议新的契机,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利好影响,更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赢得短暂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美结构性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这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期的,可能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理性自觉,因此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后协议的风险应对,中国会更加自信、自主和从容。或许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已经转移到美国角色的变迁上,即美国可否真正接受中国崛起事实及中国模式正当性,放弃单边主义和唯一霸权诉求,转型为21世纪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美国若转型成功,中国之幸,世界之福,否则将陷入长时段的高风险斗争及不确定性之中。即便出现最糟糕情形,中国发展及全球治理前景仍将渡尽劫波,柳暗花明,因为中国所代表的和平发展价值与路线是正义且富有生命力的。                  

三、“联欧主义”为半脱钩架构提供制衡支点

     时隔两年,晚春北京,“一带一路”再次迎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论坛显示出,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模式的新全球化具有共建共享、政策连续性强、基础设施与产业匹配性好、合作受益圈不断扩大的优势。这两年间,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从“速度”向“质量”的重要结构性转型,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逐步且结构性地减少了对美国技术垄断性的依赖。在此基础上,中国在资本、技术与发展模式上呈现出日益开放包容的立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与制度实验,探索一种区别于美式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与发展新路径。对持有观望、犹疑立场的“一带一路”边缘区域国家而言,中国持续推进的政策可靠性与具体项目及合作框架的互利性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事实胜于雄辩,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与具体利益冲突的特定立场及其“污名话语”正在被“一带一路”的具体成果及其更具普遍性与人类未来发展意义的哲学理念所证伪。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这一事业的直接意义是中国发展模式重新表达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领域,推动中国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长远意义则在于促进东方与西方权力和价值关系的再平衡,结构性阻断泛滥已久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制度歧视,使东方文明智慧对人类整体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一宏阔的历史进程必然根本改变人们熟知甚至高度依赖的美式全球化秩序,但却是21世纪以来人类探索新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百般阻挠及误解相比,西方阵营内部的某些国家或集团正在积极转变之中。意大利是G7集团中率先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发达国家,瑞士作为先进的欧洲中立国从技术合作与全球化的战略角度选择了与中国合作,法国与德国作为欧盟主导性国家则在思考如何以欧盟整体形式展开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             

欧洲主流力量对“一带一路”的接受(这个结论证据不充分),既有“形势比人强”的现实主义策略考虑,也有对中国发展潜能及中欧合作前景日益正确与全面的理解。欧洲无需背负上美国式的帝国负担与领导权转移的深刻焦虑,正好可以在中美宏观权力秩序转移中重新定位自身,争取主动,实现欧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复兴。“一带一路”框架下,新欧亚秩序正在快速构建形成,以中欧轴心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是世界领先级的,几乎在任何方面均可以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与技术主权向欧亚地带的回归与转移。中欧合作还可以开辟广泛的“第三方市场”,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洲发达体系的更紧密整合及衔接,中国则处于最为关键的中间性枢纽地位,扮演着观念与制度革新的引领者角色。  

“第三方市场”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性的概念。在中国的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欧洲的技术标准与优势肯定会受到挑战,甚至在某些领域已被中国超越。因此,如果是以特朗普式的“美国优先”作为原则,则中欧之间也将陷入直接对抗性的贸易战乃至于更为全面的对抗和冲突。显然,美国的贸易战是凭借强权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利益再平衡,甚至破坏贸易自由原则而“强买强卖”。欧盟也是美国贸易战的受害者,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国的处境及推动与中国更全面的市场整合与互动。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就是中欧合力的重要着力点。中欧之间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场有两个:中东和非洲。而这两个区域正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突击区域。尽管中国也可以独自开发中东与非洲,但鉴于欧洲在这两个区域的殖民遗产、经济利益与市场预期,中欧合作具有极大的利益重叠性和共同愿景。

中欧合作在这两个区域的优势是显著的,收益也可以是不断协调及增进的: 

其一,欧洲有着漫长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对中东与非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周密而连续的研究及理解,这些历史知识及治理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从而共同促进这些区域的繁荣发展及中欧自身利益的增进。

其二,中东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不仅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受到外部美国力量的严重干预及阻断,使得战争风险(如伊朗)陡增,中欧合力可以在联合国层面及地区和平层面形成制衡美国、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关键性力量,确保“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不陷入战火之中。

其三,欧洲国家与企业在中东及非洲有着巨大的商业及其他特权性利益,但这些利益如何更好促进当地发展,需要中国输入“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及协调多种利益关系,欧洲亦可趁势巩固及扩展有关利益。

其四,中欧合作还可带动欧洲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及欧洲大空间和平的实现,中国可以在其中充当关键性的调解角色与利益协调角色,美国在这方面反而常常是麻烦制造者。

其五,中欧对中东与非洲的共同开发及发展援助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这对于欧洲安全及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条件。

其六,中欧在经济及全球治理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与政策相互支持,有助于共同提升中欧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结构性限缩“英美”体系的全球性影响力,推动欧洲更加自主地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与外交政策。

中欧合作相当于是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端点立下了共同经略和开发欧亚大空间及推动欧亚和平发展秩序形成的“远程契约”。在欧亚大空间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权主义式的麦金德“世界岛”构想或施米特“大空间”意象,而是将欧洲传统国际法中非歧视性的普适元素与中国文化及发展模式相整合,构造一种文明互鉴、协调治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欧亚新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寻求对当代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以中欧合作的文明、经济与制度体量,完全可以系统打造世界历史的“欧亚时刻”和“欧亚标准”,对日益超出和偏离人类文明规范框架的美国力量加以制衡与规训,确立“中—美—欧”的大国协调与实质性共同治理新秩序,完成世界体系权力的和平有序转移和更迭。  

四、半脱钩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

关于联欧主义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过“大空间”的施米特曾在1962年的《游击队理论》中引述过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诗句予以反思和构想:“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的“三分天下”战略思想深刻影响了其晚年的对美外交突破,“还东国”代表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及对全球治理承担适当责任的正当意志与进取观念。这是毛泽东的“大地法”。施米特在《大地的法》(1950年)中声称“大地承诺了和平,唯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实现和平。”他所构想及期许的自然是欧洲传统国际法秩序里的和平,从而对加入了更多非西方因素的新世界和平缺乏积极思考和应对,甚至心存幽怨。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国际治理观与大地法战略,经历了革命思维的浪漫设计与改革思维的经济理性回归,在新时代则表达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始终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作为一个标准民族国家的具体利益和秩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天下主义”哲学视野和政治伦理。对世界负责,而不仅仅是对国家负责,这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有着清醒的战略性表述。对中国的“跨国意图”,西方战略圈与媒体的解读存在严重的视角缺陷,即将中国视为一个类似于既往日本、德国式的霸权国家,从自身历史经验出发相信中国“强则必霸”。近期美国的鹰派智库与团体的聚会发言显示出一种“世纪幽怨”,忽而“中国崩溃”,忽而“中国威胁”,已经丧失一种基本的理智与清醒。事实上,“中国崩溃”是鹰派的主观理想,而“中国威胁”则是鹰派的客观处境,主客观的撕裂造成了美国战略分析的心智紊乱,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国情报官员、智库专家与国会部分议员的“咆哮体”。可见,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正当反哺,激起了西方体系多么大的精神扰动和波澜啊!

从内在逻辑来看,中国的战略哲学奉行着毛泽东时代奠基的某种“太极范式”,即所谓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从整体上避免一种直接对抗,否则就会陷入西方战略构想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如约瑟夫·奈所谓的“自我实现”的假想建构型战略陷阱。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及关键性国际政治博弈中,坚持自身的主权与核心利益不可触犯,但具体利益和技术性方案可以充分协商,所谓的“可改的一定改,不可改的坚决不改”。在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中,除了冷战对手苏联,似乎只有中国能够以健全的主权秩序与坚定的全球治理战略与美国抗衡及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即便是欧洲国家,经历二战后的秩序重组,其主权与安全实质性“外包”给了美国,造成对美国秩序与权力的日常性依赖。

《环球时报》在2019年4月30日的社评中以《英国怎样对华为,就应有怎样的回报》为题,对英国的“华为议题决策”加以分析,指出英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性”的国家,主权因安全需要“抵押”给美国,其独立自主能力甚至不如前殖民地印度。英国主权低于印度,暗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立美国的“安全殖民地”,而华为问题触及了这一“安全主权”与“安全宪法”的最敏感地带。一旦英国在安全体系上逐步与美国分离,则“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必然出现裂痕和漏洞。事实上,华为问题在法国与德国的政治决策中也非常敏感和关键,美国甚至威胁降低与欧盟的情报共享及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扩展秩序空间中,欧盟面临着中美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和战略再定位,可能很难继续维持一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传统平衡策略与机巧做法。事实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只是经济合作到了一定的程度和领域,安全问题必然被兼容进来。即便是英国区分了与华为合作的“核心部分”和“非核心部分”,仍然无法说服美国。问题已经不是技术合作,而是世界体系的选边站队与政治忠诚。但这种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显著撕裂和张力加大,必然最终导致美国全球安全秩序的加快崩解,矛盾积累的结果必然是盟友国家的重新政治决断与选择。 

这样看来,“一带一路”成了中国盘活内外资源、制衡美国权力、实现中国式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想的一着“活棋”,是欧亚新秩序与中国式全球化的持续、有效的主要增长点。第二届峰会增加了显著的“欧洲”成分,推动了欧盟整体政策立场的调整与转变,凸显了中国的议程设定与利益扩展能力,从而在更大的体系与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对美国全球秩序的战略性压力和对话博弈能力。不直接对抗,从第三方寻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承担起人类和平发展的治理责任,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思考并统筹推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教义精髓的辩证理解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

总之,“半脱钩”试图建构一种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对国家民族利益及人类和平发展高度负责的信念寻求在战略上的妥当思考与设计。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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