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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中美和解过程中的历史性“巧合”

作者:牛军   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史家已有共识,1969年是冷战时代中美关系转折的年代。很多论著阐述了推动中美走上和解之路的主要因素以及由此证明和解何以是历史必然。
  不过认真比较双方决策过程,可以说尤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决策者不仅在谋求和解,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为和解调整各自的战略优先顺序,从而达成可以称为历史性的“巧合”。
  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中美不得不和解的那些因素,而是两国领导人基于不同理由产生的和解意愿和将改善双方关系列为优先,发生在同一时间。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他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调整几乎涉及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各个主要方面。正如著名美国冷战历史学家加迪斯的概括:尼克松政府“正在开启美国对外政策自20年前遏制观念首次形成以来最广泛的变化”,“遏制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对外政策调整中,尼克松政府在东亚的所作所为是起点,而改变对华政策又是东亚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
  首先需要说明,推动尼克松重新思考直到改变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尼克松主义,而尼克松主义的前提就是承认世界已经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美国“不是万能的”,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特别是亚洲,承担所有的责任。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权力在衰退,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了。
  其次,尼克松对美国力量的重新评估缘起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与入侵,他在1967年秋季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中提出,美国面临的“问题、机会和危险”主要就是陷入越战对美国世界地位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同几位前任一样继续强调了中国是亚洲地区紧张的根源,但也提出美国不应继续奉行有害无益的孤立中国的政策。他入主白宫后,的确在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并尝试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传达寻求和解的信息。
  3月1日,尼克松访问巴黎。他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时表示,从长远看需要与中国交往,美国希望与中苏保持平行的关系。戴高乐大致介绍了法中建交的情况和发展。3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其间,尼克松同他谈到有意改善对华关系,戴高乐曾指示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向中方悄悄转达尼克松的意向,时间大约是在5月初。
  6月17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曾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转信给中方,希望能获准访华并会见周恩来。尼克松在26日给基辛格的一封信中说,应鼓励曼斯菲尔德争取访华。7月21日,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取消部分对华贸易管制措施和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5天后即26日,西哈努克派人将曼斯菲尔德的信面交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周恩来当天即收到此信。
  8月上旬,尼克松本人利用出访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摸索与北京建立新的联系渠道。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同中国领导人之间有较高的互信。
  8月1日,尼克松在拉合尔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举行会谈,后者专门提出美国应该改善对华关系。尼克松表示,美国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还有,解决亚洲的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与。当月下旬,美国务院从拉瓦尔品第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信息称,尼克松告诉叶海亚,他希望与中国和解,并请叶海亚向中方转达。
  巴基斯坦驻美使馆随后奉命向巴基斯坦方面确认了两点:第一,尼克松本人理解叶海亚关于应将中国带回国际社会的观点;第二,他认为要解决亚洲的问题离不开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及美国不参与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叶海亚可以向中国最高层级转达这些观点,转达的时间和方式由叶海亚自己决定。
  尼克松是否在8月1日请叶海亚传话这件事还不能说是确定无疑的,不过他随后在罗马尼亚的确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
  8月2日,尼克松又飞往布加勒斯特。他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时,重申了上述会见叶海亚时的谈话内容,关键是他还表示希望罗马尼亚担当中美实现和解的“媒介”。
  尼克松选择罗马尼亚领导人是有历史原因的。之前在1967年6月26日,时任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就请他给中国带话,表达美国无意进攻中国,以及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和其他中方所愿意的交往。
  9月7日,毛雷尔访问越南途经北京时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在会谈中说,尼克松在罗马尼亚期间“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并希望罗马尼亚方面给予帮助。
  毛雷尔本人参加了尼克松与齐奥塞斯库8月2日的会谈,当时还向尼克松介绍了他访华以及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观感等。至此,中方获得了尼克松政府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可靠信息。
  尼克松这次出访不仅向中国发出试探性的和解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从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等领导人那里得到的信息都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这会影响他对中国的判断,应该是合理的推断。
  8月13日(北京时间),继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军又在中国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了中国巡逻部队。第二天,尼克松在紧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基辛格后来称之为“革命性的理论”,即在中苏冲突中“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较之肯尼迪政府(或许更早)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中国比苏联更危险和更有侵略性,尼克松这次的论断的确是标志性的。
  所谓中美关系中的历史巧合就是正当尼克松政府决心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刻,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发生战略性转变。
  这首先表现在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将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1969年3月,中苏军队在两国边境东段的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夏季军事冲突又蔓延到西段。边界军事冲突导致中国决策层将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视为最紧迫的安全问题。而且在此之前他们还确定,所谓“苏联威胁”带来的地缘战略问题固然严重,但更深层的结论是苏联不仅威胁着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企图颠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从逻辑上讲就是关系到政权的安全。
  基于对苏联已经是超过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和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判断,中国决策者终于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战略。从1969年5—10月,中国进行了三波大规模的战备,而炙热的战备为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是中国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的优先顺序,将构建新的战略均势,寻求与美国建立抗衡苏联的战略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
  其次,决策层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的确将注意力聚焦在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从而对美国对华政策正出现的变化保持了必要的敏感。
  就在尼克松8月开始采取行动后不久,中国决策层中也形成了改变对美政策的行动方案。9月17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中央军委副主席组成的战略研究小组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提出对美政策应保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尼克松政府“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在最后讨论定稿时,陈毅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并提出三点打破“常规”的行动路线:第一,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会谈;第二,举行高级别会谈不设先决条件;第三,华沙会谈可在中国使馆举行以利于保密。这相当于一次性地改变了1959年以来坚持的“一揽子”原则。1969年12月上旬,中美两国驻华沙大使馆恢复了接触,中美和解的大门终于开启了。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同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一样,中国领导人决心调整对美政策也有着超出抵抗苏联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的、对国家所处国际处境的更为广阔的考虑,包括中国决策者对中国外交已经面临极为不利处境的深切体会和他们亟须改变孤立局面的愿望。
  就在196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高层会议中谈对外关系时说,外交“缓和一些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外交孤立的严重程度,并打算采取缓和的行动加以扭转,而与美国和解则是关键性的契机,其意义随着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而愈发明显。系统分析1962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及其后果,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这里简要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中美和解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巧合”。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4日 来源时间:2020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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