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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严忠:中国应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部队

作者:蔡何 汤杰   来源: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04期 
2020
1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武汉肺炎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各国不认真对待,武汉肺炎大有蔓延全球的趋势。《中美印象》为此采访了美国最著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专家之一黄严忠教授。

【黄严忠Yanzhong Huang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圆桌会议的召集人。他还是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公公卫生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主任。他在该校建立了一个研究生专业,专注于研究公卫问题对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这是美国国际关系学院中首次建立这样的研究生专业。他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卫生安全范式学术杂志》的创始编辑。】

蔡何:您能解释一下中国政府在120日之前和之后采取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

黄严忠:依我之见,我觉得第一阶段有点缺乏透明,也有点弛缓,这导致了118日之后疫情的爆发。

第一阶段,从12月开始(也有人说是从11月份就开始了)到120号,这段时间主要是武汉市当地政府在采取应对措施。但是在这一阶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的应对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做出有力的反应。特别是当医务人员出现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传人”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但他们没有及时地向社会通报疫情。

在当地(和外地)媒体报道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是一个病毒源头的时候,武汉政府在11号关闭了该市场,并把有些样品送到中国疾病疾病控制中心去检测。据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拿到样本之后一开始得出的结论是阴性的。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不光是地方政府,连国家级的疾控中心都缺乏准确的检测能力。

事实上,直到114日,在泰国出现1例确诊病例之后,有关部门才认识到“人传人”是可能的。但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中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的文章,从12月中开始病毒就开始人传人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从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样本确实不含有这种病毒。如果是这样,病毒的来源就更复杂了。这就暂时先不管它了。这至少说明了当地政府的卫生部门以及国家级的卫生部门,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政府在与公众的沟通方面表现欠佳。11日,武汉警方查处了八名医务人员,理由是他们散布不实消息。但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勇于站出来公布疫情,是值得尊敬的。武汉疾控中心1231号发布了第一则《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这是第一则官方通报。从15日到11日,武汉停止了通报。此时正值武汉“两会”期间,有舆论认为停止通报是为了营造良好气氛,故意向公众隐瞒。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11号到11号就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说明人传人已经发生,但直到官方11日仍说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所以,武汉确实存在没有及时反应,没有向公众与社会及时提供疫情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武汉官员可能觉得疫情不够严重,真的相信疾控专家的话,即不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老百姓知道,以免引起恐慌。

但无论怎样,在第一阶段,我个人认为,如果给他们的应对举措打分的话,这个分数是不及格的。当然,不仅地方政府有责任,国家疾控中心也有责任。第一个阶段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如果能提早两星期的时间来采取有力措施,而不是等到120号之后(即钟南山带领的调查小组到了武汉之后)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了。

蔡何:很多人回顾2003年的“非典”疫情,把中国政府在“非典”时候的应对举措和现在的表现做比较。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区别呢?

黄严忠:中国政府在“非典”之后吸取了很多教训,包括极大地提高针对疾病防控能力的硬件设施的投入。如果去省级的疾控中心看一看,那些大楼不少都是“非典”之后盖的。这方面的设施和人员配备都得到了比较大的增强。而且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疾病防控网络,基层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向中央一级发送有关病情的消息。这是一大进步。

另一方面,科研能力也有提升。在“非典”的时候,就像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的,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败仗的,他们没有能够快速及时地把“非典”病毒分离出来。一开始甚至有知名的科学家认为病原体是衣原体(一种细菌)。后来,加拿大的科学家们首次分离出“非典”病毒。因此,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拔得头筹。这一次,中国的科学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也就是在18日左右就分离出了病毒,并在12日与国际科学界分享,这一点与“非典”时期是不同的。

其他方面,在“非典”时期,(政府)缺乏透明度是很明显的,一直在隐瞒,甚至在广州和北京医院已经在接受了很多“非典”病人之后,还向公众隐瞒疫情,对外称疫情已得到了控制,到中国旅游是安全的,没有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如果说是内紧外松的话,至少内部可以有序进行防控工作,但是外省都没有得到相关消息,国家防疫部门也没有及时向医院发布有关病情的简报。归结一下就是一方面是隐瞒病情,另一方面是不作为、没有采取措施。

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在这次疫情中也有所反映。至少如果早一点让老百姓戴上口罩,唤起民众对病毒的认知,情况也会好点,但这些这次都没有做到。这与防控能力有关系,但也和政治有关。当地在开“两会”,不希望引起老百姓的恐慌,危害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会人传人,也没必要让老百姓知道以引起恐慌。

不管怎么说,在第一阶段,这次疫情的反应模式和“非典”时期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

蔡何: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交媒体对大众情绪的影响。您能解释一下大众的恐慌情绪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

黄严忠:这种情况不是首次发生。当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的时候,即使病毒不是那么厉害或是传染力并不是那么强,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百姓会倾向于夸大病毒的危害,这样从心理上就会引起恐慌,导致一些非理智的行为。

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古今中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非典”时期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情况。再比如印度1994年的瘟疫,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40万人都跑掉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2009年,也有这样非理性的例子,亚洲很多国家对来自北美的猪肉都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

问题在于,这种反应会影响公共政策。比如目前的美国,面对中国现在的疫情,有些人提出停飞飞中国的所有航班,有人甚至提出要断绝与中国贸易的往来。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恐惧的、非理性的反应。但这种非理性的反应会导致不好的公共政策,会削弱政府有效反应的能力。比如特朗普政府即使想与中国保持贸易联系与人员往来,也可能因来自地方或利益团体(如航空公司工会)的压力而不得不改变政策。

这一点在中国更明显。口罩脱销,防护设备很难找到,蔬菜涨价,农村私自设置路障,不许外人进村。这些出于恐惧的反应也在削弱政府的有效应对的能力。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因为没有医务人员防护设备而四处求援就是一个例子。

蔡何: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举措的批评。根据您之前的评论,您觉得社交媒体的审查制度会帮助政府应对疫情吗?还是会适得其反?

黄严忠:回答是否定的。几乎所有公共政策专家都认为,信息公开是有效应对疫情的方法之一。一直捂着、盖着,不让老百姓知情,这反而不利于有效地抗击疫情。一方面,会使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特别是携带病毒的人,更容易传播病毒。另一方面,一旦老百姓知道了情况之后,他们会把怨气发在政府身上,这对政府本身的信任感和合法性都会构成一种挑战。所以,政府自上而下式地控制信息流通,不让老百姓及时准确地了解疫情的发展,不仅对有效防控疫情不利,也会造成政治性后果。

蔡何: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愿意为遏制疫情提供帮助。您觉得北京会接受这种协助吗?北京会接受来自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吗?

黄严忠:美国提出可以帮助中国抗击疫情,但是有报道说,中国一开始拒绝了这种一请求。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突发的疫情,已经不光是中国一国的事情了。传染病是无任何国界的,它不需要签证或护照跨越国界到另一个国家。由于全球化,病毒差不多可以以飞机的速度传播。

在“非典”之后,当时的温家宝总理很明确地提出的一个教训,这就是单靠中国一家来应对像“非典”这样的大规模的传染病并不是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主席在120日的谈话里,也提到了(在防控疫情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如果两国领导人都有促进国际合作的愿望,那么双方的卫生和疾控部门的有关人员就坐下来谈,对方需要什么,对方可以为你提供哪些帮助。

美国从防控能力、体制、技术,都有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蔡何:2018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中国拒绝向美国提供流感样本的文章,这有可能是中国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的一个回应。您觉得近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紧张关系是不是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不太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

黄严忠:坦率讲,目前我也没有搞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据《纽约时报》2018年夏天的报道,中国有一年都没有与美国分享H7N9的毒株。我们知道,H7N9是当时最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流感的毒株,所以美国对这个还是蛮重视的。

中国在“非典”后一直与美方有很多富有成效的合作。像H1N1猪流感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毒株,帮助中国大规模生产该疫苗。中国也在H7N9爆发之后,及时地与美国分享毒株。拒绝分享毒株那件事,是在贸易战之前发生的,所以贸易战并不是一个原因。

近一段时期,在双方公共卫生合作领域我们确实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包括中国在2019年夏天时候出台了一个规定,即不让国内的基因信息和材料外流,一些机构为此还受到了处罚。国内确实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基因材料流出可能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一点阴谋论的意思。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研究合作,受到了针对华裔科学家调查的影响。这些不太和谐的声音出来,给双方有效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蔡何:中美两国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合作,抵御未来的疾病传播?

黄严忠:这样的合作有好几个方面。其一,在防控政策上可以协调,比如在进关的检查和出关的检查上进行协调。这样可以将其对旅游和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二,中方可以学习一下美国防控体制方面的经验,当然我并没不是说美国的防控体制就是最好的。美国只有联邦层面的疾病控制中心,再往下面就没有分支机构了。而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建到县一级。所以,在美国,如果州里面发生了疫情,只有该州要求,联邦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才可以参与应对。这未必就好。

但是,美国有一些制度方面的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例如,如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介入,联邦政府认定是一个卫生紧急状态,在财政上就会立即拨款,这些程序在制度上都是现成的,按部就班地执行就是了。

这种制度(设计)就会避免做出仓促的决定。武汉封城之后,很多地方没有协调好、规划好,这样就造成了一开始的一些混乱。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体制上学一学美国,怎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应对各种疫情。

在队伍建设方面,也可以学习借鉴。我去过美国疾控中心,注意到美国有“公共卫生部队”这样一个编制,它实际上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兵种,里面的人都是带军衔的,同时又被编入疾病控制中心的编制。所以,美国CDC有一群穿着军装的人,大约有6000人左右,像救火队一样。一旦有需要,他们马上就可以出征。我有机会与他们接触过。这支部队不仅在美国国内防疫,在国外抗击疾病爆发时也可以随时出发。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人员。

所以,这样的编制,中国或许可以学一学,有一个常规的编制,可以及时作出反应,而不是临时从上海、北京等地抽调医务人员。常规的军人编制人员可以更加专业地处理事情。

其三,双方可以在一些方面互通有无,比如在救灾物资、人员方面提供一些支持。现在很多口罩是从美国购买的并寄回中国的。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担心是不是没有口罩用了。在这方面,双方可以坐下来进行协调,这是互通有无这方面。还有,美国可以提供哪些中国急需的、应对疫情的药物、医疗防护设施,这些都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

总之,双方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作者简介:蔡何(Michael Cerny)为美国埃默里大学学生,汤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3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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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1用户名:游客

评论:黄严忠说“中国应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部队”, 这话说得不错,中国确实是应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部队,不过黄严忠作为美国人,而且还是美国的官员,当然不会完全为中国着想。䢖议中国应该亡羊补牢,䢖立一个机制,其为“应急机制” 专门用于针对生物化学战的机制, 该机制应兼顾:防火,防爆,防核。要涵盖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包括机关,医院,学校,工厂等多种部门,要求各单位要配备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7日24小时待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有了这个机制,就能在突发亊件出现时,现场会及时而自动地发出应对。建立和维持这个机制,其实并不难,耗费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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