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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评郑永年教授《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已有 10838人浏览 放大  缩小
  著名时事评论家郑永年教授于2月4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关于武汉疫情的评论《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在这篇评论中,郑教授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中国民众,在列举其在此次疫情中的种种不良表现之后指出,只有“人要像个人的样子”,才能做到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言下之意,是中国民众在此次疫情中的诸多表现“人不像人”,导致了“国不像国”,对国人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这是郑教授在1月28日发表于该报的另一篇评论(《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中批评中国民众“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之后,对中国民众的又一次严厉批评。
  笔者曾于2月3日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疫情、政治与科学—与郑永年教授商榷》),质疑了郑教授关于中国民众“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的批评。笔者在此想指出,郑教授最新的这篇评论,与他的上篇评论一样,又将板子打偏了:中国部分民众在此次疫情中的一些不佳表现的确不可否认,但无论从此次疫情还是从更宽的范围看,民众的不佳表现都不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与“国不像国”的核心原因;中国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民众问题,而在于政府与体制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郑教授此次的评论中,还涉及到了与此相关的、社会公众关注的很多其它问题,譬如:我们促进国家改进的出发点是否是由于外部世界对我们充满敌意?疫情防控中是否只有政府在“孤军奋战”?中国民众的众多“非理性行为”的根源是否应该归结为他们的利己动机?中国近年来普遍存在的官员“不作为”现象的根源是否应该归结为反腐败高压?众多官员“初心丧失”的根源是否应该归结为他们丧失了是非观念?中国社会存在的“高级黑”与“低级红”是否应该为诸多社会问题承担责任?民众对国家体制的改进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反向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与郑教授的观点也非常不同,将一一展开讨论。
  一、为何“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基于“外部敌意”还是“自我反思”?
  郑教授此次评论开头,指出了疫情加剧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公民正在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旅行限制,指出“这些自然可以理解”,毕竟它国也要考虑自己民众的安全。但他进而指出,“反华力量的确也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些西方媒体、学者和官员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大大超出了理性的范畴,而趋向于讽刺、谩骂、诬蔑和诅咒;一些人希望中国经济倒下去,希望中国社会倒下去,希望中国倒下去。”他由此引出“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进而提出他的应对之策“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中国需要像一个国家那样站立着”,并进一步指出其前提是“每一个人都像个人的样子”,以此展开他整个评论的论述。
  初看上去,郑教授的立论似乎“大义凛然”,颇能激发国人的爱国之心乃至“为国家站起来而做好个人”的“雄心”。然而细品之下,郑教授所言实乃国内部分“左派”人士的惯用说辞。郑教授在此提出了对“反华力量”、“西方媒体、学者和官员”的种种指控,但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证据。
  目前的确有一些西方媒体批评(包括尖刻批评)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的言论管控(处理8名传播疫情信息的医生)、信息隐瞒(未及时发布疫情相关信息)以及疫情管控不力(未及时采取有力管控措施),认为这是导致疫情危机产生的原因。这些批评与中国国内民众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并没有本质不同,谈不上对整个“中国”的讽刺、谩骂与污蔑,更谈不上“诅咒”。郑教授此处显然是偷换了“政府”与“国家”的概念,且夸大其辞。
  同时,有部分外国媒体、学者与机构,同中国媒体、学者与机构一样,分析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但我还从未听说有人“希望”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倒下去。郑教授在此再次犯了“偷梁换柱”的错误。相反地,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欧美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中国表示了慰问,并表态支持中国抗疫,也对中国提供了人员、技术与物资援助。
  郑教授的这些主观臆断与偷换概念,很有中国国内一些“左派”人士经常以“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之类的论调来煽动、忽悠民族情绪的味道,不像一个学者的客观事实陈述。以这些来作为“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每一个人都像个人的样子”的立论依据,实在不够严谨。
  国家当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每个人也当然“要像个人的样子”。正如郑教授自己后面所指出的,从此次疫情的爆发原因与应对之策看,中国社会自身都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自己认真反思(我与他的观点之差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根源应该更多地归结为政府与体制还是普通民众)。而正如上文所言,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国际社会从总体上看对中国也并没有很多应对过分与充满敌意之处(当然不排除极少数人)。其实,如果从更宽的范围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很多事情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知耻而后勇”而非妄测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的心态,更好地反思个人与国家,做到“每个人要像个人的样子”、“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改变外部世界对我们的不良观感,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如果总是用“他人用心险恶”(最多只是外部极少数人的情况)的心态来揣度外部世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跟别人“斗争”,而非反思自身。这样只会减弱我们的自我反思,增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隔阂乃至对立,对自身的改进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善,都无益处。这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的。
  二、疫情的责任归属:民众与政府、基层与高层、个人与体制?
  如何才能做到“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郑教授的核心观点是,首先要做到“每个人要像个人的样子”。郑教授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在于“国家并非抽象,它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这无可厚非。但郑教授提出这一观点的事实依据,却在于他对中国民众的诸多指责,甚至将本应由政府与体制承担的责任,也胡乱安在民众的身上,并以此暗指民众“人不像人”,导致了“国不像国”。这,显然是打错了板子。
  郑教授首先列举了中国政府高层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视与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并延续他的评论的一贯风格,再次赞扬“中国政府的体制动员能力举世无双”。但郑教授也不得不指出,中国政府“这种将政治性推到极致的做法,在有利于全面防御疫情的同时,也产生着很多不利于疫情防范的负面做法。比如为不使管辖内每日公布的新增感染人数的数字增加,将轻度感染者或者因没有床位等待者算作普通肺炎处理的事情等。”并指出其原因在于“一线官员也有其难处,疫情有不受主观意志所控制的一面,如何不被问责则是一个政治判断”。
  那么,问题来了:官员“避免问责”,能成为隐瞒疫情的合适理由吗?官员因“避免问责”而故意隐瞒疫情,难道不是体制缺陷的一部分吗?是否是体制的“维稳”问责机制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而且,正如郑教授自己指出的,迄今为止被问责的都是低层级官员,而没有中高级官员,包括网民意见非常大的武汉市与湖北省两级、四位主要党、政负责官员(网民称为“疫情F4”),尽管他们口头表示了自责。这些问题与体制缺陷,不仅导致了前期疫情的产生,而且耽误后期疫情的防控,是值得全社会所有人特别是政府高层所深入反思的。
  郑教授接着将板子直接挥向“中国社会基层”,指责他们的种种表现,包括:制造恐慌、哄抢物资;商人趁机发国难财;捐助物资分配不畅与官方红十字会引起民愤;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疾控官员不先向有关部门与社会报告有关信息、却忙于发表论文;武汉地方当局约谈警告发布疫情的医生;官方发布信息迟缓;家人被隔离而导致智障儿惨死;等等。
  这些问题,正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众普遍反映的突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除了民众哄抢物资、商人发国难财可以说是民众所为,其它的难道不是政府与体制的问题吗?而且,导致民众哄抢物资的“恐慌”,并不是民众自身“制造”的,而是政府早期的言论与信息管控导致疫情未能在初期得到有效重视与遏制、反而急剧扩散造成的,归根结底是政府与体制问题。
  郑教授在以前的评论中还曾严厉批评中国民众吃野味的习惯。这可能是此次疫情的源头。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应看到,政府与体制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将个别个体不当、不法作为引起的危害,尽可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避免其引发社会公共危机。防范危机不是个体的责任,而是政府与体制的责任。即使像中国最近这样雷厉风行地立法禁止了野生动物交易,今后也难免存在铤而走险的违法之徒,或者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疫情源头。如何确保这些另类个体造成巨大的社会公共风险,依赖于政府的努力与体制的完善。
  郑教授可能会说,他所指的“每一个人”,不仅仅包括民众,也包括所有的政府官员。那很好,但希望郑教授:第一,将具体指向说得更加清楚一些,将谁应付的责任更多更大说得更清楚一些,而不是平均每人打一板子;第二,对政府官员的责任,不应该只盯着最基层的,也应该看看中高层;第三,在人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更多地分析背后的深层问题即体制根源。
  三、疫情防控:“只有政府在孤军奋战,而没有社会的有效参与”?
  在谈到社会各阶层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时,郑教授谈到,“只有政府在孤军奋战,而没有社会的有效参与。总体上看,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企业家是缺位的。”这一分析非常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疫情爆发以来,政府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力量是踊跃参与防控的。海外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积极从海外筹措了大量的防控物资,通过各种途径运回国内;国内众多企业家与艺人(包括郑教授提到的韩红)也进行了大量的爱心捐赠,部分还参与物资运送与分配。怎么能说是“政府在孤军奋战”呢?
  问题是,社会各方力量捐赠的物资,却由于官方主导的物资分配体系的不流畅,迟迟不能进入疫情防控一线的医院与医生手中,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情绪反应。反倒是民间人士千方百计绕过官方体系而运送的物资,分配得最为流畅。这难道不是对社会力量的一个巨大肯定、对政府与体制的一个巨大警醒吗?
  此外,如果说非政府组织与宗教组织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有所缺位,其根源在哪里?是它们自身的责任还是其它原因?郑教授也指出,“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也想积极投入抗御疫情,但始终找不到好的途径。”那么其根源在哪里?是否与这些组织最近几年受到了很大的打压有关?这不也是政府与体制的问题吗?不知郑教授是否想到了这些?
  四、“危机下的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利己动机还是体制原因?
  接下来,郑教授开始试图反思中国社会各阶层“危机下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的根源:“为什么会造成社会的非理性,非理性的思维和非理性的行为?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智慧和理性了吗?当然不是。拥有14亿人的泱泱大国并不缺智慧和理性。理性去了哪里?或者说,理性是如何消失的?”这些问题问得很好,振聋发聩。但郑教授紧跟着给出的两个回答案,却很肤浅,甚至似是而非。
  郑教授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各阶层迷惑于自己的社会角色”,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只有自己的利益观,没有大局和社会利益观”。他特别指出这些阶层“包括官员、商人、学者等等”,引用钱理群先生所提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称呼他们,并进而指出,“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危机就是“机会”。只要对自己有利,社会于我无关。官员瞒报信息、学者写文章、商人乘机发财,所有这些行为在这些人眼中再合理不过了。”在这里,郑教授再次延续其评论的一贯风格,将所有人“一勺烩”、“一锅端”,而不分主次与因果。
  那么,请问郑教授:在发生疫情等社会公共危机时,官员、学者、商人,谁担负的社会责任更直接、更大?是否应该是本应承担社会公共职责的官员?官员瞒报信息,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问题可以依靠他们自己克服利己动机来解决吗?难道不是应该靠体制改革解决吗?学者乘机写文章,有啥错误吗?关键是你是否敢讲真话,表达的是否有道理。如果学者都像部分官员那样讲假话、空话、套话,那除了他们自身的问题,是否与体制的高压与诱导有关?商人乘机发财,是否有合理合法(譬如扩大防疫物资产量)与不合理不合法(乘机囤积抬高物价,姑且不考虑部分经济学者所探讨的疫情期间涨价的经济合理性)的区分?如果不合理不合法,是否应该依靠优化管理体制、强化政府执法来解决?
  不思考这些深层体制问题,而仅仅从各阶层的“利己”动机来进行指责,有什么意义呢?又有哪个阶层、哪个个体是不利己的呢?好的体制,在于保障或利用个体的“利己”动机,并将其转化为群体合理性;而差的体制则做不到这一点,甚至起相反的效果。片面指责“利己”动机,而不深入反思体制问题,既有陷入“道德绑架”的嫌疑,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五、官员不作为的根源:反腐高压还是反腐体制?
  郑教授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危机下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的根源给出的第二个答案,终于触及到了深层的政府与体制问题,“很多政策因素也促成和强化了他们的行为”。但郑教授紧跟着的分析又走歪了。他指出:“在多年反腐败的高压下,人们变得精致起来,聪明起来,一些干部的行为“收敛”起来了,天天唱赞歌,喊忠诚,好像在守护着这个体制。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这些年,不少像黄冈市那位“一问三不知”的干部被提拔,甚至进入了领导岗位。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实干的干部因为经常得罪他人、影响他人的利益,而被一个个告下去了。如果不发生危机,一切好像完美无缺,但一旦发生危机,就丑态百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社会。”
  这里,郑教授正确地指出了近年来中国官场出现的“不作为、假作为、怕作为”等诸多问题。他将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反腐败的高压”,这也是部分民间人士的看法。但笔者想指出,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官方高层的认知,也是很肤浅、很片面的。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不是反腐败的高压本身,而在于反腐败的体制问题与其它问题。腐败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毒瘤,必须反,而且必须坚持以高压的态度来反,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否则,人们就只能接受要么容忍腐败、要么忍受官员不作为的“二差选一”、“廉、能不可兼顾”的怪圈。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现实。
  如何反腐败?如何在高压反腐败的同时激励官员勇于作为与担当?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真正民主的官员产生与监督机制。如果各级政府的核心官员是真正民选产生的,并受民众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民众负责,而非上级政府任命(或表面上由选举产生而实质上由上级内定)、只对上级负责,那么,他们腐败也好,不作为也好,都会被民众及时识别并惩罚(下台或被法律追究)。这种情况下,反腐败、反懒政的“高压”,来自于民众的有力监督,来自于腐败与懒政被发现与惩罚的“高概率”,而不是被偶尔发现后的惩罚力度的不合理的“高强度”。这种情况下,官员唯一的出路就是既清廉、又作为,也就是“廉、能兼顾”。
  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体制,而只依靠加强纪检部门的纪检执法,以及上级对下级的反复巡视,来进行“高压”反腐,同时又特别强调官员的政治忠诚(忠诚的对象是组织还是个人模糊不清,忠诚的标准也难以客观界定),那么就很可能产生另外的结果。众所周知,很多官员由于历史体制的原因,都存在经济上或大或小的问题,很难有绝对的“干净”。在行政主导的高压反腐与模糊不清的政治忠诚的双重压力下,其最保险的选择,就是行政不作为、向上级表忠诚,一切唯上级马首是瞻,以免被上级以反腐的名义拿下。这样的高压反腐,其结果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是掌握更大权力的官员,提着“笼子”到处去关权力更小的官员;而权力越小的官员,就只能以行政不作为与表忠诚来避免厄运。因此,基层官员的不作为,不是反腐高压自身的产物,二是行政化反腐体制与模糊不清的政治忠诚双重高压的产物。
  六、“初心丧失”的根源:丧失是非观念还是体制约束弱化?
  郑教授还指出,中国精英阶层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失去了进步的观念”,也就是“失去了初心”。他说:“共产党是革命党,是近代以来进步观念的载体。但很多年里,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初心,没有了“野蛮”和“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区别。没有了进步观念,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行为在这次疫情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与当前大陆一些人士对部分党员干部的批评如出一辙。问题是:如果将这里的“初心”理解为“为人民服务”、“追求公平正义、文明进步、廉洁奉公”等正确价值观的话,这些党员干部精英之所以“初心丧失”,是因为他们已经分不清“野蛮”和“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区别,没有了进步观念、没有了是非观、没有了对错之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隐瞒疫情会坑害百姓、不知道贪污受贿与以权谋私是错误与违法的吗?非也。只要是正常人,都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他们作为精英岂能不知?只是,体制的缺陷,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弱化,导致了他们明知不对而为之,他们是知错而犯错、知法而犯法。如果单纯依靠教育能解决问题,那世界上就只需要牧师,而不需要任何监督机制了。
  七、“高级黑”与“低级红”:中国现存问题的成因还是产物?
  郑教授评论的最后,还指责中国体制内外盛行的“高级黑”和“低级红”要对中国民众的非理性行为负责,指责它们充满着“情绪、庸俗和愚昧”,扮演着“科学、理性和进步”的“绞杀机”,并用了两大段文字描述这两种言论的盛行与危害。这不仅是将“高级黑”和“低级红”混为一谈,过高估计了它们的影响,而且是错误地理解了这两种言论与中国现存问题的因果关系,将中国现存问题的两个产物,错误地当成了问题的成因。
  郑教授首先定义了他理解的“高级黑”与“低级红”:“高级黑”就是那些等着国家出问题、看好戏的那些人,而“低级红”则是那些平时粉饰太平、遇到危机则如义和团那样“打打杀杀”的群体。
  实际上,郑教授定义的“高级黑”与社会大众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后者所理解的“高级黑”,主要是指以反讽、指桑骂槐等隐晦方式批评政府与体制的言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言论呢?究其原因,是因为现行体制下,对政府与体制的公开激烈批评是有很大风险的,很可能给批评者自身带来麻烦与威胁,因而很多批评者选择了隐晦的方式。郑教授也并未清楚说明他们会如何导致非理性行为。因此,这是现行体制的产物,而不是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
  与其说这些批评者是等着“国家”出问题、看好戏,还不如说他们是等着政府与体制出问题、看好戏(不能排除他们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的言行的确充满着“情绪”,但很难说是“庸俗与愚昧”,最多可以说是有些“狡黠”与“尖酸刻薄”。
  至于“低级红”,郑教授理解的部分正确。那些平时粉饰太平、遇到危机则如义和团那样“打打杀杀”的群体,的确是“低级红”的主体部分。这些人是现行体制下一些不理性、不正确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有人称为“洗脑教育”)的产物,当然反过来也会加剧社会的不理性。但与其说它是不理性的成因,不如说它是不理性的产物。从特性上说,这些人的确如郑教授所言,既充满“情绪”,也充满“庸俗与愚昧”。
  应该说,无论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其影响力都主要集中在自媒体上,而不是在官媒上,这是因为:“高级黑”属于政府与体制的批评者,完全不掌握官媒;而“低级红”虽然是支持政府与体制的,但由于他们太“低级”、经常闹笑话,因此一般情况下也上不了官媒的台面。这两类言论如果能登上官媒,基本上属于官媒的“失误”,而不会像郑教授宣称的那样在官媒上“蔓延”。郑教授可能高估了它们的影响力。
  总之,“高级黑”与“低级红”都是现行体制的产物,而非造成民众不理性的原因;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承担不了为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众多、“国家不像国家”而“背锅”的“重担”。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是需要回到体制自身上寻找主要原因。
  八、“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政府与体制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综上所述,郑永年教授对此次疫情危机乃至诸多社会问题的责任分析,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对中国社会所有民众(高层领导除外),每人各打一板,貌似客观公正,超越左右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次深浅,且明显将板子打歪了:对本应负轻责的底层普通民众、基层官员重拳出击,对本应负重责的中高层官员、政府与体制问题则轻轻带过。
  第二,对问题的分析过于表面化,很多问题只罗列了现象,或者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缺乏理性,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深层体制根源,特别是体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貌似“不理性”的个人行为背后,实际上都是特定体制下个人经过精心算计的“理性”行为选择。
  郑教授的其它诸多时事评论,也经常存在上述问题。很多中国“右派”人士经常据此质疑郑教授的评论是“欺软怕硬”、“挑软柿子捏”,有意识地迎合强势群体、上层、公权力与体制。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笔者无意讨论其动机问题,只想指出其上述两个客观缺陷。
  如前所言,郑教授的核心观点是:要想“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首先要做到“每个人要像个人的样子”。这从理论逻辑上无可厚非。但郑教授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忽略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社会很多人(包括底层与中上层、民众与政府官员)之所以“不像人的样子”,有着内在的体制根源。因此,要想做到“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体制的改良尤其重要。
  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体制的改良,首先应该是政府的任务,政府要承担起首要职责。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目前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来自民众授权,而是自我授权,因而在体制改良方面自然也应该承担比民众更直接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当前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以及体制改良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如何约束与规范政府权力即公权力的行使,而体制改良的最大阻力,也往往存在于政府即公权力的掌握者,因而政府在体制改良方面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民众对体制改良也应起到推动作用,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讨论这一问题。
  有一句名言,可能是郑教授想引用而忘了引用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该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句话,为无数国家主义者所引用,激励民众为国家、社会做贡献。但这句话不尽合理,特别是在很多人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有意无意加以混淆时。民众是政府与国家的纳税人,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为国家纳税了,就是为国家(政府)做贡献了;请不要问我能再为国家(政府)做什么,而应该问国家(政府)能为我做什么。”
  同样的道理,国家主义者经常说:“请多站在国家(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主主义者则会说:“我给国家纳税了,就是想让国家(政府)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郑教授说,“只有每个人像个人的样子,国家才能像个国家的样子”;类似地,人们也可能回答:“只有国家(政府)像个国家(政府)的样子,每个人才能像个人的样子”。这两方面的说法,可能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回到中国的现实来看,后者的道理可能更多一些。
  九、“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民众对政府与体制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政府、体制与民众是相互影响的:体制会影响人、塑造人,但人反过来也会影响体制。很多“右派”人士也抱怨,中国现存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改进的速度却很缓慢,与国人的素质有关系,特别是他们对不合理体制的逆来顺受,就连很多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与体制缺乏批评的勇气。这样的抱怨,虽然与郑永年教授对民众的抱怨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恨铁不成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与后者在内容上有本质区别,因为郑教授对民众的抱怨内容与体制问题基本无关。
  更应该看到的是,民众对不合理体制的逆来顺受,更多的是单个弱者在强势者(政府公权力)与体制面前的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也可以说是“理性”选择),毕竟鸡蛋是不能碰石头的。公权力的的掌握者,不能一面拿着砍刀,另一面鼓励民众“说真话”、做烈士。因此,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体制的改良方面,强势群体、公权力的掌握者应该承担更多的主动责任。
  我们应该认识到,体制不合理如果长期不能得到改良,达到极限,会有引发革命的风险。而革命一旦产生,其结果将是非常难以预料的:不仅可能毁灭现有的强势者与既得利益者与,也有可能毁灭弱势群体自身,并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尽管存在着利益矛盾,也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防止革命的最有效方法,不是堵,而是疏,也就是主动进行体制改良,通过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合理地调节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与长治久安。
  什么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它应该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础。这不仅是欧美发达国家奉行的原则,也是中国官方认可的价值观。它的核心,不是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民众,而是民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约束”政府权力,如何“将权力锁进笼子里”。通俗地说,它不是“官治民”,而是“民治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要真正实现“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的确需要全社会公民“每个人要像个人的样子”。但在当下的中国,“每个人要像个人的样子”,其含义与郑教授所说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它的含义应该是:强势者要自我约束权力,弱势者要大胆争取权利,各方共同努力,争取体制的改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真正做到“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0日 来源时间:2020年0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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