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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黎:中美两强要和平相处并不难

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编者按: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最近先后在本站发表了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两篇文章。储教授的观点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悬崖勒马。我们呼吁关心和关注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和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和读者参与中美如何和平相处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今天,我们收到了吉林大学王黎教授的文章。在王黎教授看来,中美和平相处并不难,只要“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应该学会接受平等、尊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而作为崛起大国,中国也需继续保持谦和与理性。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难以称之为普世方案,更不应该强制他人接受。”)
       (正文)目前,但凡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人都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起伏及其走向。毕竟,当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的互动将影响未来世界格局。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就经济规模而言,中美将居世界民族之林之首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经济品质和科教创新方面,将来至少也是中美欧(盟)三家鼎立;而在军事方面更是中、美、俄、日四强并存。对于这一不争的趋势,本文不想浪费笔墨。我只想漫谈一下中美关系,即所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近日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中美之间也频频出现由美方挑起的相互指责,不少人开始担心中美关系恶化会对未来产生影响。连曾对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与民族诉求有着深刻理解的基辛格本人,也担心两个经济超级大国能否把握合作的机遇;否则,在全球范围内放弃均衡与战略共识,将导致这个日趋繁荣、人类尊严不断提升的世界面临万劫不复的危险。同时,一些美国前政要和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也联名上书并呼吁中美必须合作,共同对付疫情等世界难题。一些中国学者也表示出相应的关注。例如,王缉思先生指出,一旦中美进入全面对抗,将比美苏对抗的代价更高昂。理由是“当年美苏相互隔绝,没有经济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更没有科技合作 … …”。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58年,美苏两国就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交流,随后在1973年,两强开启富布莱特计划。当然,就中美两国目前的交流规模而言,确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以至于有些国人热衷使用“中美夫妻”这一概念来形容两国关系。这个比喻不仅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而且让美国官民也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牛仔国家怎么攀上了古老的中华。外交中,描述国家间关系还是严肃为好,中华文化推崇“国之交,在于民”,而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显然信奉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处处讲“实力”。实则,中美关系难以用某个成语来概括。1949年之前,中国数次在历史关头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诚如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Cohen)所言,美国对中国的心理是明显的;即在同情、怜悯的背后存在的是轻视和傲慢。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所谓的“大三角”属于新闻标题而非国际现实。1992年,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在其新作中把中国关系解读为“脆弱的关系”。的确,两国在太多的领域存在分歧: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差距、技术上的代沟,更不用说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

那么,为什么美国对中国、尤其是开放后的中国却又网开一面,接受了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以及开放几乎所有的教育、文化、经济、技术领域或部门。也许,最简单的回答是当时存在与两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使然。近日,美国前驻北约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olas Burns)说到,当时的苏联是威胁;随后苏联的解体导致美国一家独大。而这一时期的中国还不能被视为世界大国。在此情形下,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可能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在治理制度和价值观上更加靠近美国。伯恩斯的看法不限于少数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次长阿什顿﹒卡特(Aston Carter)也以相似的口吻评论道,上个世纪末,中国无力与美国对抗。1997年台海危机时,中国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只有望其兴叹。然而,正是此次羞辱刺激了中国,随后它以其“非凡”的速度和不择手段加速了国防现代化。今天,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可与美国航母群叫板,但是“我要郑重地告诉世界,亚洲崛起的军事强国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那就是中国和日本。”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的亚太战略到底指什么。其实,2008年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北约战略研讨会上,时任北约秘书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承认,日本、韩国和澳新是美国的盟友,此时没有必要在远东打造类似的北约组织。中国尚不具备前苏联或俄罗斯拥有的威胁能力。然而,这种前景正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强大而变得不再遥远。

当然,美国政界、智库和媒体对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性质都是存在多种声音的。比如,与美国军方过从甚密的兰德公司在中国抗疫初期发布报告介绍中美在抗击传染病领域的合作,呼吁美中加大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最近刊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题为“如果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是对的呢“(4月3日),作者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任沙德罗(Nadia Schadlow)。他的观点是,美国四十年来误判了中国,与中国合作只能给美国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纽约大学的教授贝纳特(Peter Beinart),题为”特朗普与中国决裂会带来致命后果“。他呼吁在全球面对新冠疫情威胁亿万人口健康的情形下,各国应该认清病毒没有国界、也不分族群。直到有效的疫苗研发出来之前,人类亟需大国的领导力度与国际协调,中美的合作至关重要。这一国际精英群体指出,“美国必须与盟友和朋友同时合作以面对疫情的共同威胁,同时领导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合作来打败病毒,尤其是在那些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他们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某种程度上的中美合作,任何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都是难以成功的。”显然,中国的工厂能够制造出几乎任何型号的一般性防护用具,也能够研发出高端的抗击新病毒的药品。实际上,根据以色列一家智库的报道(今年1月),中美两国早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就开始合作的很出色。尤其是此刻,中国的白衣天使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极为宝贵的临床经验,以便加快国际科学家共同研发急需的疫苗。在不久前举行的G-20会议上,美国表示愿意与中国等其他国家一起承担抗击疫情的责任。

可见,中美关系不可能近期出现翻车,尤其是抗击疫情期间。但是,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这首先来自中国自身的实力增长以及中俄两国构建的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诚如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莱斯坦诚的那样,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上的合作给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带来了前所没有的压力。这也是自前苏联解体后唯一能够制衡美国霸权的国际力量。此外,中国和俄罗斯将会以更强有力的步伐迈向新的目标。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华民族的世纪追求,也是执政党为国、为民的宏伟初衷。正如伯恩斯所说,美国的支配地位不到数十年的时间,而中国则是自罗马帝国被蛮族毁于一旦之后,唯一继续维系帝国霸业长达1300余年的文化与制度。仅此一点,中国的再次崛起对任何守成大国来说都是心理上和地缘上的双重挑战。其实,这是西方对中国历史的浪漫解读。在漫长的2000年大一统时期,中国的稳定与繁荣绝非那般完美。内战与动荡的次数不亚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周边安全也非如长城那般坚固。

援引上述美国政治与社会精英对中国的看法旨在说明,美国对中国或志在崛起的中国的看法不会倒退至从前。那个看法就是曾经美国对中国的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最后,一个开放的中国会处处以美国为样本,事事以美国为核心。这种期待本身就是幼稚的。中国一定会以适合其整体利益的方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任何政治家肩负国家的崛起是其责任;而在崛起过程中尽量让其民众免受灾难则是其美德。与此同时,能够让包括守成大国在内的各国接受崛起则是其智慧。近日,笔者在读《周恩来外交文选》以资备课。在看到其1963年撰写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一文时,颇有感想。当然,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实力与当今的中国实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这两个时期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却是一致的,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具体做法上,周恩来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员要谦和与宽容、切记不要强加于人;做事有节有度;相互尊重、平等待人。今天这些道理似乎很简单,既没有高大上的辞令,也没有抽象深奥的理论。但是,这些理念透露出外交的精髓。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应该学会接受平等、尊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而作为崛起大国,中国也需继续保持谦和与理性。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难以称之为普世方案,更不应该强制他人接受。这也许是当今两大经济超强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王黎,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the Keck Center)从事博士后研究。自2013年执教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领域:英美外交与外交政策、国际秩序治理与军事安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欧洲外交史 1494-1925》,《跨国视角下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美国外交:理念、权力和秩序》等。

延伸阅读

周恩来: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要等待,不要将已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埃叙合并为阿联,当时是有错误的,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我们很欣赏,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数,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即使印度挑衅,我们也一定象我致班达拉奈克夫人信中提到的那样,在行使我们自卫权利以前,先通知他们。

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注释】

这是周恩来同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节录。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08日 来源时间:2020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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