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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指责合理吗?

作者:RICHARD PÉREZ-PEÑA, DONALD G. McNEIL J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1月22日,也就是中国官员首次公布肆虐武汉的新病毒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两天后,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召开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这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几乎每天都会有——敲响警钟,告诉全世界要严肃对待疫情。
  但由于官员意见不一,世卫组织仍没有看到病毒在中国境外持续传播的证据,因此在第二天拒绝宣布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周后,该组织改变看法,做出了这样的定性。
  这场流行病蔓延的初期显示了世卫组织的长处和弱点,这一联合国分支机构现在正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攻击,他在周二下令切断美国对该组织的资助。
  虽然掌握的信息有限且多变,世卫组织仍做出了快速而稳定的反应,始终将这种新的传染病当作一种重大威胁来对待,并说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事实证明它的确是这样的威胁。与此同时,该组织一再赞扬中国,其行动和言论都带着政治性的谨慎,因为作为联合国的分支机构,世卫组织自身的资源很少,没有国际合作就无法展开工作。
  为了转移因自己的处理不当而导致美国未能做好防备的批评,特朗普指责世卫组织管理不力,说他们“非常以中国为中心”,并称它“助推了中国释放的不实信息”。
  但仔细回顾可以发现,世卫组织的行动比许多国家的政府更有远见和速度,也比自身在以往流行病中的表现要好。尽管也有错误,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世卫组织应该为欧洲和美国相继发生的灾难负责。
  世卫组织要做任何事都得有国际成员的支持,它没有任何领土权,不能不请自来去任何地方,它还依靠成员国的资助运作。它所能提供的只有专业知识和协调——甚至连这些都大多是从慈善机构和成员国那里借来的。
  世卫组织曾因与北京关系过于密切而遭到批评,随着该机构一再赞扬中国的合作与透明——很多人认为中国恰恰欠缺这些——批评声越来越大。中国在控制病毒方面采取的严厉措施一开始就招致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但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有效的,后来也被许多国家采用。
  大流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月20日,中国的中央政府委派全国最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钟南山前往武汉,调查新冠病毒在这一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的传播情况。钟南山在全国电视讲话中传达了令人震惊的信息:地方官员掩盖了疫情的严重性,疾病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医生在死亡,每个人都该远离这座城市。
  年届83岁高龄、曾在2002到2003年间领导中国SARS疫情应对的钟南山向来特立独行,属于中国为数不多有底气称武汉市长周先旺——一名平步青云的中共官员——是骗子的人之一。
  周先旺不希望他在1月11日至17日召开地方党代会和1月18日为4万户家庭举办万家宴的计划被打乱,他似乎只是让警察和当地卫生官员关闭了海鲜市场,威胁了医生,并向公众保证几乎不存在什么传染。
  钟南山的警告播出后不到三天,中国就封锁了这座城市,禁止任何人进出,并对城内活动实施严格的规定——后来这样的限制远远超出武汉的范围,覆盖了数千万人口。
  中国政府做出了有力反应,惩处地方官员,宣称任何隐瞒疫情的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部署了数万名军人、医务工作者和感染追踪者。
  正是在武汉封城这一天,世卫组织起初拒绝宣布全球紧急事件,对于将某个国家认定为威胁,以及这样的声明会对中国人民产生何种影响,官员们存在分歧,并表达了担忧。对于联合国机构来说,这样的谨慎是常规,但往往也是令人沮丧的现实,因为这些机构的运作需要以共识为基础,对国家的直接批评——哪怕只是一点点暗示——都是需要避免的。
  尽管钟南山发出了病毒人传人的警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还是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在中国境外持续传播。
  “这并不代表不会发生,”谭德塞说。
  “毫无疑问,”他接着说。“这是中国的突发事件,但还没有成为全球的突发卫生事件。但它有可能会是。”
  此时世卫组织仍在试图说服中国允许一个专家组访问调查,但这个想法直到超过三周后才得以实现。1月23日,该病毒对全球的威胁尚不明确,当时大约只有800例感染和25例死亡报告,中国境外只有少数感染病例且没有死亡报告。
  “如今再看,我们都在想,会不会还可以做些什么,尽早遏止我们看到的国际传播,而世卫组织是否可以更早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对中国的行动作出中立的评判,”华盛顿大学大流行病防备和全球卫生安全中心(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ta Center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Global Health Security)联席主任彼得·拉比诺维茨(Peter Rabinowitz)说。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公共卫生和法学教授阿米尔·阿塔兰(Amir Attaran)说,“显然,谭德塞和世卫组织所做的决定是保持缄默,对中国做说服工作,这个决定是部分成功的。”
  “但这根本不能支持特朗普的指控,”他还说。“总统在用欺骗的方式寻找替罪羊。”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上的重大缺陷,正是因为没有听从世卫组织的建议。
  世卫组织敦促每个国家实施广泛的病毒检测,但疾控中心在展开美国的检测工作时表现拙劣。此外,尽管世卫组织表示居家限制以及其他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在中国是有效的,白宫却迟迟没有表示对这些措施的支持。
  至于如果世卫组织提前一周宣布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个在公共关系层面上会造成巨大影响的决定——世界各国是否会提早采取行动,现在已不可知。
  但是,谭德塞日复一日地以他冗长乏味的风格发出了相对没那么正式的警告,告诉各国控制住病毒仍然是可能的,要进行检测和密切接触者追踪,并隔离可能被感染的人。他经常说:“我们有机会阻止这种病毒,但是这个窗口正在迅速关闭。”
  实际上,甚至在钟南山揭露可怕的疫情之前,该组织就已经采取了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以引起人们对神秘疾病暴发的注意。
  1月12日,中国科学家发表了该病毒的基因组,而世卫组织要求柏林的一个团队使用该信息进行诊断试剂开发。仅仅四天后,他们开发出一种检测方法,世卫组织随后将一份蓝图发到网上,全世界的任何实验室都可以复制使用。
  1月21日,中国与世卫组织共享了检测所用的材料,并提供了另一个模板供其他人使用。
  一些国家和研究机构遵循了德国的蓝图,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疾控中心)则坚持要自行开发。但是疾控中心最初的测试中的缺陷,加之对其系统之外的实验室测试的批准缓慢,导致美国耽误了数周时间才开始广泛的检测。
  1月下旬,特朗普赞扬了中国的行动。而现在,在武汉经历了压迫性的封锁后,特朗普的政府官员却开始指责中国掩盖了疫情严重程度,以及世卫组织与其串通一气。他们说,这导致西方没有对这种病毒采取应有的重视。
  世卫组织全球卫生法中心主任拉里·戈斯汀(Larry Gostin)表示,该组织过分依赖武汉最初的说法,即病毒人传人十分有限,几乎不存在。
  “从一种宽容的视角去看,世卫组织根本没有办法核实当地发生的事件,”他说。“不那么宽容的看法则是,世卫组织没有做足工作来独立核实中国的说法,并照单全收。”
  世卫组织最初对中国的国内旅行限制持谨慎态度,但在该策略开始奏效后给予认可。
  “目前,在中国的战略和战术方法是正确的,”世卫组织应急响应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博士(Michael Ryan)2月18日说。“这些措施是否过于严重、限制性是否过高,可以讨论,但就公共卫生而言,此事干系重大——不只是对中国,这关乎全球所有人的安危。”
  世卫组织的一个团队——包括两名来自美国疾控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美国人——确实曾在2月中旬访问中国,停留了超过一周时间,该团队的领导者表示,他们在出行、访问设施和与人交谈方面有充分的自由。
  无论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否故意不如实透露危机的规模,在其他每个遭受重创的国家,都发现了报告不完整的情况。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承认死亡病例存在严重少报,这其中包括从未入院的人,尤其是在疗养院和养老院的人。
  纽约市本周报告了3700例此前未统计的死亡,这些人始终未能接受检测。美国通常让当地验尸官来决定是否对尸体进行病毒检测,而许多验尸官缺乏这样做的能力。
  中国早期在困惑中行动,不确定自己在面对的是什么,而武汉及其周边的资源都已经超负荷。人们在没有接受治疗或检测的情况下,留在家中康复或死去。官方数据先是排除、然后收入、然后再次排除那些有症状但从未接受过检测的人。
  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紧急状态的第二天——特朗普总统采取行动,限制来自中国的旅行,自那以来,他一直吹嘘自己抢在其他国家领导人前面采取了行动,这对保护美国至关重要。事实上,当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航班,其他国家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切断了来自中国的旅行。
  美国首例已知病例于1月20日得到确认,此前五天,一名已经感染但尚未出现症状的男子从武汉前往西雅图,那里后来成为美国首次出现严重疫情的地方。
  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表示不支持国际旅行禁令,称这是无效的,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但它没有明确批评美国、中国或其他采取该措施的国家。
  专家表示,中国的国内旅行限制(比西方国家的限制更为严格)起到了最大的效果,将疫情的蔓延推迟了数周,并让中国政府得以赶在疫情暴发之前采取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后来承认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中国的策略虽然粗暴,但显然奏效了。一些城市在3月得以重新开放,武汉在4月8日重新开放。
  特朗普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世卫组织的政府,包括日本财相在内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官员也表示,世卫组织对中国过于恭顺。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改变了一些指导方针——在应对一种新的病原体时,这样的错综复杂是可以预见的,尽管仍然引发了批评。但有时,该机构给出的信息似乎相互矛盾,导致了混乱。
  2月下旬,在意大利的情况从令人担忧转向灾难之前,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和其他政府官员曾援引世卫组织的建议,称伦巴第和威尼托的地方政府做了过多的检测。
  “我们有更多的人感染,是因为我们采集了更多的样本,”孔特说。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说要限制检测,倒是说过一些检测应当优先考虑。它曾经呼吁,并且现在仍然呼吁追踪和检查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检测,但很少有西方国家做过广泛的接触者追踪。
  但该组织尽力不去批评某个国家,包括那些没有进行足够检测的国家。
  3月16日,谭德塞在Twitter上写道,“我们要向所有国家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检测、检测、再检测。”三天后,世卫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检测方法,”而且“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疫情的演变来考虑自己的策略”。
  该组织被批评最初没有把这种传染病称为大流行病,即发生了波及全球范围的疫情。在世界卫生组织内部,这个词并没有正式界定的特别含义,官员们坚称使用了它也不会改变什么,但是谭德塞从3月11日开始决定称其为大流行。他解释说,做出这样的改变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太多的国家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该组织的警告。

  Selam Gebrekidan、Javier Hernandez、Jason Horowitz、Adam Nossiter、Knvul Sheikh和Roni Caryn Rabi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Richard Pérez-Peña是驻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和编辑。他曾为纽约城市新闻、国内新闻、商业、媒体和国际新闻版块工作。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Donald G. McNeil Jr.是一名科学记者,负责报道传染病和贫困地区的疾病。他于1976年加入《纽约时报》,曾在60个国家展开报道。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17日 来源时间:2020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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