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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疫情改变世界秩序,防止发生战略误判

作者:马国川 袁南生   来源:地中海鱼儿   放大  缩小

许多民众关注外交问题是好事,外交问题交专业人士处理与民众关注外交问题不矛盾。民众信息越对称、越成熟,越理性,外交空间就越大。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对公众声音,一要了解民意,尊重民意;二要不唯民意。历史证明,外交被民意所绑架,难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袁南生:博士,教授,高级经济师,外交官;曾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这场疫情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世界将如何变化?突如其来并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思考和争论。

“高度肯定中国抗疫成绩没错,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则是极端错误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袁南生说,“预言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更是战略误判。”

袁南生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大使、教授大使,先后担任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津巴布韦、苏里南大使,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回国后曾出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袁南生坦率地直面国内外的诸多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历史证明,外交被民意所绑架,难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袁南生主张,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对公众声音,既要了解和尊重民意,又不唯民意。

这位外交家认为,这次疫情将改变世界秩序,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转向逆全球化,持续了数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转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国化时期。

“走向冷战、中美脱钩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待观察,不可掉以轻心”,袁南生提醒要避免最坏的局面发生,“尤其要防止对美误判,误认为美国已衰落。要看到美国同自身相比仍在发展,并没有衰落。”

应对疫情,中外各有其成功之处

马国川:目前尽管国内疫情趋于平复,但是由疫情引起的诸多话题仍然是社会舆论的焦点,其中之一就是病毒起源。一个流行广泛的说法是,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作为一名资深外交人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南生:不久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美国媒体“AXIOS”和“HBO”联合节目采访时表示,他反对传播导致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的说法。他声明,传播这种理论是“疯狂的”,“这种猜测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非常有害的”,“最终,我们必须找到病毒最初来自哪里的答案。但这是科学家的工作,不是外交官的工作。”崔天凯是中国驻美大使,是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的代表,他的表态当然是权威的。我赞同崔天凯的观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等都已表态,要找到病毒起源。不少国际政要也已表示,这次冠状病毒肺炎不能说过去就过去了,一定要查明来源。我们不妨静待结论出来。

马国川:现在国内不少人担心,病毒起源问题是否会和追责联系起来?事实上,现在国际社会确实有“追责”的声音。

袁南生:国际上没有因病毒起源和蔓延被追责的先例。埃博拉病毒起源于非洲,没有谁向非洲追责。“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感染了5亿多人,几千万人因此丧命,特朗普的爷爷也是因为这次流感而在1918年去世,年仅49岁。不少人一看“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就以为起源地在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是替美国背了黑锅。1918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军营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感冒”,“零号病人”是一名美军厨师。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开到哪里,病毒就传到哪里,美国一分钱也没有赔偿。国际上有人鼓噪“追责”,有的是为了甩锅,有的是抹黑中国,有的是希望借此捞取利益。

马国川:其实,大多数国际人士都承认,作为第一个受到新冠病毒打击的国家,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袁南生:是的。早在2月24日,也就是武汉封城一个月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中国为遏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国抗疫,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沉痛教训,中国和国际社会联手应对疫情,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另一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马国川:对于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应对疫情的办法,中国民众(尤其是网民)中有不少批评、质疑的声音,认为它们手段太软,应该向中国“抄作业”。

袁南生:持这种观点的,多数人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有的国家借鉴中国的做法,尽快取得抗疫斗争胜利。当然也有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国外抗疫情势,让人家“抄作业”。这同某些人对国外缺少了解有关,同这些年来虚骄自大之气的浸润有关。

应对疫情,中外各有其成功之处。中国有的经验,国外照搬不了;国外有的经验,中国也难以复制。不管哪个国家,应对疫情既要讲科学,也要讲国情。就像用餐,中国人习惯用筷子,西方人习惯用刀叉,印度人、非洲人、许多拉美人习惯直接用手,不能简单地说谁比谁好,这方面中外都不可能让彼此抄作业。

马国川: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客观评价其他国家的应对之策?

袁南生:评价别国应对得失,一是符合科学常识,二是符合当地实际。总之,我们不能依据我国自身做法和经验对外国抗疫评头品足,外国也不能依据他们的思想习惯对我国抗疫说三道四。

马国川: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在许多国人对我们自己的抗疫成绩津津乐道,但也有人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预言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

袁南生:高度肯定中国抗疫成绩没错,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则是极端错误的,预言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更是战略误判。有识之士担忧这次疫情将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是有道理的。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是在迎合美国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在搞单边主义。对中国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不加以防范,任其发展蔓延,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因此而误认为中国也在追求“中国优先”。

了解民意,不唯民意

马国川:历史一再证明,极端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如何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呢?

袁南生:一是要普及知识,重申常识,防止信息不对称,让人们了解更多历史。一些人滋生盲目的民族主义,同信息不对称、坐井观天是分不开的。例如,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漂然自大,到处高调“厉害了,我的国!”,这就可能出问题。其实,几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的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著名世界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公元元年中国GDP总量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公元1500年明代时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近代中国被英国超过,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GDP还是世界第二。1927年中国是世界第三(这是邹韬奋说的),1949年下降为第四。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先后三次坐老二的位子: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一次是现在。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是要加强引导,改进思想方法,防止看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例如,把砸日本车简单地等同于爱国。

三是要守住底线。例如,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被确诊为感染冠状病毒不应“点赞”,对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疫情大国、死亡数万人不应“恭喜”。

马国川: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许多民众越来越关注外交问题。但是也有人士认为,外交问题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普罗大众不宜置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外交人士如何面对公众的声音?

袁南生:许多民众关注外交问题是好事,外交问题交专业人士处理与民众关注外交问题不矛盾。民众信息越对称、越成熟,越理性,外交空间就越大。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对公众声音,一要了解民意,尊重民意,这既是由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要不唯民意。历史证明,外交被民意所绑架,难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十月革命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布苏俄无条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的领土。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使华,谈判与中国建交,希望以此对冲来自于英国对苏俄的巨大压力。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对越飞说,如苏俄从外蒙撤军,中俄可立即建交。但北京大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无条件与苏俄建交,并宣称如不答应,就像五四运动对待曹汝霖等一样,一把火烧了顾家。顾说,你烧了我家,我也不答应,哪有占着中国大片领土,又要建交的道理。后来顾维钧家收到一个包裹,打开时真炸了。尽管这样,顾仍不让步。民间看不到加拉罕对华宣言只是一个外交姿态,并没有打算真正实行,历史上也真没有实行。后来,越飞到上海,与在上海的孙中山发表《孙越宣言》,苏俄承诺帮助国民党,孙表示俄不必立时从外蒙撤军,由此埋下外蒙脱离中国的种子。历史证明,顾维钧是对的。

民众毕竟不是外交专业人士,一味迁就民意,甚至讨好民意,很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最终也会损害民众利益。

马国川:有人说,中国外交应该强硬起来;也有人说,中国应该继续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在社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您怎么看这种争论?

袁南生:韬光养晦不等于不强硬。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包含该强硬时应该强硬之意。“韬光养晦”是把宝剑插进刀鞘,外交上的韬光养晦是指用谦逊的姿态与人交往,而不是咄咄逼人,强人所难。有人认为韬光养晦就是缺钙、软弱、装孙子,这是误解。跟人打交道,把刀拿在手上,人家是什么感觉?亮剑是军人的职责所在,搞外交的韬光养晦,把宝剑插进刀鞘,你不亮出来,人家也知道你有剑。

顾维钧做外交,对任何人都称您,因为打外交仗,不在于声音大,不在于是否亮剑,而在于是否在理。宋代王伦四次出使金国,在谈判桌上拿回的土地,比任何一位抗金名将,包括岳飞,都要多,他靠的是智辩,而不是对骂。

就韬光养晦问题社会上有争论,是正常现象,是好事。中国外交应该“强起来”,而不是单纯的“强硬起来”,因为外交强国应做到该放下身段的时候放得适度,该求人的时候求得恰当,该说硬话的时候硬得上去,该出手的时候出得精彩。

“防止对美误判”

马国川:基辛格博士在4月初的文章里预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在您看来,这次疫情对于世界格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袁南生:基辛格的见解有其道理。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世界秩序的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转向逆全球化;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转向美国所说的中美竞争对手关系;持续了数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转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国化时期(逆全球化实质上就是去中国化);优势互补的国际大分工转为价值观认同的国际合作;随着美国不断“退群”,WTO、WHO等国际组织很可能趋向于弱化、虚化,美国和盟友有可能另起炉灶,图谋将中国排除在外,以联合国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的运转受到挑战。

马国川:随着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中美两国是否会加速“脱钩”?中国如何应对?

袁南生:2013-2014年,我担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期间,中美之间每7分钟一架航班往返于两国,每天往返于两国之间的旅客1万人以上,一年下来约400万人。中国旅客在美平均消费6000美元。旧金山市四分之一的公民是华人,旧金山领区清华大学毕业生1万2千多人,北京大学毕业生7000多人。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脱钩很不容易,但今后中美之间的联系、往来、互动,其频率十之八九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苏美关系有很大区别。当年苏东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立足于“经互会”这个封闭的圈子;美英等国组成资本主义阵营,市场经济在关贸总协定体系里运行。今天中美两国在WTO体系里创造了经贸往来的历史记录。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货物贸易增长了207倍,达到将近6000亿货物贸易总额,加之服务贸易1000多亿。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出口、就业、技术、人才等方面利益的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海外成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出口的26%波音飞机、56%大豆、16%汽车、23%农产品和23%集成电路卖到中国。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农产品、汽车和集成电路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处于逆差地位,来自中国人的旅游、教育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中国在美国非金融类投资2016年为500亿美元,中国投资遍布44个州,为美国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

马国川:在您看来,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像当年苏美一样对抗,不可能出现“新冷战”状态?

袁南生:所谓“新冷战”,就是中美脱钩,包括科技脱钩、投资脱钩、产业脱钩、教育脱钩、人才脱钩等等。但中美真会脱钩吗?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只要经贸往来脱不了钩,中美就不可能脱钩。中美双边贸易规模太大,中美相互联结的产业链、供应链太紧密,美国对中国资金需求太大,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相互依赖太深,中美两国人民往来太广泛,中美宏观经济协调对全球市场影响太大。中美脱钩,必将引发世界秩序极大混乱。

在席卷全球的严重疫情中,美国政府进退失据,其现状和作为对中国不利是肯定的。疫情过后,全球化进程不会中断,但可能有另一种走法。旧的全球化强调成本优势,实现国际分工;新的全球化可能强调价值趋同,排挤打压中国。但是,离开了中国的全球化,不是真正的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会有完整的世界市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市场大国,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边疆。

马国川:诚如您所说,世界秩序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转向美国所界定的中美竞争对手关系。本来这次疫情完全应可以演化为中美携手抗击共同“敌人”的温情故事,可事实上却加剧了中美之间的“互疑”。

袁南生: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敌手阶段、对手阶段、联手阶段,现在又回到对手阶段。敌手阶段指的是朝鲜战争时期;对手阶段是指冷战时期中美建交之前这一段,这一时期美对华政策是遏制;联手阶段是指中美建交以后到特朗普上台之前这段时期,特别是911事件促成了中美联手,联手阶段美对华政策是接触;现在,中美关系又回到了对手阶段。

但是,前后两个对手阶段并不是一码事,虽然两个阶段都是对手关系,但前一个阶段美国只是视中国为一般意义上的对手,谈不上竞争;后一个阶段,即我们现在阶段的对手关系,按美国的说法是“战略竞争对手关系”,新的对手阶段美对华政策有可能变为以遏制为主,走向冷战、中美脱钩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待观察,不可掉以轻心。

马国川:如何才能避免最坏的局面发生?

袁南生:避免最坏的局面发生,一是要保持战略清醒,认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没有变;二是保持战略耐心,防止急于求成;三是守住战略底线,既韬光养晦,更奋发有为,维护好国家核心利益;四是防止战略误判。尤其要防止对美误判,误认为美国已衰落。要看到美国同自身相比仍在发展,并没有衰落。

过去100年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始终在四分之一左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是这样。美国将继续拥有科技霸权、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仍然是世界第一地缘优势大国、农业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和资源大国。以农业为例,美国以不到300万农业人口,成了世界粮食生产出口第一大国,其一个国家的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一半,而我们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经济总量已超过20万亿美元。横向比,只有中国、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国家增速超过美国。

美国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下降,主要是中国和新兴大国力量上升,相对来说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了。防止战略误判的重要性从当年朝鲜战争可以看出来,金日成误判美国不会出兵,美国误判中国不会出兵,中国误判美国出兵朝鲜的目的是要打过鸭绿江。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26日 来源时间:2020年0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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