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
当前位置:首页>互动>本站专稿

王黎:切忌把美国的“中国通”进行模式化分类

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编者按:上海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孟维瞻的文章“若改善中美关系,为何必须争取美国左派?发表后引起不少反响。究竟如何看待美国的“中国通”在中美关系每况愈下的今天自然非常重要,因为即使他们不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他们对美国民间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知会有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孟维瞻的文章,还是中国外交学院5年以前完成的美国“中国通”影响力排座次的项目可能都被一种想法驱动,即怎么才能让这些“中国通”站在中国一边,为中国说话。这种想法的功利主义成分可能会导致对美国“中国通”的脸谱化和简单化。王黎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中美印象》欢迎读者,特别是从事中美关系和美国研究的学者,参与这一非常重要的讨论。

 当今,美国不仅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而且日渐视其为对手甚至潜在的敌人。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崛起的趋势及其未来的走向与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期待相去甚远。与之相对,中国也渴望了解美国的外交战略以及美国的“中国通”这一高度职业化的精英群体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走向。为此,本文在回顾美国对中国看法形成的路径的基础上,对美国“中国通”进行断代和专业层面的分类。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人为地把美国的“中国通”进行左中右的分类,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国情而且更无意义。



历史上,年轻的美国很早地就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广州口岸进行通商。然而,此时的中国虽然开始走入停滞和衰落阶段,但大清王朝却尚未气数已尽。因此,对来自美国的贸易渴求无动于衷。尽管如此,美国人始终关注这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巨大市场。贸易是美国最初了解中国的主要动力。六十年后的1842年,中美两国签署了现代意义上的通商条约——《中美望厦条约》。随后,近代中国的命运在美国人眼中,尤其是在传教士中燃起了一丝“拯救”古老帝国再生的怜悯之心。相比于当时更发达的欧洲国家,美国最早接收了中国留学生并且在华建立了诸多的传教机构。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的未来颇具影响的第二个精英群体——传教士。其中,美国传教士与学者丁韪良(W.A.P. Martin)代表了这一群体,他们向中国引进包括美国人和欧洲人撰写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理念与机制。丁韪良坚持认为,“如果西方的民族之家意欲接纳这一古老国家的话,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与思想。”时至19世纪末,当中国面临被国际列强瓜分的情形下,美国在多种动机的驱使下与英国联手,率先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倡议,并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以《九国公约》的形式确立了“门户开放”原则。从此,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受到其商业集团、传教士群体以及政治决策这三个社会精英势力的影响。这一实际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的前后。

二战后的美国俨然是世界首位超级大国。同时,它的外交政策也日趋受到知识精英、尤其是区域研究专家和学者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也不例外。如果以时间和职业为划分标准的话,美国第一代“中国通”无疑是以范宣德(John C. Vincent)、戴维斯(John P. Davis)、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为核心代表。他们或是出身于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家庭,或是具有在中国长期的工作经验。而以费正清(J. K. Fairbank)和鲍大可(A. Doak Barnett)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也属于第一代“中国通”。由于他们目睹的中国不仅抗日不力,而且国共两党摩擦不断,特别是在美元的帮助下国内仍然民不聊生,故预示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将在战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输给共产党人。正是这种“同情”共产主义的态度,1950年后在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他们或是被开除公职或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这里必须澄清,美国的“冷战”狂人诬陷上述国务院部分官员为国际共产党人,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以及预见了中共的胜利。因此,被人们解读为是“左倾”的“知华派”或“亲华派”。可是,以此划分的依据非常脆弱。毋庸置疑,这一批人对美国“失去”中国痛心疾首,并直言批评美国决策的失误。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只是新中国政府与苏联的结盟,而不是愿与中国共产党为同路人。他们对中国的好感或曰“第二故乡”的情节,更是建立在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故以意识形态界定他们的政治立场颇不准确。况且,他们都是骄傲的美国人,相信在美国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国有朝一日会发展到相当于“美国中西部城市堪萨斯和丹佛的水准。”对此,汉斯﹒摩根索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把自己从未拥有的东西视为己物,足以显示他们的霸气和原野奇侠的作风。但是,这一背后是他们的傲慢心理,即“凡是美国认为好的,一定是正确的。”

二战后尤其是在冷战初期,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集欧洲各国的大学特点和经验,迅速建立起国际关系、特别是区域问题研究。如果以冷战开启的40年代末为起点到1975年的越战结束为结点的话,这一时期由美国院校培养的“中国通”与上一代同行相比,他们虽然缺乏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但却受惠于战后美国院校所强调的跨学科的系统训练。其中以惠廷(Allen Whiting)和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1938)及其学生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1943)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通”,在学术成果及从政经验上确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他们都是积极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支持美国接纳一个锐意改革与开放的中国。1979年由奥森伯格与安熙龙(Robert B. Oxnam) 主编的《鹰龙共舞:美中关系回顾与展望》(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一书,可谓是聚集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声音。这一代学者还包括何汉理(Harry Harding,1946)和谢淑丽(Susan Shirk,1945)。

    这一代“中国通”的阵容是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美国问题专家阵容无法望其项背的。尽管如此,这一群体主要是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即主张美国接纳中国以遏制苏联,同时通过贸易和文化教育交流来重新塑造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形象”。毕竟,自1950年中美两国完全脱钩后,彼此的形象深受历史环境和国内政治需要的影响。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两国开始走向正轨并且向前发展,这既符合两国的利益也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显然,美国的“中国通”是从国际格局与外交战略思考对华政策而非重温“二战”中形成的昔日友谊。最重要的例证是,从中美建交之际起,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案》:该法案不仅是时时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高危病毒”,而且说明美国的“中国通”对整个国家战略的影响也是受牵制的。

此外,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之后,美国第三代中国问题学者的成长之路也与前两代人有所不同。首先,这一代人中的多数是在台湾或香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不可否认,随从国民党当局撤至台湾的有一批中国文化精英,在民族认同上国共两党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两岸在意识形态乃至生活水准和方式方面也日趋大相径庭。这一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通”在政治上对国民党的认同以及对岛上分裂势力的态度越来越脱离传统的国民党立场,其明显反映在当今为“台独势力”游说的院外集团。美国参众两院中的反华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198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资深参议员黛安娜﹒范恩斯坦(Diane Feinstein)曾坦诚告诉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北京应该派出那些英语流利且熟谙美国事务的中国年轻人在美国合法地“讲好中国故事”。可见,即使最强大的美国也不忽视“公共外交”的威力。

     其次,一些美国的“中国通”是伴随越战和中国文革时期成长的。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否定此前美国的“中国通”对中国的了解和政策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毛迪思(Steven Mosher,1948),他在早年撰写的《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一书中声称,那些所谓的美国“中国通”其实是被中国政府的宣传所洗脑,或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是隔靴搔痒。虽然毛迪思本人并没有被美国的建制派所接受,但是具有与其相似看法的新生代“中国问题学者”也不在少数。尤其是他们在求学期间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益崛起,同时也看到了苏联解体后而产生的国家悲剧。甚至强烈的优越感和时代烙印让他们多少失去了曾经对中国近代之屈辱而有过的同情心。相反,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不守规则并咄咄逼人的国家。只有美国才有实力和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鉴于此,如何把握好疫情之后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类中国通里一个影响巨大的人是孟慕捷(James Mann,1946),他年轻时一直在媒体届摸爬滚打,后来开始写书,他2007年发表的《中国幻想》(The China Fantasy—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基本上就是特朗普身边的脱钩派的《圣经》。

综上所述,无论哪一代的美国“中国通”都难以简单地划分为“左派、右派或中间派”,他们之中都不乏对中国事务相对了解的精英,但也常有判断中国失误的学者。就美国政治文化而言,左中右等概念不是学界和政界接受的,甚至不常出现在媒体上。至于那些认为能够熟练使用汉语、热爱中国文化以及经常来访中国的学者就会对中国政府抱有好感或者竭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想法实属天真或自作多情。

今天,美国社会上形成的对华强硬这一共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中国通”所持的一致立场,但也不能断定这些强硬派中没有任何熟谙中国问题的学者。其实,就中美关系的战略考虑更多的是来自像基辛格(1923)、奈(Joseph Nye,1937)、艾利森(Graham Allison,1940)等这些非中国通,他们是具有宏观战略的学者和实际政策的制定者。诚如奈所言,理解战略目标是理解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键所在。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是零和博弈,那相互依赖应当越少越好。相反,如果是混合博弈或者正和博弈,那么,相互依赖可以同时成为合作与竞争的目标。换言之,相互依赖意味着攻击只是两败俱伤,也意味着维持现状才是相互有利的。鉴于此,关注中美双边关系或国际多边格局的“中国通”,不仅对中国要有系统和扎实的了解,而且也要对中美两国共同生存的国际体系有着客观的深入分析。这才是国际问题学者应该遵循的立场。
延伸阅读:
王黎:美国是怎样开始介入中国及亚太事务的
王黎:同住地球村,“脱钩”谈何易
王黎:中美两强要和平相处并不难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30日 来源时间:2020年04月30日
分享到:

留 言

本站专稿
微博WEIBO

中美印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