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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真相:哈里斯“新冠民调”全9期数据的观察

作者:Jennie Yu   来源:jennieintheocean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自三月以来,随着COVID-19在美国国内的蔓延,美国哈里斯民调中心(Harris Poll)在全美范围内组织展开“新冠追踪”(COVID-19 Tracker)系列民调,截至本周三(美国当地时间4月29日)下午,已发布了9期民调数据(Wave1-9)。每期样本人数约2000人,通过网络调研展开,间隔约4-7天,调研问题数量不断增加,近3期已逾200个。(点击浏览Harris Poll官网的专题页面。)
  其中的“第六波”(Wave6)民调集中调研了美国民众在新冠疫情上的对华态度,一经发布便引发全美热议。这份民调在4月3日至5日进行,数据结果于4月8日发布,是至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最详尽、细节最多的关于美国民众在疫情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的信息内容。

(This figure is graphed by
Jennie, data from the Covid-19 tracker of the Harris poll. Note: questions on net features are excluded.)
  美国《华盛顿邮报》于4月8日对哈里斯民调内的涉华部分进行集中报道。在过去近一个月内,这份HarrisPoll曾无数次见诸于美国学者有关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的解读以及其他中美关系讨论的场合之中。可以说,Harris Poll的“第六波”新冠追踪民调,几乎在全美范围内引发热议,是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察美国国内在疫情背景下对华态度变化走势的民意数据。
  即便如此,依旧需要首先说明的是:a.一份民调即使出自专业机构,调研方法较为科学规范,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真实”。例如,HarrisPoll的“新冠追踪”系列民调均通过网络调研的方式展开(Pew和Gallup则通过电话调研方式开展),显然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使用网络的频率和习惯上存在很大区别,同时问题与选项设计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结果产生影响。b.单一机构的民调也存在一定偏差。哈里斯民调的数据在总体趋势上与盖勒普(Gallup)与皮尤(Pew)这两家美国民调“巨头”近期发布的涉华民意测验结果基本一致,有关Gallup和Pew的数据在本文最后也有所提及。把握这些对“民调偏差”的基础认知后,将更有助于完整地理解和分析这些民调。“瑕不掩瑜”,Harris Poll的这份民调总体上仍为我们了解“美国人究竟如何看中国”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
  在此,我将3月10日哈里斯民调推出“新冠追踪”(Covid-19 Tracker)系列以来,目前发表的全9期民调数据进行整理,提取出其中所有涉华部分内容,共包含16个问题,部分问题在多期民调中重复出现,这有助于追踪态度变化的趋势。根据问题内容的性质与内容,我将这16个问题归纳汇总至5个类目,并根据问题数量的多寡与出现频次,对其重要性进行简单排序(由高至低)。
  关键问题Key Questions
  A.问责中国Blame China
  B.对华政策China Policy
  C.中国病毒China Virus
  D.中国数据China Data
  E.前往中国Visiting China
  (说明:本文篇幅较长,正文部分包含25份自制数据图表,可根据分类按需阅读,原始数据均来自Harris Poll,所有数据均为本人自行录入并校对,所有图表均为笔者自制,若有数据错漏由本人自负。为了方便阅读,所有图表均留白以避免水印遮盖数据内容,请勿抹去水印使用。转载或使用请与我联系,谢谢!)
  A. 问责中国 Blame China
  “问责中国”首先出现在3月25日发布的“第四波”疫情民调数据中,在被问及中国方面是否应该为新冠大流行在美国的出现而负责时,逾半数美国人(55%)认为中国应对此负责,其余45%的美国人则持反对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党派差异,如下图所示,逾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72%)支持问责中国,民主党方面则不足半数持这一观点(42%),两党之间在问责中国的议题上存在30个百分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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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问题在性别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差异不大,但是在年龄结构上,年轻人(18-34岁)与其它年长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不足半数(44%)的年轻人认为中国应对此负责,这远低于35-49,50-64,65+这三个年龄段的数据(59%),差值约为15个百分点。
  在3月21日与4月6日分别发布的“第5波”和“第6波”民调中,再次出现了“问责中国”的内容,但提问方式与“第4波”民调不同。Wave4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应该对新冠大流行在美国的出现而负责?”,而Wave5&6的问题则成了,“相较之下,你认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更应该对疫情在美国的爆发而负责?”问题从“中国是否负责”转变成了“中美二选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受访对象产生“引导”。很明显,前文所提及的Wave4数据中18-34岁之间的美国年轻人在“问责中国”的态度上低于其他年龄段的15个百分点在Wave5&6“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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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中美二选一”的问责,近6成美国人认为是中国而非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在美国的爆发负责。相较之Wave4,两党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由30个百分点升至近4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人进一步支持“问责中国”。而Wave5和Wave6这两波数据之间,在趋势上对“问责中国”的支持度略有下降,但2%的差值实在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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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问责中国”的范围不限于美国境内,而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是否应该对(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扩散负责”时,美国民众的态度达到“高度一致”。无论党派、年龄、收入、性别,除民主党人不足70%以外,其余所有指标下逾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对此负责,而共和党方面这一数值高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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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有关“中国赔偿”的问题上,逾半数美国人(54%)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的蔓延而向其他国家提供赔偿。共和党方面自然是支持这一荒谬言论的“领跑者”(71%),而民主党方面支持这一言论的也有41%。即便如此,41%仍然是民调中在这一问题上的“最低值”,总体上美国民众对于所谓“中国赔偿论”的态度正反参半。而在这份民调发布以来近一个月后的今天,白宫方面和国会共和党人正紧锣密鼓推进所谓“中国赔偿”,这一动作的背后不仅有部分美国政客的策划与动机,也有不可忽视的民意基础。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这份民调的结果也为白宫方面推进“中国赔偿”提供了一定“测试”。结合美国大选的背景,这出闹剧在荒诞之中也有着“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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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对华政策 China Policy
  B-1.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B-2.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B-3.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从中国撤出
  B-1.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总体上,约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其余半数中,仅17%的美国人认为应软化对华态度,其余33%则支持“维持现状”。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近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主张进一步对华强硬,民主党方面持这一立场者约占38%,两者之间存在28个百分点的差距。关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态度,在不同性别与收入群体之间差异不大,但是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低于65岁的三个群体内(18-34,35-49,50-64),年龄越高,更支持对华强硬(44%,51%,57%),然而在大于65岁的群体内这一数值略有降低(50%)。此外,支持“维持现状”者大约占三分之一,除了两党之间的差异,这一数值在不同群体内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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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考察对华贸易政策后,哈里斯民调的数据显示近7成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对华贸易对抗政策,反对者仅占3成。尽管两党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存在显著差异,共和党方面约90%支持中美贸易对抗,而民主党方面约53%支持,两者之间存在近40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独立态度者(类似“中间选民”)中支持中美贸易对抗者约为66%,这接近美国民众的总体水平。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十一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如果想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至少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均不会放弃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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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关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2500万美元的“采购单”,约半数美国人认为中国会完成相应的订单。当进一步提出假设性问题,追问“如果中国未完成相应金额的采购,美国是否应该对中国加征关税”后,约七成美国人表示支持。共和党方面(86%)比民主党(64%)高出22个百分点。相较之两党在其他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在中美贸易协定(中国对美采购)的问题上,两党态度“罕见地”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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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性别、年龄、收入等其他指标看,不同群体之间在这一问题上态度均较为接近。年轻人较之年长者更相信中国会完成贸易订单,相对而言较不支持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假设中国未完成2500万美元的订单),但差别不是特别大。可以说,美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总体“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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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从中国撤出
  针对近期热议的“供应链”重新布局(重返美国),逾7成美国民众支持将制造业从中国撤回美国,而主张应将“美国工厂”继续开在中国者则不足3成。两党的政治极化在这一问题上再度“消失”,呈现出高度一致。但是这一问题在不同性别、年龄和收入群体中存在区别,a.男性较之女性更支持保留美国在华的制造业,两者之间存在9个百分点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男性在跨国商业活动中担任高级职务者相对较多;b.高收入群体更为支持美国制造业在华经营,年收入高于7.5万美元者较之年收入不足2.3万美元者在支持态度上存在13个百分点的差距;c.对美国企业在华继续经营的支持度,随着年龄增长而明显递减(具体参见下面第二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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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问及“是否认为美国企业应该继续在中国生产经营还是从中国撤出”时,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别,约44%的美国年轻人(18-34)支持美国企业继续在华经营。随着年龄增长支持度显著下降,位于50-64和65+这两个年龄段的中老年美国人中,仅18%和14%对此表示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跨国经营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而对于处于退休年龄段的美国人而言,特朗普所谓“中国挤压美国经济”(甚至“进而影响养老金拨款”)的言论则颇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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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哈里斯民调在四月上旬的“第6波”和“第7波”民调中追踪考察了一个问题,即企业和CEO在面对疫情时做出了一系列反应,这会增加还是降低你对该企业或CEO的好感,其中又一个选项便是“承诺在制造方面重新布局,从中国撤回至美国”。对此,逾8成美国民众认为此举会增加其对该企业的好感,其中持“非常增加好感”(Strongly improve)者约45%,而认为会降低好感度的民众不足20%。此外,从变化趋势看,在间隔时间约为一周的两组民调之间这一态度略有下降,但降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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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民众给出的态度非常一致,无论党派、性别、年龄、收入,均认为此举能增进其对该企业的好感。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些许差别,中老年(50-64,65+)美国人较之中青年(18-34,35-49),更支持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出。从变化趋势看,中青年美国人的这一态度在约一周内下降了6至7个百分点,而中老年美国人仅下降了1至2个百分点(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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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中国病毒China Virus
  针对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白宫高级别官员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病毒”的行为,Harris Poll在三月下旬至四月初的3波民调中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尽管问题表述略有不同,但数据结果之间总体差别不大。对于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说,近三成美国人表示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逾三成美国人表示强烈反对(Strongly Disagree),其余约22%表示较为同意,约16%表示较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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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ve4中的问题是“你是否同意总统将新冠表述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而到了Wave5&6则将China Virus改为Chinese Virus。因为美国国内有大量的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s),故ChinaVirus此前遭到抨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种言论会激起美国国内对华裔甚至是亚裔的种族歧视。但通过民调数据我们可以看见,美国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相对较为固定,对中国(China)和华裔(Chinese)之间的区分并不十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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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所料,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再次出现重大分歧,约80%的共和党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中国病毒”说,而民主党方面仅有30%支持这一表述。此外,持独立态度者(类似“中间选民”)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正反参半。因此,“中国病毒”已经沦为美国国内政治造势的工具,与科学无关、与事实无关,但与两党政治和总统竞选连任直接相关。尽管两党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极化程度已非常之高,不仅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在支持与否的态度上存在约50个百分点的巨大差距,同时共和党内部较之民主党也更为统一,其内部差距更小,仍不排除在未来这一趋势还存在进一步加强的可能。
  此外,从第4波至第6波民调之间的数据对比来看,有关“中国病毒”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变化,与“问责中国”和“中国赔偿”等问题上的反馈类似,基本呈现出共和党在反华舆论上“遥遥领先”,民主党“锲而不舍”地反对共和党的言论,而党派立场不显著的美国人,以及从总体上美国民意的平均水平来看,在此类涉华问题上美国民众基本上持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者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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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中国数据China Data
  对于中国疫情数据,美国民众总体上非常不信任,仅2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准确的。在这一问题上两党的态度差异较小(仅8个百分点),从不同性别与收入群体的数据看也并无太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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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信赖度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即年轻人在更大程度上可能相信中国数据的准确性。如下图所示,年龄在18-34岁之间的美国人中约39%对中国方面公布的疫情信息持正面态度,而到了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美国人群体中,这一数据仅为14%,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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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哈里斯疫情民调在“第6波”中还讨论了另一个“假设性”问题,即“如果中国在疫情的病例和死亡人数上‘瞒报’,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问卷中提供了三个选项:a.特朗普总统应该单方面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b.美国国会应该投票并通过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c.什么都不做。从民意测验的结果看,总体上约37%和43%的美国人分别支持总统和国会进行对华经济制裁,而其余19%的美国人则认为应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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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假设性问题本身暂不讨论(因为这是毫无事实证据的臆测),但是其选项和结果本身则提供了一些值得观察的信息。首先,两党之间对于对华经济制裁的决策权归属存在明显差异。逾半数共和党人(58%)倾向于总统,逾半数民主党人倾向于国会(53%)。毕竟,民主党人目前占据着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我们同样也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性的IF问题,即如果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均由共和党把持,那么民主党人是否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次,对孤立主义(什么都不做)的支持与年龄高低呈正相关。在年龄超过65岁的美国人中,约26%认为即使中国数据有问题,美国也不应做出什么反应,而在18-34岁的美国人中仅14%持这一立场。但总体上仍有约1/5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什么都不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孤立主义对外政策观念在美国国内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最后,相较于特朗普总统,总体上美国民众更支持由国会实施对华经济制裁。但是这未必是完全出自对国会的信任,也与特朗普在的执政风格与抗疫表现有关。
  E.前往中国Visiting China
  总体上,约80%美国人在3月初的民调中对未来前往中国表示犹豫,其中逾半数(54%)表示非常犹豫。这一问题上的性别差异不大,而不同年龄段的数据则显示,55-64岁的群体最为犹豫(87%)。此外,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美国人也呈现出最大程度的担忧,较之美国西部地区高出8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西海岸地区)不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也存在大量的亚裔群体,政治立场上也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This figure is graphed by Jennie, data from the Covid-19 tracker of the Harris 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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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近期美国几大民调机构有关“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民意测验结果均较为负面,从中美关系四十余年的历史来看也属“历史最低”之一。基于前文对哈里斯民调的分析,进一步结合盖勒普(Gallup)和皮尤(Pew)两家机构的结果来看:
  a. 美国民众总体上对华友好度下降,达到本世纪最低,也是中美建交四十余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之一。但是这一现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疫情的影响尚不明确。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民众对华友好度持续走低,约下降20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基本上是随着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置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挑战而“同步进行”,此后的中美贸易战也进一步影响了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负面走势。

(Source: Website of
Gallup Poll)

(Source: Website of Pew Research Center)
  b. 两党在对华态度上变化方向一致(日趋负面),共和党较之民主党更为负面(差值约为10个百分点)。下图一是盖勒普的数据,图二是皮尤的数据,两家机构在制图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技术操作差异。盖勒普将民主的政党立场分为民主党、共和党、中间选民三类,而皮尤则在图中则将倾向于民主党/共和党的对象(leaner)各自并入两党阵营内。在一些美国国内政治议题上,leaner的处理和归并有时对数据结果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此处,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两种技术操作差异下,美国民主对华态度的党派差异出现重大变化。

(Source: Website of Gallup Poll)

(Source: Website of Pew Research Center)
  c. 美国民调/民意对于理解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美国对外政策究竟具有何种影响?民意对大型企业和企业家的跨国经营活动究竟能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究竟是华盛顿当局,甚至是整个美国对外政策精英圈层“引导”民意,还是民意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尽管这一问题目前尚不存在定论,但是普遍意义上,相较之对外政策,美国大众的态度对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外交政策决策圈的精英性和“相对封闭性”,另一方面也与孤立主义思想在美国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对外政策与个体利益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在许多情况下显得不那么重要。
  所以,在理解美国民调时,不妨“让民调回归民调”,民调为我们观察美国社会提供了丰富且直观的素材,但民调是否真的重要,究竟有多重要,则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了。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03日 来源时间:2020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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