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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美国研究学术圆桌:中美关系脱险之道”顺利举办

作者:赵岚   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2020年5月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了新一期人大美国研究学术圆桌会议。本次会议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各位与会嘉宾就“中美关系脱险之道”为主题进行深入讨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会议伊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首先致开幕辞。杨老师向各位与会嘉宾介绍了人大美国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自2001年成立以来,中心力量不断成长,时殷弘、金灿荣、李庆四老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又新增李巍、刁大明等年轻力量。为了响应中央研究“新美国”的要求,人大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研究,希望美国研究中心的成果能够成为人大国际问题研究的窗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学界各位同仁的支持,杨老师对各位与会嘉宾表示感谢,同时也预祝今天的会议取得成功。
  会议上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庆四教授主持,三位发言人依次进行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认为,在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大胜的背景下,中国在国内将继续依靠加强了的举国体制,依靠指令性金融和严控信息流动等措施应对常态性防疫和恢复经济这双重基本任务。对外政策方面,“一带一路”等事业已在收缩,传播中国战疫胜利的体制优越性、塑造中国抗击全球大流疫的一个领导者角色成为新的优先。就此而言,我们要尊重大流疫激发的全球更大复杂性,政策推进不宜太急、太快、声调太高,否则效果和期望差距将较大。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面临严峻挑战:中俄出现潜在疏离;中美对立和竞斗更剧;澳印对华态势不善;日韩民众对华态度冷淡;中西欧主要国家在疫情问题上跟进美国抨击中国;广州一度的“排非”行为损伤中非关系。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放弃“全球领导”,但可供中国填充的空间相当有限,因为中国面临内外困难,可用资源及经验有限。因此,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时老师提出九条“脱困”对策,包括暂停增持美国国债、减少对抗疫胜利的自述自扬、放弃对疫源问题“科学解释”的期待、有重点地回应国际对华指责和避免一一怒怼地回应美国的攻击、适当探索助美抗疫的措施等。最重要的是,坚持对外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适当收缩,为此牢记恢复国内经济与防止国内流疫卷土重来是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压倒性的国务优先,其余皆在其次。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院长朱锋教授就因疫情引发的中美冲突升级进行了分析。朱老师指出,同中美以往面临的“共同威胁”相比较,新冠疫情具有其特殊性,并非只是简单的“非传统安全议题”。第一,疫情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估算与之前完全不同;美国认为疫情将会给美国造成仅次于大萧条时代的经济打击,将会明显地削弱美国的实力和地位;而中国倾向于认为我们已经“赢”了上半场。第二,双方对疫情威胁的感知不同,中国有人提出“感恩论”,而美国质疑中国企图借此取代美国领导权;第三,双方对民众的动员不同,中国积极强调对外抗疫援助的成功性,而特朗普则借疫情强化“排华”的政治动员;第四,疫情背后的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在南海采取正当的维权行动,美国则指责中国这是在利用“疫情之窗”试图改变南海局势。因此,疫情对中美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疫情导致美国共和党右翼反华立场更加坚定;认为需要借助疫情加速美国制造业回流;民众的反华情绪同共和党右翼产生呼应和协调;中美双方对抗情绪也因中国的“战狼外交”水涨船高。最后,面对严峻的中美形势,朱老师认为应适当调整中国对外政策:保持冷静和清醒,重视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国内风险;坚持团结抗疫的基本原则;通过自我改善和“相向而行”来探寻稳定和挽救中美关系的各种措施。
  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认为,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两国正在迈向“新冷战”。在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走向将成为全球化调整的核心因素。疫情后经济全球化与中美关系将出现三种可能的发展情景:最坏情景是中美“全面脱钩”,“新冷战”逐步形成,全球化就此结束;中间情景是中美经济、科技“脱钩”,合作与竞争并存,全球经济将形成分别以中美两国为中心的两个平行国际供应链;最好情景是经济全球化适度调整,仍保持原有的基本方向。王老师认为,面对美国安全鹰派、“深层政府”与“军工复合体”推动对华“新冷战”的图谋,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开放发展;以更大的信心扩大深化中美各层级交流,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础;要敢于斗争,打好信息战、宣传战,揭露美国强硬派歪曲事实、抹黑中国的图谋;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应对中美最坏“情景”。在做好对美工作的同时,国内应努力创造对外沟通的良好生态环境。在做好对美、对外沟通工作的同时,加强国内有关我国国内体制、政策问题的沟通工作,增进国内团结与凝聚力,创造对外沟通的良好国内生态环境。
  在讨论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针对中国在美的国债风险以及中国目前的舆论导向同各位老师进行了探讨。时殷弘老师认为我国在美国债被美国征用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加;而朱锋老师认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指责缺乏证据,因而合法征收中国国债的可能性很低。在舆论导向方面,时老师认为部分政府官员的做法并非个人行为而是进行估算的结果。对此,朱锋老师强调在舆论交流方面第一要务是避免情绪性的回应。王勇老师也提出,国债风险如果上升,那么中美将更加接近新冷战局面,但只要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得以落实,中美经济不会完全脱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晨副教授就中美未来战略收缩和军控谈判前景与时老师进行探讨。时老师认为,尽管前景未知,但中美双方都不会是战略收缩的最终优化方;中国也不会在军控问题上做出重大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副教授就“没有领导的世界”与时老师进一步交流。时老师认为未来美国无意领导世界已成定局,中国试图领导但追随者不足,无力领导。因而未来将持续通过多样形态相对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嫣然老师就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给、突发事件应对三方面的中美模式之争同各位老师进行探讨。时老师将这三点归纳成中美模式之争和公共产品供给之争。时老师认为,美国模式仍然为世界大多数人所认可;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能力、意愿、国家利益估算为全球经久提供公共产品。朱锋老师从历史出发,指出在面对主导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高度国家主义的崛起大国从来没有成功过。因而我们应敲响历史的警钟,不仅要向世界展示人性的尊严,也向世界展示我们治理机制的内在转型和创造价值。在王勇老师看来,面对中美两国政治文化差异,中国应加强同美方治理模式的对话,以推动治理模式改革。
  随后,李庆四老师就上半场各位老师的观点进行了简单总结:李老师认为包括债券风险在内的中美脱钩问题实际上是中美两国资本和政治博弈的表现;未来维系中美双边关系可以通过斗争实现,但需要改变斗争的形式。
  会议的下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副教授主持,三位发言人依次进行主题发言。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认为,中美互动中存在两个“三重叠加效应”,使得两国关系正面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大挑战。具体而言,在结构层次上,崛起国同主导国之间的互动正在发酵、地缘政治因素对此推波助澜、中国同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更加明显;在政策层次上,特朗普对华战略竞争延续、美国亟待转移疫情恶化责任、选举因素推进了中国议题优先性。而中国在疫源责任、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方面对美不满也正在加剧两国关系恶化。与此同时,吴老师认为,在接下来半年中美激烈对抗与冲突期,要通过发挥“三个能力”来应对美方的压力。在疫源责任问题上,发挥反击能力,用事实调查遏制谣传;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保持掌控能力,对局势的控制不能动摇;在经贸问题上,保持杀伤能力,抗衡美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在美国大选结束前的博弈中,中国也应该提升自己的疫情防疫能力、经济恢复能力、疫苗研发进度,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在大选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必须重启,因而我们必须在结构层面上寻求力量互补的共赢模式;在地缘政治上找到中美合作点;在意识形态上淡化对立情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关系学系主任赵可金教授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他将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比喻为由“两只猫”的关系转变为“两只虎”的关系。“两只猫”关系是能力之争,而“两只虎”关系是定力之争。对中美两只老虎来说,谁能在国际动荡中屹立不倒,谁就最终立于不败之地。长远来看,应对中美关系的转变,需要解决中美利益的“重新分家”和全球治理的“重新搭伙”这两个问题。以此为基础,赵老师认为中美关系如今处于“软战(soft war)”阶段,表现为在尚未明确敌我关系的前提下,双方如何在竞争中共处,其核心议题是双方缠斗过程中如何释放国内政治差异带来的诱惑和挑战,这一竞争决定了争取各自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双方在疫情期间纷纷在各种场合和各类平台上,积极利用各种机会释放国内矛盾,触发双边对抗情绪。在竞争中对制度特殊性的强调,使得中美关系正在面临“政治化”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政治战”,所谓的贸易战、搞技术战、金融战、媒体战以及“新冷战”等各类说法,本质上都是软战,或者政治战。因而,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双边关系面临着“疫情冲击”(Pandemic Shock)和“舆情冲击”(Panic Shock)的双重挑战,导致因后者引发的“甩锅”危害远大于前者引发的流疫影响。由于“软战”的根源在各国国内,所以赵老师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脱险之道”管控“软战”,双方只能通过两国自我控制或第三方框架调节实现。最后,赵老师认为实现中美关系脱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保持国内克制,争取民众支持;在法律框架内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减缓或免除因疫情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巩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对中美双边关系之“险”的表现、来源和应对之策进行了详细分析。谢老师首先指出,中美关系的“险”体现在五个方面:中美贸易纠纷、新冠疫情引发的系列中美争执、“脱钩论”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对华民意进入“寒冬”。他认为,究其原因而言,主观上,美国认为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幻灭”;客观上,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美国国内层面,全球化对美国传统中产阶级造成巨大冲击、美国政治制度“衰败”、身份政治导致保守主义反弹。最后,谢老师探讨了中美“脱险”的可能措施:改变话语策略,不讳言竞争;推动国内有关中美关系讨论的多元化;重新定位公共外交,要把重点放到普通民众。
  在讨论环节中,左希迎老师就改善中美关系的方式进行提问称,由于中美关系恶化存在结构性因素,那么大选能为中美关系的重启带来什么改变?李晨老师认为,由于美国追求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因而中美危机管控本就十分艰难,而随着疫情加剧中美竞争,对于未来的安全管控值得更多讨论。许嫣然老师希望就新近出现的能源期货暴跌对国际能源格局的改变同各位老师进行深入交流。刁大明老师就吴心伯老师提及的“中美关系重启”方式、疫情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对华民意回暖同三位老师进行讨论。
  吴心伯老师回应到,就大选后中美关系改善的余地而言,与特朗普不同,民主党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是有底线的,同时民主党尊重国际规则框架,因而使得中美关系将更为可控。就能源问题来看,中美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可能:如果将能源作为商品,中美可合作空间较大;如果涉及地缘政治,中美合作空间则会大大压缩。因而中美在能源格局上的未来需要在不同的角度继续进行观察。
  赵可金老师对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交流持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仍会保持接触。在能源问题上,赵老师补充到这次出现的能源问题也是一个金融问题,如果金融问题没有解决,能源合作仍将十分困难。而就疫情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言,赵可金老师认为疫情带来的严重程度将决定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如果疫情极其严重,在社会精英的操作下,这种压力成为“出气筒”,甚至引发法西斯主义回归。
  谢韬老师对未来民意回暖前景做出了回答。谢老师认为如果大选之后美国主动示好,美国民意的回暖仍是十分有可能的。不过,谢老师仍强调,民意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其实很小。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三点感受。第一,疫情使得中美爆发意识形态冲突的概率大增,如果中美发动意识形态工具来进行斗争,那么两国几代人都将身处时代悲剧之中,中国的美国研究者应该极力避免这一悲剧的出现。第二,美国研究一方面门槛很低,因为很多人都懂点英语,而且关于美国的信息极其充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大量至关紧要的美国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许多重大的疑惑得不到很好的回答,我们的既有研究还远无法充分地提供关于美国的智识供给;应对中美关系结构性的变迁是中国新一代学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三,感谢各位老师参加本次会议,人大美国研究中心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1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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