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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行:中美疫情期间的修辞和文化比较

作者:吕行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吕行教授的演讲用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中美抗疫在动员、报道和评估等各个层面的不同其实有极深的文化底蕴。她从中到西,从古到今为我们找到了这些不同的宗教、修辞和哲学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她指出了文化层面的不同非常容易造成误解,并直接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她说,“大家都要跨越自己的区域认同界限, 审视自己的偏见,警惕别人的偏见和极端语言。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时是政治斗争,但更多情况下是我们不理解对方的沟通形式和修辞手法所造成的误会、矛盾和偏见。” 她最为精辟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小瞧语言和修辞对国家政策和人的行为的巨大影响:“语言和修辞对思维和行为有很大影响作用。历史上希特勒的语言和文革语言都是语言暴力导致行为暴力的典型例子。在疫情中川普总统几次使用‘中国病毒’,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言行本文根据2020年5月10日纽约聊斋第四期云沙龙上的发言整理。】

(一)

洪朝辉教授在全球疫情化期间安排的这个“新冠疫情的人文观”的沙龙很有意义。我们三人的题目分别是哲学、神学和修辞学。人类历史上这三门人文科学一直紧密相连。在西方,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哲学家大部分都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古希腊柏拉图之前的大部分哲学家也是科学家。亚里斯多德是希腊哲学、神学、科学和修辞学的集大成者,著有《修辞学》(Rhetoric)一书。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过灵魂永生,人死后善者升天,恶者入狱的说法。中世纪的两大著名神学家和神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圣阿奎那(St. Aquinas) 都是杰出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们也都对修辞学有过专门论述。当时的神父和牧师通常也都是演说家,因为他们的口才和说服能力能使更多人皈依基督教并使教义得到广泛的传播。西方的传统教育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一直把这三门学科作为学校的主要课程。

我研究的专业英文名称为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Rhetoric中文翻译成 “修辞”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中文概念里的“修辞学”主要是讲语言的艺术手法和运用技巧。而Rhetoric 在西方的人文传统里从古希腊时期起就是说辩和说服的意思,与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和逻辑学紧密相连。Rhetoric同时也是古希腊民主和法治的产物。Rhetoric简单定义为用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说服和影响他人的认知、思维、态度和行为。Rhetoric也常和话语、演讲、词语交叉使用。亚里斯多德把这门学科定义为“The faculty of discovering all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any given case.”(一种在任何场合下找到所有可能说服手段的智能)(Aristotle,Rhetoric1355b)。

在古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七国争雄时期,有许多士大夫游说君王活动的记载。包括孔子、孟子、韩非子各自所代表的儒家、道家和法家。他们既是哲学家,也都是说辩实践家。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与古希腊主要学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从中西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在这次控制新冠病毒期间中美的话语修辞的区别,然后再分析一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倾向在两国控制疫情期间的作用。我用的话语例子来自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

(二)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疫情期间,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偏向于颂扬和赞美,而美国的主流媒体偏向于批评和指责。下面我们把原因和实例做一下比较。

中国的情况要追溯到《诗经》里的修辞特点。《诗经》产生于公元前12 世纪,后来由孔子整理成书,被视为五经之首。《诗经》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风”、“雅”、“颂”。“风”指国风,“雅”包括大雅、小雅。“颂”主要指周颂,也有少部分是鲁颂和商颂。《诗经》里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劳动、爱情、战争、祭祖和礼乐。诗文里的主要修辞特点是“美” 、“刺” 、“谏”, 也就是颂扬,讽刺,劝谏。如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德时,称君王“皇恩浩荡,万寿无疆。”也有的诗句是对昏君、贵族奢靡生活的讥讽和士大夫或臣子给君王的谏言。《诗经》里的这三个修辞特点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这场疫情中,颂扬和赞美的修辞特点比较凸显。比如在主流媒体上常见的标题是:“国家有力量,战‘疫’有底气。”“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疫’。”“中国速度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再次惊艳世界。”钟南山被称为“民族的脊梁。”医护人员们被赞美为“真正的英雄”和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 

相比美国,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的主流媒体对总统、政府机构的批评指责较多,对负面情绪的报道较多。比如电视及报刊批评川普总统和白宫对疫情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从而导致测试计准备不足,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配备不够。电视及报刊批评总统不兑现诺言或者讲话没有事实根据,推荐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没有科学根据。对福西医生(Dr. Fauci),即美国的钟南山式人物虽然也很尊重和信任,但也没有什么赞美之词。有些要求复工的抗议者还喊出把他从白宫的新冠病毒工作组开除出去的口号。美国媒体除了报道医护人员的辛苦,称赞他们是英雄以外,更多报道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被媒体采访的很多医护人员表示他们很恐惧,焦虑,悲伤,很有压力。他们愧疚不能把所有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们的面部表情也显得很劳累,忧郁,甚至无助。有一位急诊医生还因此而自杀。

例如,PBS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在4月24日采访了一个在纽约一所医院ICU工作的男护士。他对记者说道,“别叫我英雄。我不是英雄。我才24岁。我怕死。我还想娶妻生子,活到老。我看到太多的死人。我们的防护服就是一层薄薄的塑料布。我每天都有被感染的危险。他们说我勇敢,其实我很软弱,我无能挽回生命。我很惭愧。这是为什么我不是英雄。我想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经历了挫败感,美国的医疗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4月12日的一次CBS 60 分钟节目的采访中,一位护士对防护服的短缺表示焦虑。她带头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另一位ICU的医生用“It’s a hell” (人间炼狱)来描述他的急诊室里的场面。当一个被采访的护士问到人们叫你超级英雄时你是怎么想的,她回答说, “我很骄傲,但这种标签把护士的标准抬高了,我做不到。我只是做我的本分工作而已。”

其实,古希腊公元前12-8世纪诞生的《荷马史诗》也充满了对英雄的歌颂。不同的是从古希腊时起西方就有怀疑论学派 (Skepticism) 。后来的许多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都对他们之前的知识和结论提出质疑;对其他学者,甚至对他们的老师提出批评。可以说是这种挑战权威的文化风气使西方文明从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转移到崇尚科学;从理性是人的本质到承认经验和心性的重大思想和社会的转变。接着在17世纪产生的自由主义和后来的民主体制都崇尚言论自由,允许媒体监督批评政府,让社会有不同的声音。

中美两种文化传统和修辞特点在疫情面前各有利弊。中国从古至今对权威的赞美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习惯。中国的话语突出政府领导有方,体制优越,传播正能量,从而使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致。这种修辞特点鼓励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太偏向正面报道可能会让人感到缺少真实性,降低可信度。相比之下,美国主流的叙事手法则聚焦疫情如何发生,政府有哪些失误,怎样部署抗疫的战略,追查责任,以及医护人员恐惧心理的描述。但美国方面太多的负面报道也确实会让人感到沮丧。由此可见,中国官方话语的修辞方式与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修辞方式截然不同。除了体制因素以外,这些不同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传统。

中国和美国在疫情期间话语使用上和说服力方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在疫情期间美国的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更加接近。中国这两种话语相对来讲比较分离。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疾控中心主任,防疫科学家,卫生局局长,  州长市长一致的公共话语除了汇报疫情的发展和预测外,比较简单直接,不断重复地告诉美国人“stay at home, wash your hands (even show video on how to wash your hands), cover your mouth when coughing or sneezing,social distancing.” 美国老百姓的私人话语也基本是用这些简单,直接的语言提醒自己,嘱咐家人和朋友。

而在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比较正式,官方化,口号化。比如,“众志成城,中国必胜!”“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底气战胜任何困难和挑战!”民众之间的私人话语,像与朋友家人的讲话会直白和口语化。如,“非常时期,多多保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有一些私人话语或口头禅还用来做街头村头的标语或顺口溜。比如,“今天到处乱跑,明天坟上长草。”“带病回村,不孝子孙。”“带口罩还是上呼吸机,二者你选一。”“出来聚会的都是无耻之辈,出来打麻将的都是亡命之徒。”

第二个区别是高语境(high-context)和低语境(low-context) 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最早提出来的。高语境是指在语言使用时确认或猜测与对方有共享的认同、知识、经历和背景。与其相反,低语境则确认或假设与对方有很少或没有共享的背景。因为共享相同的背景,高语境情景时话语会相对抽象和模糊,有时会使用比较隐晦或比喻的说法。说话的人期待对方能够很快理解和认同。低语境情景时受众对说话的人没有这个期待。因为怕说得不够全面和清楚,说话人会使用更具体和直接的修辞方式。

中国人的沟通方式比较高语境。能猜出说话人的意图是一种沟通能力。美国人的沟通相对是低语境。说话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把话说得清楚和具体。在疫情中,美国主流媒体中常用的低语境例子有:“flatten the curve,” “social distancing,” “hunker down,” “stay at home, save lives.” 有一张照片中,美国医护人员举的标语是“We stay here foryou. You stay home for us.” 相比之下,中国医护人员在照片上举的标语是“众志成城,我们必胜。”中国媒体和民众用的最多的口号是:“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第三个区别是两国主流媒体的说服手段。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辞学》里论述了使用语言说服受众的三要素:伦理诉求、情感诉求、逻辑诉求。伦理诉求是指演说者用道德观念和人格魅力打动听众。情感诉求是指演说者使用情感化的语言(如:怜悯、忧愁、悲伤或仇恨)来激发受众的心理反应以达到说服的目的。逻辑诉求主要是使用演绎逻辑或归纳逻辑的推理方式来说服对方。亚里斯多德认为这三种诉求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最佳说服效果。

根据我观察的例子,中国在疫情当中的语言偏向高度道德化和情感化。比如,中国的“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行动让世界更安全”类似的话语是比较典型的道德伦理诉求。情感诉求的例子是央视的一个题为“勇敢的你”的节目。节目里讲述火神山医院的护士们怎样抢救和安慰病人,并描述他们只为病人着想,不去想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她们 4个小时一换班。但很多护士干完一个班后要求再加班1-2 个小时。镜头里护士们乐观,微笑,跳舞,互相鼓励。这个节目会使无数人感动落泪。中国成语里的“动之以情,晓之有理”就是讲以感情打动,用道理说明。

美国的主流话语在疫情期间更多使用归纳逻辑推理。归纳逻辑是指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要以数据和实例为依据。让数据决定什么时候复工似乎更科学。福西医生的一句 “Let the virus determine the timeline” 表示美国什么时候复工要让感染和死亡数据来决定。对死亡人数的预计和复工的三个阶段也都是根据数据和模型的分析总结出来的。当有些政客被问到他们会怎样处理疫情时,他们会说“Follow the science, listen to the experts.”一个给Pfizer公司做的广告上的科学家们举的牌子上面写着“Science Will Win.” 但是在美国众多的州实行“宅家令”以后,很多人面临失业和基本生活问题。有些人游行抗议封城(lockdown),要求复工,到今天为止有47个州已经开始复工或部分复工。因为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下去,有些州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仍然在上升。过早复工会导致更多人感染上病毒,造成不得不再次宅家的可能性。平衡生命还是生存(life or livelihood)这两种需要,找出适中的解决方案对领导者和民众都是一道严峻的考题。

(四)

下一个要对比的方面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中美两国对控制这次疫情的影响。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家为中心的小集体,并不是以国家为主导的集体主义。但是儒家要求君子要有治国和平天下的胸怀。中国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如林语堂、陈独秀、傅斯年和梁启超都论述过普通中国人只顾自己的家庭和族群,他们没有公民和博爱意识。孙中山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直到梁启超从日本把“民族”这个词介绍给中国,“新民”和“公德”这样的词汇才开始在中国使用,人们才逐渐有了公民的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清朝灭亡,建立共和后逐步形成的。而集体主义观念是1949年以后公有制经济确立后才进一步加强的。民族主义观念又推动了集体主义意识。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是先有国才有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抗疫情期间,中国人民,尤其是医护人员,志愿者都表现了极大的为国牺牲精神。国家从全国各地选派了4 万 2千医疗人员支援湖北。在各种媒体里常常听到或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抛小家为大家,”“在家隔离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话语。

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有很长的发展阶段。主要形成时间是从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开始的。活字印刷的发明使无数个人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圣经》。中世纪黑暗时代过后的文艺复兴又激励了个人在艺术上的创作和表达。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是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名言”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接下来的启蒙运动鼓励理性,崇尚科学,承认个人经验。17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起更加鼓励对个人意志的尊重(free will)。 

对美国个人主义的主要影响人物有洛克(John Locke)。他的著名理论是人生下来时是一块白板(Men are born with the blank slate),没有先知先觉,没有记忆和意识。人的认知是从自身的体验里得来的。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生来就有自由的权力。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洛克的思想激励和影响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以及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两人都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也都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独立宣言》首次提出“人皆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只帮助那些能自助的人)明显地鼓励个人意志和个人能力。同时,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思想认为人在消费上被个人利益所驱使,市场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种关系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美国个人主义的特点是独立,自立,自我实现,尊重个人选择, 个人隐私,个人观点,个人创造力和自主权。对有些美国人来说,隔离,戴口罩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以宅家令并不能彻底执行,因为自由对他们更重要。企图通过手机软件追踪新冠感染者接触的人也被认为是侵犯隐私。另外,个人主义还表现在新闻报道的个性化上。美国主流电视经常报道普通人的死亡,他们的生平,以及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痛苦。《纽约时报》电子版五月四日的一篇文章里登载了137 个医护人员的照片。点开每个照片都是这个人的故事和他/她在这次疫情中的经历和感受。洪朝辉教授的女儿 Nicole Hong是《纽约时报》的记者,2019年荣获Pulitzer (普利策) 奖。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报道在医院里工作的后勤人员的状况。这些后勤人员大多是黑人,低收入,没有防护服。他们中 9人死亡。报道登出了每个人的照片和他们的故事。为弱者发声,给逝者尊严。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两个极端。两种文化倾向其实是交融互补,交叉且不断变化的。美国很多方面也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特点。比如Food Bank, Soup Kitchen 在疫情中免费为穷人提供食品。很多人把政府发给的救济金直接送给了生活上更需要的人。中国由国家从全国调配4万多医护人员支援湖北。而美国,在纽约州长呼吁之后,大约9万多医护人员陆续从各州自愿去纽约帮助排忧解难,许多已经退休的医护人员也自愿重返工作岗位。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总体上是集体主义社会,但是自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文化取向逐渐向个人主义发展。在疫情中也出现一些个人主义的现象。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激起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和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极端个人主义会导致不相信政府和抵抗权威的行为,在大灾面前不能步调一致。成熟的社会不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两个极端。并根据社会需要和情景不断调整对应政策。

总之,语言和修辞(rhetoric)对思维和行为有很大影响作用。历史上希特勒的语言和文革语言都是语言暴力导致行为暴力的典型例子。在疫情中川普总统几次使用“中国病毒,”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言行。在疫情期间,我们应该多体现人文关怀,同情和善待他人。马克·吐温曾说过,“The best way to cheer yourself up is to try to cheer somebody else up.” 我有一个名叫Sandy 的美国朋友每天给我寄一些心灵鸡汤安慰我。我也以德报德,把一些温馨小视频或者图片发给她和其他朋友。这样的交流非常暖心。人类是互相依靠和联结的。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日本援助中国防护用品的箱子上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五:我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1、问题一:人们对历史教训的健忘,是否过于关注形而下的五谷杂粮,而忽略了直击人性深处的形而上的人文学?

关注五谷杂粮的生活是必须的,马斯洛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金字塔最底层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在此基础上的上层才是安全感,被爱,自尊,归属感。最高一层是自我实现。但过度追求物质满足的生活而忽视人的发展是不完整的。雨果说过“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只从科学层面传递信息和分析疫情也是不够的。一位美国牧师说得好“It is(指这次疫情)a medical situation, but it is also about soul.”(这是个医学问题,但也是关于灵魂的事。)  形而上的人文学就是挖掘和扩展人的潜能,使心灵更加充实和自由,使我们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及批判精神,对极端和不公正言行保持质疑和警觉。人文科学注重发展人们的想象力、理性思维、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人文科学能帮助我们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智和宽广的视野,教导我们宽厚待人,欣赏自然,敬畏生命,具有慈悲心和正义感。一个精神世界丰富,内心强大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内心的强大需要人文科学的滋养。

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里的“仁”在英文就被翻译成 humanity。孔子在《论语》里对“仁”有过多次解释。他说,“仁者爱人,知人”(《论语·颜渊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这个说法与西方哲学里的“善即快乐”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品质(《论语·阳货篇》)。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思想基本都是研究人的,教导人如何修身养性,怎样平衡阴阳,怎样控制欲望和情绪。在疫情面前我们尤其需要这些品质和自控能力。

我任教的学校,近十几年人数上升的学科基本是计算机专业、营销、广告等实用学科。像今天我们三人讲的专业:哲学,神学,修辞学的学生人数下降。由此可见,世界上,包括在美国,人文科学不被重视,专业选择变得功利化,人们过于重视知识性和专业性,从而忽视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忽视了信仰和精神世界对人生的指导作用和语言修辞对思维和行为的影响作用。大难临头时,人们更加需要同心协力,互助合作的博爱情怀,而不是甩锅和撕裂。在疫情当中,人们寻求精神安慰和信息的真实。这些都是靠人文科学来培养的。人文科学实际上是研究做人的学问和对人性的深度思考。

2、问题二、为什麽说大灾大难是出现人文大家的黄金时期?对人文学教授而言,能够借此发现和拓展什麽样的研究突破口?

每当人类的健康、生命和经济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人类总是会转向哲学、神学和艺术这些精神领域去寻求安慰。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想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我们怎样面对死亡,怎样珍惜当下的生活,怎样与别人相处。历史上每次大难以后都会出现社会各方面的重大转折。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二战,美国经济迅速发展。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美国产生了罗斯福总统制定的“新政”  (New Deal),使人文关怀的政策逐步落实,如 GI Bill, Medicare, welfare programs。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出现了无数人文作品。比如哲学和修辞学方面出现了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的大家,也出现了许多艺术和影视作品记录和反思这场灾难,如弗兰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记》(Diary of Anne Frank)和维塞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

瘟疫,像鼠疫或黑死病在欧洲发生时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但中世纪黑死病之后,人们开始了对死亡的题目重视。这反映在艺术领域,如Antoine Joseph Wiertz比利时画家的作品“L'Inhumation précipitée”和Arnold Bocklin 的“The Plague” 都是描写瘟疫给生命带来的威胁和对死亡的恐惧的优秀作品。中世纪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全方位地把人当作具体的人,而不是神作为主题来表现。那时期出现了很多以人为中心的艺术作品,如提香(Titian)和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都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同一时期内仅在在修辞学方面就有2千5百多本新书出版。那时的学者们相信,掌握和使用修辞手段能刺激大脑的活力,有杰出的口才和文笔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代表人物。

相信这次疫情后,世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一定会有许多文学作品出现,或不同的文艺形式来记录疫情带来的灾难和心理的挫伤,一定会产生一批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画家和各类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我女儿的工作是文学代理(literary agent)。她已经收到了一些写这次疫情的稿件。我认为社会要推动人文科学的研究。作为个人,记录下你所听到看到和经历的。同时我们需要坚守良知和常识,敢于对不公平发声,同情支持和帮助遭遇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大家都要跨越自己的区域认同界限,审视自己的偏见,警惕别人的偏见和极端语言。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时是政治斗争。但更多情况下是我们不理解对方的沟通形式和修辞手法所造成的误会、矛盾和偏见。学校应该加强人文科学的师资,每个人都应该学点哲学、历史、文学、修辞、宗教,丰富精神世界,扩大看问题的视野。

谢谢大家!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17日 来源时间:2020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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