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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国和美国大公司由好变坏的浪漫史

作者:陈语暄 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48期
 【编者按:6月5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与美国大公司由好变坏的浪漫史”的长文((The Soured Romance Between China and Corporate Amercia)),讲述了美国大公司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在二十年的里,由卿卿我我变为蜜月期转为形同陌路。文章的主线对比了克林顿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北京和美国大型企业之间的关联变化以论证作者的观点。这篇长文节选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鲍勃·戴维斯 (Bob Davis) & 魏玲灵 (Lingling Wei)的新书《超级大国摊牌:特朗普和习之间的战争可能引发新的冷战》(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中美印象的特约作者陈语暄编译了这篇文章。】

北京与美国商界关系变糟糕的几条原因为

中国市场并非是美国企业想象中的“富裕之地”

“技术盗窃”的疑虑是矛盾恶化的催化剂

大趋势:美国企业集体消极情绪增加

中国政府意识到美国企业并不能有效地影响白宫

克林顿时期的蜜月期

克林顿当政时中美关系以“商业外交”著称,许多美国大型企业的CEO们和他们参与的贸易协会信心满满地认为未来的企业战略经营和中国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他们频繁地往返于中美之间以促成商业合作,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促进贸易和金融的交流,这些关系对中美外交关系形成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Jeffery Garten)观察,波音预计未来10年,中国将占其飞机总销量的十分之一;其他知名公司例如IBM、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微软(Microsof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也在竭尽全力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执行副会长薄迈伦(Myron Brilliant)则表示,当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要降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得门槛的法案时,25家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委员会会,花了大约1亿美元游说政府批准以获得北京的“青睐”。据他计算,这比这些企业在之后所有国会贸易战上的支出加起来还要多。北京深度信任美国企业对白宫的影响力,而美国企业同样对于中国市场寄予了很大希望,双方本着互利互信以及对于未来预判的看好为之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石。

然而,这一良好形势随着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及美国民粹主义的大爆发正在被彻底改变。

特朗普时期的震惊

“因为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希拉里·克林顿的胜选,特朗普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国政府深感意外,,并立即像最老、最可靠的华盛顿盟友们——大型企业的CEO和他们参与的行业协会——发出试探。”  ——鲍勃·戴维斯(Bob Davis) &魏玲灵(Lingling Wei)

特朗普当选后当北京再次像以前一样向美国商界寻求政治帮助时,得到的回应与克林顿时期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对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以大规模补贴国内企业的方式占据外资企业的市场,并在重要技术领域或涉及盗窃。中国政府寄希望于美国大型企业游说白宫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企图屡屡受挫。经济学家分析,特朗普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就像里根在减税问题上一样,最相信自己的判断。然而,作者们表示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借此引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语录,政治是衡量可能性的艺术,是评判预期能否到达的艺术,是展望最好结果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显而易见的是,当中国和美国企业的贸易交流正在减少,以“盟友”合作的共识正在衰退,双方日渐消失的信心以及对于未来的预判不再明朗才是问题的关键。

以下小节阐述了文章The Soured Romance Between China and Corporate America中北京与美国商界日渐紧张的关系的几条重要原因。

(声明:以下引号部分均来自于原文的翻译,不代表译者本人观点。)

中国市场并非是美国企业想象中的“富裕之地”

对于很多制造商来说,中国市场的开拓并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乐观。家具、自行车和其他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商最先陷入困境。在21世纪初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中国供应商正在直接向美国零售商销售产品,争夺市场。2008年,在华盛顿的敦促下,中国加大了刺激支出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后,中国的轮胎、钢铁、玻璃和其他大宗商品席卷全球。对美国的出口上升摧毁了中西部和东南部的工业城镇,使这些地方成了民粹主义反弹的中心。另外,中国市场不足以帮助海外投资者避免麻烦。在由十个企业组成的“尾闾集团”中——波音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和其他7个公司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游说中国加入WTO——一个已然倒闭(Digital Equipment Corp.),另一个在2008年几乎拖垮了全球经济,不得不被联邦政府救济才避免破产(AIG),第三个(伊士曼柯达公司)逐渐沉寂,第四个(Motorola)被拆分为两家公司:一个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另一个则起诉一家中国公司指控其窃取高端技术。

“技术盗窃”的疑虑是矛盾恶化的催化剂

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政府正在要求掌握高端科技的美国公司交出知识产权,并为他们在中国的国有竞争对手提供高额的补贴。许多美国企业认同日本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的抱怨,认为中国铁道部和国有企业正在窃取他们的技术,以成为他们在高铁领域强大的竞争对手。直至2014,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未来两年在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这一比例大约是2018年的一半。中国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引发了美国商界的关注。这份报告列出了在十个重要技术领域竞争主导份额的策略,而外国企业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补贴和技术盗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规划一条公路或建造一座发电厂是一回事,”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带头反对该计划,“中国企业的入侵正在减少世界各地的公司的市场份额。”

大趋势:美国企业集体消极情绪增加

最初,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抱怨是发牢骚,因为美国企业仍旧在中国市场投资并能得到很大回报。美国人需要学习如何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竞争。“在中国所谓的轻松赚钱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许已经永远消失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崔天凯表示。

而当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并采取出人意料的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制裁后,中国政府立即转向美国商界以寻求政治帮助,相关企业包括高盛集团(GoldmanSachsGroup)和凯悦酒店集团,试图寻找共同抵制关税的理由。然而,此次美国商界给予的回应并不像克林顿政期时那样积极。

2017年下半年,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的联合创始人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坦白,“特朗普是美国态度转变的一个标志。” 2018年9月,美国商界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形势必须有所改变。当中国政府将与美国企业逐渐恶化的关系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时,部分美国企业高管表示,事实上他们对中国从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大失所望。维萨公司(Visa Inc.)首席执行长凯利(Alfred Kelly)指出,中国曾承诺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其电子支付市场,而这一承诺自2001年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紧接着,美国商会(U.S. Chamber)、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和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这三个曾经为中国加入WTO付出巨大努力的组织,如今也公开地向政府提议,只有施压,中国才能做出改变。

中国政府意识到美国企业并不能有效地影响白宫

美国企业反关税的努力主要涉及两个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由农会组织领导;另一个是=由零售商、科技集团和制造商组成。这两个团体在“关税伤害核心”的名义下合作。组织者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对于美国农村的依赖,认为特朗普最容易听取农民的建议。2018年,他们斥资200万美元制作了三个时长30秒的电视广告,并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福克斯与朋友》(Fox & Friends)、《卢·多布斯今夜秀》(Lou Dobbs Tonight)和其他他们认为总统经常看的有线电视节目上播出。但这些广告没有对总统产生任何影响。事实是当双边在2020年1月签署有限的贸易协议时,美国继续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四分之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白宫近期集中注意力于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上,指控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公司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因此,白宫最近正在试图切断华为的电脑芯片供应商。事后华为极力否认这些指控,同时,北京也不再指望美国企业可以帮助缓解双边竞争。随着矛盾与不信任的情绪加剧,中国也开始在其他领域排挤美国公司。北京发布的“安可项目”旨在清除中国政府机构、电信公司和电网对外国硬件和软件的依赖。根据该计划,政府和基础设施运营商必须立即将一定比例的采购分配给国内技术供应商,遵从“3-5-2”规则:2019年开始分配30%,2020年再分配50%,2021年再分配20%。截至2019年底,已有超过180多家中国电脑芯片、电子产品、软件和其他IT产品的服务生产商加入了“中国购买”项目,帮助政府起草政策指令和实施计划。

自从中国入世以来便极大地依赖于外资企业的资本注入以稳固国内市场。然而以上提到的转变不仅仅源于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经济打击手段,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北京与美国商界日渐紧张的关系。特朗普政府是“遏制中国”战略的推手,是利用民粹主义加剧美国商界及民间反抗中国情绪的怂恿者,可中国政府与外资企业的关系恶化与近些年来逐渐显露出的战略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距密不可分。如果美国商界与中国政府多些互信、少些猜忌,那么单凭特朗普挑起的纷争不足以让各大企业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伦理学的约翰·保罗·罗勒特(John Paul Rollert)表示,“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的冲突在未来只会加剧。”在目前严峻的双边竞争形势下,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压制与脱钩只会继续扩大,在大选时达到巅峰并将持续。

作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和魏玲灵(Lingling Wei)也在文章最后推断:无论是谁赢得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国政府都将不再期盼其曾经“最可靠”、“最坚固”的美国企业盟友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了。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12日 来源时间:2020年0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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