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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为什么说纯粹的“文明冲突”是个伪命题

作者:潘光   来源:上观新闻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携手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文化文明的力量始终都在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抑或是“道不远人,人无异国”,这些文字为困境中的人们搭建起了心灵之桥,为国际社会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凝聚起文明力量。与此同时,也出现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言行,一些人又开始叫嚣所谓“文明冲突论”。在上海社科院潘光研究员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排除政治、经济因素的所谓纯粹的“文明冲突”。只有努力解决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才能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下是他在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文明冲突”的言论又开始热起来。世界上存在排除政治、经济因素的所谓纯粹的“文明冲突”吗?已故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究竟是不是“文明冲突论”的鼻祖?今天的演讲,我就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挑起冲突、制造隔阂的并非“真正的文明”

所谓“纯粹”的“文明冲突”,就是指排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文明冲突”。

回顾世界历史,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之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是欧洲,战争之初两大对立集团内的主角也几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内的国家。再看国际现状,目前在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发生的内战或内斗,也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团的冲突,当然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挑动往往是起因。

在世界历史上,还有许多冲突和战争是发生在文明范畴之外,即源于同文明差异并无关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初都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冲突双方均属同文同种。上世纪中叶,德国的分裂也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内。即使有些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亚非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近期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但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矛盾的激化。

当然,上述这些源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冲突也与属于文明范畴的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连。例如,历史遗留的宗教、民族之间的争端,往往由于掺入了现实的政治、经济矛盾而更为加剧。马克思曾把十九世纪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称为“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 它使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那块地区成为当时一系列争端的策源地。直到现在,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前南斯拉夫地区等冲突中仍可看到“东方问题”的后遗症,而它们又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如争夺油气控制权和市场的明争暗斗互相纠缠在一起。又如,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历史上西方殖民列强对亚非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干涉,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使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大大加剧。可见,虽然不存在“纯粹”的“文明冲突”,但源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冲突往往也带有民族、宗教矛盾等文化因素。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希腊时指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制造隔阂。”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挑起冲突、制造隔阂的并非“真正的文明”。我的理解,并非“真正的文明”是指打着文明旗号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主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至高无上,对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同、不一致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加以压制、排挤和改造,试图将多元文明置于自己强势文明的控制和支配下,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例如,现在美国正是凭借它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软实力”,在世界上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为“美国优先”战略奠定文化基础。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确保“未受任何污染”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以致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异己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做出许多蠢事。中国在历史上曾深受文化孤立主义之害,在很长的时期里闭关锁国。文化极端主义则是文化孤立主义发展到顶点而形成的一种极端思潮。它不仅反对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而且还鼓吹以暴力和血腥的手段摧毁“异端”文化,消灭“异端”的民族、宗教群体。如:发生在阿富汗境内,把有1500多年历史的巴米扬佛像摧毁的事件;在巴尔干、中东、非洲的一些冲突中出现的民族或宗教“清洗”暴行;历史上发生的西方基督教入侵者摧毁土著文明的血腥进程;纳粹德国摧毁犹太文明、消灭犹太人的暴行,等等,都是文化极端主义的表现。近年来,伊斯兰“圣战”思潮、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种族主义、新纳粹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狂热信奉者也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这种破坏和平发展、危害人类安全的荒谬理论和极端思潮,绝非“真正的文明”。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是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有时,不同文明之间也可能发生恶性冲突,但主要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少数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且这类冲突均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因此,尽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文明因素,特别是宗教、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努力解决这些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才能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亨廷顿的文明观能够简单归结为“文明冲突论”吗

一提到所谓“文明冲突”,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S·亨廷顿。人们将其关于文明问题的一些著述称为“文明冲突论”,使他成了“文明冲突论”的鼻祖。对此,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先来看看亨廷顿推出其文明理论的国际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随着国际上原有的两极均势被打破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在一段时间里被两极对抗和“冷战迷雾”所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骤然凸显。庞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变成了15个国家,曾经有过辉煌的南斯拉夫分裂为五个国家,后来又继续“裂变”为更多国家,连长期在一个国家里和睦相处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也决定“协议离婚”。很快,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再到中亚就形成了一条冲突热点带,而这正是横跨欧亚大陆的民族宗教分界线,也称“文明断裂带”。同时,在非洲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塔里班在阿富汗掌权,宣布要消灭一切异端,以致将极其珍贵的巴米扬巨佛摧毁;在中东和南亚,巴以冲突和印巴争端愈演愈烈;在拉美,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日趋高涨。这股民族宗教冲突的潮流也蔓延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北爱尔兰、加泰罗尼亚、巴斯克、魁北克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上升,导致了暴力冲突乃至恐怖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亨廷顿的文明理论出台了。亨廷顿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因素的左右。此后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似乎在证实他的理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严重恶化了国际气氛,导致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再呈上升势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和紧接着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使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趋于激化。于是,亨廷顿在2002年发表的《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一文中又发展了其关于文明对国际关系作用的理论。他宣称,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或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内不同教派之间。一些人便将他的观点称为“文明冲突论”。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引发了新一轮暴力攻击的浪潮,导致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恐怖高危”弧形地带的形成。这些,都被一些人视为“文明冲突”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例证。

同时,也有许多人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理论,认为他的理论漏洞百出,无法解释国际间的所有冲突,也不能解释单个的自杀性爆炸事件,更难以说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和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由此,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热点,而且成了一场政治辩论。我想指出的是,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如果以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标准衡量,他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也往往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有意思的是,他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视为文明的冲突时,他倒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并非文明的冲突。因此,是否可将亨廷顿的理论整体归结为“文明冲突论”,这本身是有疑问的。

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曾拜访亨廷顿教授本人,向他请教“文明冲突”问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明确指出,自己要强调的是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会在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因此要对文明因素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他再三说明自己并不赞成所谓的“文明冲突”,而建议我去仔细阅读他的著述,并注意他的这样一个结论:“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

由此可见,亨廷顿的文明理论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在后冷战时代,两极对抗和意识形态冲突将逐渐为民族、宗教冲突所取代;二、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文明因素将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予以重视和研究; 三、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之间会发生竞争和冲突,但又形成了多元的共同体,所以它们必须学会共处与合作。因此,将亨廷顿的观点全部归结为“文明冲突”,是一种扭曲和误解。

儒家文明能够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什么作用

2005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丹麦漫画事件”,丹麦媒体刊登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起全球穆斯林的抗议浪潮,导致一系列暴力事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建立联合国文明联盟,以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重点解决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为此,他提名20位各国名流,组成高级名人小组,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名人小组在2006年底提交了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此后几年,又发生了荷兰极端分子炮制反伊斯兰教电影、美国牧师和美军士兵焚烧古兰经、伊拉克教派冲突导致阿斯卡里清真寺被毁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对上述恶性事件,联合国文明联盟均发表严正声明,并组织专家学者建立了智库,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点评、发表看法、提出建议。

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名人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均来自欧美和中东国家,所以我得知自己被提名时甚为惊讶。后来安南秘书长解释说,为了着重促进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提名的大都是来自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名流,但最好也有一个介于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的文明参与这样的对话,儒家文明就是最合适的,所以选择了来自儒家文明发源地中国的学者。他认为,儒家文化主张以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可以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发挥调解作用。前不久,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也指出,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崛起、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中华文明所涵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思想智慧对当今世界意义重大,应当受到重视,并很好地运用到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实践当中。安南和莫拉蒂诺斯虽然并非研究儒家文化的专家,但却点出了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包容性特征。

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但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则被官方正式确定为一个合法的宗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具有同等的地位。数千年来,以中国为发源地的儒家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交流碰撞、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正是基于这样经久不衰的历史渊源和绵延不断的发展轨迹,中华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博采众长,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的精华,形成了鲜明的包容性特征。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许多政策和主张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比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难题,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强调民心相通是构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势,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构想,主要包括多边主义基石、共同发展途径、文明互鉴之道、携手应对挑战四大内涵,正是源于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协和万邦”“ 亲仁善邻”等思想。

目前,上述政策和主张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积极评价,并对国际关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确实能够在文明对话和国际交往中发挥包容性的、建设性的促进作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和风险叠加,使“世界向何处去”的不确定性增大。当此关键时刻,发挥好文化与文明的力量,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个积极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所说,“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作者: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特别在丝绸之路与文明对话、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犹太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出版发表著作20余本,论文数百篇。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15日 来源时间:2020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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