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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星 王伟男:台湾当局对美巨资游说与美台关系

作者:周文星 王伟男   来源:中美印象   放大  缩小

近年来,美国知识界在台湾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绝大多数智库专家和高校学者都主张维持和提升紧密的美台关系。近日,由华府智库昆西尽责经纶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在线出版物《尽责经纶》(Responsible Statecraft)和美国政策杂志《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共同刊登的一篇报告[1],为我们理解这种共识和美台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昆西研究所报告截图

这篇名为《台湾金援智库:无所不在但极少被揭露》(Taiwan Funding of Think Tanks: Omnipresent and Rarely Disclosed)的报告指称,台湾当局近年来向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CAP)、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以及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等五家主流智库提供金钱资助,促使这些智库专家向美国政策制定者积极献策,推动有利于蔡英文当局政策的出台。然而,这些智库对接受台湾当局资助一事轻描淡写,将资助金额放入智库年报或网站极不起眼的地方,试图遮掩这些利益关系。报告认为智库的这种做法可能损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加剧公众对华府政治的不信任感。

报告作者伊莱·克利夫顿(Eli Clifton)系昆西研究所民主化外交项目研究主任和共同创始人,是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前雇员,克利夫顿这一“内部知情人”的身份无疑增加了报告的可信度。因此,报告一经刊出便在华府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知名智库新闻信息网“智库观察”(Think Tank Watch)迅速转发了上述报告。[2] CSIS亚洲资深顾问、知名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等相关智库专家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与克利夫顿来回“交手”,辩称后者的报告“明显有误”。

笔者根据美国司法部历年数据整理自制(单位:美元)

事实胜于雄辩。美国司法部长根据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of 1938,下文简称“美国司法部报告”)[3],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台湾当局1977年以后对美游说的年度金额(1992-1994年三年因未公布年度报告而导致数据缺失),上表呈现了台湾当局1977-2018年针对美国国会(部分针对行政当局)先升后降的年度游说金额趋势。就游说总额而言,蒋经国时期(1977-1988年)为1000万美元左右,李登辉主政时期(1988-2000年)为3700万至4000万美元(按照1988-1991年游说总额和1995-2000年游说总额的年均值计算1992-1994年三年缺失值),陈水扁时期(2000-2008年)约3000万美元,马英九时期(2008-2016年)为1680万美元,蔡英文上台后对美游说力度与马英九后期相比略有回升(2018年数据仅包含上半年游说金额)。

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亲疏好坏是影响台湾对美游说力度强弱的关键变量。李登辉在九十年代之后加大游说力度,与中美关系因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生变密切相关;陈水扁在2001年空前增加游说预算,与紧张的两岸关系亦有难解之缘。比较来看,当两岸关系在2008-2016年和平发展、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可控之时,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快速下降,国民党当局相应降低了对美游说力度。按上述数据计算,台湾当局在过去42年(1977-2018年)里对美年均游说费用为230万至240万美元。但这笔巨额开支尚未计入台湾对美国公众、媒体、学术以及智库等机构的间接游说费用。如果加上全部游说费用(笔者尚未计入美国司法部报告中许多没有明确列出费用支出目的的项目金额),台湾对美年均游说费用或高达400万美元。

美国司法部报告披露,李登辉当局从80年代开始委托台湾综合研究院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雇佣美国顶尖游说公司在美展开学术活动,与美国的大学、智库建立联系,组织专题讲座和研讨会,尤其支持和推广以东亚和两岸主题的学术研究,从文化舆论层面影响和改善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对台湾的印象。报告显示,1988-1991年四年期间台湾共向康奈尔大学支付近120万美元,这项“学术资助”为李登辉1995年6月访问康奈尔大学并发表具有“台独”意味的演讲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台湾当局加强了对美国智库和大学的年度“资助”预算。据笔者粗略统计,1995年台湾对美智库和大学资助4.5万美元,1996年迅速上升至7.5万美元,1997年再次提升到9.2万美元,1998年居然增加到15万美元以上,相比上一年度涨幅高达63%。

陈水扁当局则主要委托台湾远景基金会作为“资助”美方智库和大学的“白手套”。例如,台湾当局在2004-2008年委托该基金会每年向美国哈尔彭咨询公司(Halpern & Associates)支付40万美元,委托后者维持台美学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报告没有透露具体的智库和大学名单,但据笔者对美国智库和大学涉台项目的长期观察,接受民进党当局资助的智库不仅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2049计划研究所(2049 Project Institute)、哈德逊研究所等“挺台”的保守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CSIS等自由派和中间派智库同样从中获益。

由于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自2016年至今陷入冷对抗状态,而中美关系自特朗普2017年初上台以来正持续恶化,这为台湾当局游说美国国会、行政部门、智库、大学和媒体等相关部门提供了诱因与便利。近期美国联邦政府和智库频频出台“挺台”的政策法案和研究报告,与蔡英文当局对美游说密不可分。

图片说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院葛莱仪(Bonnie Glase)与克利夫顿(Eli Clifton)就《台湾金援智库:无所不在但极少被揭露》(Taiwan Funding of Think Tanks: Omnipresent and Rarely Disclosed)的报告在社交媒体上的“你来我往”。--网络截屏

美国精英阶层常常以拥有世界上最为科学的政治体系和多元的社会文化而自傲,但在台湾问题上却只允许台湾当局游说和介入华府政治过程,而对中国政府极为抵触和反感,更谈不上允许大陆官方介入美国的政治过程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无疑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由阴转晴”的难度。

克利夫顿的报告仅仅揭开了台湾对美游说的冰山一角,却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启示:美国对台承诺的背后与台湾当局对美国知识界的常年巨额金援和游说密不可分。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华府那些标榜独立、超党派、非营利的智库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真实角色。

作者简介:

周文星为上海交通大学-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王伟男为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23日 来源时间:2020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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