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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严忠:为什么武汉和北京的疫情都源于海鲜生肉市场?

作者:朱旭东,胡一鸣,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51期

【编者按:近日,北京重新出现的疫情引起了很多国人的关注;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各州重开经济,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达到了四月以来的最高点。这都显示出新冠肺炎在全球的防疫工作不能掉以轻心。《中美印象》在武汉爆发肺炎最严重的时期,采访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教授。面对新一波的形势,我们就北京疫情和武汉疫情的区别,中美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以及疫苗出来之后如何分配接种等问题对黄教授进行了追踪采访。】

朱旭东:为什么武汉和北京的疫情都起源于海鲜生肉这样的市场?这是偶然现象吗?

黄严忠: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新冠病毒从动物向人类传染,再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其本身具有动物的传染源。在美国出现的新患病毒的感染病例也多发生在屠宰场或养殖场这样的地方,这点和中国是相似的。但中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人喜欢新鲜的食物,习惯每天去市场买菜,这就增加了暴露在病毒下的可能性,再加上一些市场原本就存在若干管理问题,很多地方阴暗潮湿,容易滋生病毒。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因为病原体引起的传染在中国一直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起源于市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这是一个生物安全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从生物战的观点来看,就是防范潜在的敌人或者恐怖主义者将危险的病毒病菌用作有害的用途;第二层意义指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第三层就是农业专家经常提到的侧重于环境领域的生物安全。我们刚刚说的新冠病毒在市场的爆发就可以算是环境的生物安全的范畴。

朱旭东:和武汉的疫情相比,您认为此次北京疫情在政府应对和病毒本身的传播特性上有什么区别吗?

黄严忠:首先两个城市疫情的共同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疫情的源头,尤其是动物传染源一直没有找到。不同点首先就是北京的病毒就传播特性来说没有武汉那么来势汹汹,从政府发布的消息看,95%的阳性病例都是普通或者无症状病例,需要住院的应该很少。其次北京此次疫情爆发的新发地市场每天人员吞吐量比较高,有1.5万人左右,而且向全市乃至外地都有辐射,再加上有武汉防疫的经验,政府的反应迅速了很多。在某种意义上将北京和武汉的反应做对比的话,武汉基本上就是初期不作为,而北京能够迅速采取相关措施。第三就是相对于武汉当初的封城措施,北京的反应还只能称得上半封城。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根据现有的疫情数据,以及进行核酸检测的规模,北京市政府可能稍微有些反应过度了。

朱旭东:在美国经历了最近的抗议后,一些州的新增病例和住院率持上升趋势。但很多州重开经济的决心仍旧很强。在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您如何评论美国的这种抗疫政策?

黄严忠:美国防疫不能像中国那样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要兼顾防疫和保障隐私权等公民权利,还要尽可能维持经济正常运行,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防疫工作现在感觉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原先规定的是一个州的新增病例连续下降十四天之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经济社会,但是大部分州都没有按照这个方案施行,就像你说的,他们重开经济的决心很强,不等连续下降14天就开放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 因为数据本身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疫情的实际发展趋势,有些病例上升的情况是因为扩大了检测范围,如果看其他指标,比如死亡数量的话还是在下降的。
    当前没有在疫情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重启经济确实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人们在心理上所面临的巨大的压力需要释放。美国人民不少从三月初就开始待在家里,这么长时间的社交隔离难免会带来寂寞、烦躁等精神困扰,现在很多人不戴口罩就前往公园这样的地方,政府也很难强力控制。我个人感觉很多人已经愿意和这个病毒共存了。
    此外,长时间的停止经营已经让很多小微企业奄奄一息,如果再不重启餐馆、理发店、诊所等场所,就不仅仅是生活不便的问题,整个经济都会面临更大的冲击。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很多防疫政策都是各州制定的,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刚开始民主党反对共和党总统,一直反对重启,但后来爆发了由佛洛依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民主党人有上街示威游行的诉求,所以也转而支持重启。这些影响造成美国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延续性和一致性。美国社会还有一个独特性,那就是政府不可能做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美国人民对隐私权、人身自由这样的人权非常重视,所以中国一些防疫方法比如利用手机确定位置、去超市这样的公共场合登记个人信息等措施就不大适合美国社会。

朱旭东:当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或多或少由于疫情受到了影响,请问您会建议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采取怎样的准备措施?

黄严忠:现在很多大学到了暑假时间,许多留学生实际是希望回家的,这个我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回国也要面临很多的不便,首先就是现在回国机票价格非常高昂,还有自费的14天隔离,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其次是回国后如果需要上网课就要面对时差等问题,影响学习效率和成果;还有就是疫情正在发生变化,中美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回国后也要面对能否回美国的问题;最后就是回国的路途比较遥远,反而增加了在路上感染的风险。所以综合来看,我还是建议广大在美留学生“以静制动”,留在美国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己,比如有些大学提供暑期课程,可以多修点学分争取早日毕业,有进一步深造打算的同学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充实自己的申请材料,或者准备GRE、GMAT这样的考试也是相当不错的。

朱旭东:疫情结束之后,您认为中美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应该加强哪几方面的合作?

黄严忠:实际上中美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从历史上看,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中美在“接触战略”下合作的典范。通过这次疫情的考验,双方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首先就是在抗疫方面相互交流,学习经验,总结教训,取长补短,尤其在应急反应这一块可深化合作的空间很大;第二就是在生物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大交流,这种交流有利于消除双方的疑惑,也有助于提高双方,尤其是中国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水平;第三是此次疫情的爆发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力的不足之处,招致了不少批评,这说明世界卫生组织的机构和相关条例急需改革,中美两国可以共同推动世卫的改革,在修改国际卫生条例方面加强合作,使其更灵活高效,能够在下次国际疫情爆发前做好充分准备;最后就是此次疫情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原料等,中国都是重要的出口方。美国也一直非常担心中国工厂的停工会导致这些防疫物资短缺,两国可以通过对话建立一种机制,在未来疫情暴发时,把这种产业链的损失降到最低。

然而,现在谈这些合作多少有些“纸上谈兵”的感觉,因为它们实际上都受到了中美政治关系恶化的困扰,所以在大选之前看到这些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关系已经不大可能回到奥巴马时期了,所以即使在疫情结束和大选尘埃落定后,中美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能够走多远,在哪个方面开始推进都充满了未知数。

朱旭东:盖茨先生很早就建议应该建立全球健康预警机制,预防的就是眼下这种大流行。如果真的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您认为该有哪些内容呢?

黄严忠:这次疫情爆发后,不少卫生专家都提出下次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警告,其实从SARS开始,世卫就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预警机制,叫做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这一网络由遍布世界的250家研究所等部门组成。这一网络在应对SARS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蛮重要的作用。在世卫的日内瓦总部,有一个行动支援小组来协调这一网络的运作,也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来领导。2005年重修的国际卫生条例也对预警、监测、反应等机制做了阐述,比如第6条规定,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在通过评估可能引发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必须于24小时内汇报给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不是没有监测网络,也不是没有规定,但是很多情况下,许多政治因素阻碍了这些规定和条例得到有效遵守。
     
现在也有人提出来,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并没有在24小时内汇报给世卫。12月31号,世卫在一个叫ProMED的疫情早期预警网站上看到了相关消息,第二天向中方提出询问,之后中国才向世卫分享信息,但也不是很完备。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对这一新型病毒的传播特征缺乏了解。我们知道病毒是否人传人这样的重要问题在1月20号之前国家卫健委自己也不清楚的,所以要在疫情发生之初就做出可能引发国际卫生紧急状态的判断确实有些不大现实。另外,不光是中国,许多其他国家在疫情初期面临着不重视疫情或瞒报少报的压力。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时,有关国家因为顾忌宣布疫情后对本国商业、旅游业造成的冲击而向世卫施压,让后者不要过早宣布“卫生紧急状态”。所以这也显示了相关的预警机制急需改革来变得更及时、高效。

朱旭东:全世界都在等待疫苗的出炉。您认为疫苗出来之后,在一国之内一般如何做到快速接种?世界范围内又如何做呢?

黄严忠:疫苗的研究包括好几个方面,首先要明确疫苗的“出炉”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说 是疫苗的开发经过了临床试验,证明在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两方面是成功的,但开发成功并不代表能够被政府采购,特别是现在中美都在同时开展多款疫苗的实验,这些疫苗在相关技术指标和价格方面肯定存在差异,需要比较、竞标的过程。政府采购后还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否做到大规模生产?中国有14亿人口,即使一款疫苗在10个月内达到1亿支的产量,两三年也无法满足国人的需求。让其他企业尽快建立起生产线进行生产也需要一个过程。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但美国只有三亿人口,据说也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疫苗的能力,所以应该能够做到疫苗尽快投入使用。但也不要期望一年内做到大部分人接种。
    至于在世界范围内该怎做呢?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中国将疫苗研制成功后会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给世界各国,但因为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并不是说每人都能得到一支免费的疫苗。对于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可能会通过购买的方式较快地获得疫苗;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较强的疫苗生产能力,只要将生产的工艺和技术分享给他们,应该会比较顺利地进行生产;对于那些相对欠发达的贫穷国家,就需要国际援助,比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介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接种。
    现在进入临床的应该有9款疫苗,中国5个,美国3个,英国1个。目前中美的进度应该是相似的,我估计两国差不多都能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会有结果出来。我个人认为疫苗的研发不应该视为国家间的竞争,而应该看作是我们全人类在和疫情赛跑,争分夺秒。在这个领域还是多强调合作,少强调竞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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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年06月24日 来源时间:2020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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