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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海明:战争、通道及大国兴衰

作者:石海明   来源:《中华读书报》   放大  缩小

回眸历史,无数古哲先贤都致力于探寻战争的胜败之律及国家的兴衰之道,在东方,古有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及《六韬》,秦汉六朝时期的《三略》与《淮南子》,隋唐宋元时期的《唐李问对》、《太白阴经》及《武经总要》,近有明清时期的《草庐经略》、《武备志》、《火龙神器阵法》及《海国图志》等;在西方,古有《高卢战记》、《谋略》及《论军事》,近有《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海军战略》、《制空权》、《战争指导》及《高边疆》等。

而今,卢彦所著的《通道战》一书,基于历史对战争形式进行了另一种归纳,它紧紧围绕如下困惑扣问到:战争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核心内含,即战争的密钥?如果存在着战争密钥,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是否可以进行一种新的归纳?沿此方向,从高加索碎片到秦朝统一中国,从张骞凿空到现代战争,拭去历史烟尘,作者窥见到一个玄机:人类社会的一切战争都可以归结为通道战。

在其看来,理解这一军事新概念的两天线索散见于书中:一条是秦统一中国的密钥,这一线索在汉帝国的兴盛、大英帝国的崛起、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统治进程中,一再复制,并升华为美国的“全通道”控制;另一条线索是“李世民效应、拿破仑困境、俾斯麦通道、周恩来规则”四个独立事件串联起来的一种新的战略——“争所必争,力戒四面出击”。应该讲,上述两条线索的发现,经得起历史经验之网的过滤。

首先,就战争的胜败之律而言,在科技进步与军事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类军事对抗的疆域从一维战场延伸到多维战场,从自然战场拓展到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无形战场。无论是古代的自然中心战,近代的机器中心战及现代的网络中心战,抑或东方的陆、海、空、天、电、心之“六维作战”,西方的物理、认知、信息之“三域作战”,战争染指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这日益成为军事学界的一种共识。对比而言,通道战将战争重新定义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可以利用的一切方式(攻守方式、动员方式、管理方式)寻求优势(主动权)并实现目标(土地、资源、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示的是两个字——通道,即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与思想通道。”显然,这一对战争本质的新界定,闪烁着一种洞察战史的灵气与智慧。

其次,就国家的兴衰之道而言,依据通道战理论体系,有效的通道控制是大国兴盛的必由之路,而深陷的通道依赖则是大国衰败的致命诱因。亦正因此,作者不仅指出了,我国历代王朝的治理都取决于对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及思想通道的控制,而且,作者也特别点明了,在法国与德国的兴衰中,“没有节制,是拿破仑与俾斯麦的最大差别,也是一个踏入‘拿破仑困境’,一个破解‘拿破仑困境’的终极原因。”

的确,作为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自1866年至1872年,凭借对战略通道的有效控制,他仅用了六年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变革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然而,这并非俾斯麦的过人之处。其真正的高见在于德国崛起后对通道依赖的警惕。

具体而言,与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优越感不同,在1871年之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为此,在其担任首相职务的将近二十年中,他积极营造周边各国与德国的和睦之气,稳定四方的目的旨在用较长的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至1872年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俾斯麦对通道依赖的规避,德国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在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超过英国。而就在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之后,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德国国内开始滋生起向世界扩张的冲动,通道依赖的后果,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

令人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中,似乎没有一种悲剧仅仅上演一次。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教训,显然没有被美国认真汲取。依托对通道的有效控制,美国在二战后迅速步入了世界性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缘于通道依赖的魔力,其国运兴衰也开始与追求世界霸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依托通道控制获得的军事优势,美国先后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借助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了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了《反导条约》,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这种烙有通道依赖印纪的蛮横作风,在小布什上台之后,更是以一付“舍我其谁”的霸主英姿,使美国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美国衰落的浪潮。

其实,大国兴衰本就是寻常之事,早在汉代,贾谊所著的《过秦论》就探讨过秦帝国垮塌之因,虽然它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到18世纪,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写了六卷本大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它以罗马帝国一千四百年历史作为个案,详细讨论了其政治及文化权力的衰退之迹。20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在《西方的没落》及《历史研究》等著作中,也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周期循环律。而后,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开始风靡全球,这本书恰好接上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1500年讲到了2000年。21世纪的今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有关大国兴衰的理论,再次引起全球的关注。

具体而言,在《权力的未来》中,约瑟夫·奈认为,16世纪,西班牙通过对殖民地和黄金的控制获得了霸权地位;17世纪,荷兰从贸易和金属活动中受益,成为全球霸主;18世纪,法国凭借人口优势成就了大国地位;19世纪,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和强大的海军成为世界霸主。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代,国家实力取决于核导弹,以及军队和坦克的数量。然而,21世纪,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迅速使这些传统实力符号成为过去式,权力关系版图正在重新绘制。作为权力理论大师史蒂夫·卢克斯的忠实信徒,约瑟夫·奈推崇“软实力”与“巧实力”概念,认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未必就一定获得霸权,特别是在这个权力扩散的信息网络时代。

从通道战的视角来看,约瑟夫·奈的见解其实标出了一个风向,即伴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将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的贯通,复合通道战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基于国家兴衰的利益关切,重新认识规则的改变,为赢得战争而控制通道,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命题在于,如何基于世界体系的大局考量,关注对通道的全球治理,寻求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之道。尽管,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是一种最古老、最悲壮的追求,也是一种最痛苦、最艰辛的追求。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26日 来源时间:2015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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