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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学者:为什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不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作者:胡一鸣   来源:中美印象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印象观智库第六期

6月24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Yukon Huang)和杰瑞米·史密斯(Jeremy Smith)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在美中贸易战中,新供应链的(的震动)让市场感到紧张”(In US-China Trade War, New Supply Chains Rattle Markets)。两位学者在文中指出,考虑到近期中美间的政治与贸易矛盾升级以及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就研发疫苗相互竞争,我们有必要衡量外界因素对于供应链的影响。为了振兴美国的制造业,特朗普总统想利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贸易政策来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以及对于美国企业迁回美国的补助。

在考虑美国本土供应链受到的影响时,两位作者指出,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需求降低,从而导致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对华关税导致中国的部分出口商品转移到其他国家。然而,美国国内制造业却未能及时填补这一空缺。相反,由于市场干预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美国工业生产指数(IPI)增长乏力。由于日常消费品价格持续走高,个人和家庭必须花费更多来负担这些必需品。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美国本土制造业由于全球化而受到冲击,特朗普在2016年能够当选一定程度源于他对美国蓝领工人的承诺,即他会复苏美国制造业。但是,这四年来,美国国内供应链的表现似乎没能使他实现当时的承诺。我们该如何思考这一矛盾呢?

这一问题涉及到三个层面:首先,为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何美国蓝领工人能够团结起来?其次,美国国内势力如何影响贸易政策?再次,为何贸易保护主义未能帮助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受益于美国蓝领工人?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于集体行为的总结以及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对于社会联盟的分析或许可以从理论角度帮助我们对这一问题增加一些思考。

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en, 1932-1998)是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曾经任教于马里兰大学。他在《集体行为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对传统的群体行为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理性且利己的个体不会自愿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而有所作为。相反,只要群体的规模越大,个体越容易在群体内采取“搭便车”的策略。如果一个群体能够团结起来,要么该团体的人数有限,要么该团体内存在激励或强制机制施加于个体。群体规模过小或是过大都不利于个体为共同利益而付出。如果规模过小,个体在没有通过该集体获利前,不愿付出自己的努力;如果规模过大,成本分摊到个体上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由此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群体,应该具备适当的规模,同时具有一定的赏罚制度来激励个体做出贡献。

在奥尔森看来,在现实中,主权国家就是一种个体通过爱国主义团结起来的群体。国家通常会为个体在其中的经济行为营造良好的秩序,这使得个体能够通过这个集体来获得相对于在无序的社会,更加稳定的经济利益。而国家为了营造良好的秩序,需要为所有人提供社会服务,这就需要对个体征收税收。税收和公共服务相当于群体中的赏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体愿意保留在集体之中。在现实中,国民愿意付出税收来获得公共服务。在美国的案例中,全球化使得企业将工作外包给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其他国家,从而,许多蓝领工人就此失业。特朗普为了争取他们的认同,希望通过关税等措施,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然而,为何这四年的关税并没有带来美国国内的IPI高速增长呢?

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 1944-)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家。他在《贸易与联盟》(Commerce and Coalitions)一书中指出,国内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以及成本,会受到国际间贸易的影响。在变化的国际贸易中,获利的要素会希望通过扩大政治影响力,来使自己的获利翻倍。同时,要素之间可能会因为相似的贸易政策诉求结盟,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或是寻求政策调整。其中,国内相对稀缺的要素可能会寄希望于保守的贸易政策,而相对富足的要素可能会寻求开放的贸易政策。在罗高斯基看来,美国存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土地相对与资本和劳动力富足的地区,劳动力寄希望于保守的贸易政策能够使自己包住高工资的岗位。

开放的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得岗位流失到廉价劳动力充足的地区。理论上,保守的贸易政策,诸如关税,可以使得这些劳动力获得那些外包去国外的岗位。然而,特朗普总统四年来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抛开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等因素,从理论层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黄育川和史密斯在评论中的一句话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在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逐步下滑。在他看来,这是由于中国不断脱离低级别的制造业,并开始不断转向消费与服务行业。消费与服务行业需要大量资本,而非大量贸易和廉价劳动力。如果廉价劳动力正不断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特朗普对于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似乎并不能解决国内蓝领工人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从理论角度,为何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未能通过保守的贸易政策来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0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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