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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政治: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三本新书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FT中文网   放大  缩小

“道德重要吗?”感觉在特朗普时代尤其适合针对美国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白宫主人很少像当今这位那样,无意用道德的语言来包装自己的行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言行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世界对美国的看法。这些言行也让美国的分析人士不得不应对关于美国外交政策道德目的的难题——对此,迈克尔•基马格(Michael Kimmage)、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巴里•吉文(Barry Gewen)在各自的新书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在《抛弃西方》(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一书中,外交官出身的基马格教授认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已对自身的道德及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丧失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在基马格看来,“以其对自由的漠不关心和对自治的蔑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第一位‘非西方’总统。”

相比之下,在《悲剧的必然性》(The Inevitability of Tragedy)一书中,巴里•吉文以同情的态度分析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认为,在外交政策中不可能保持道德纯洁。他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基辛格的朋友、有时是批评者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话:“采取行动本身就破坏了我们的道德正直。”

然而,对约瑟夫•奈来说,外交政策只是关于不顾道德地追求“国家利益”的论点太过简单了。作为“软实力”概念——即美国可以通过吸引力来提升自身利益的理念——的首创者,奈认为,如果美国被视为一个道德行为者,那么美国的实力就会得到增强。

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院长的奈教授也曾在政府任职,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道德考量不可避免地在外交事务中发挥着作用。在《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一书中,他引用了一位曾参与核武器政策的英国官员的话,主张“道德责任是人之为人的核心。”

然而奈认为,仅有良好的意图是不够的。他将“道德主义”(使用道德语言和论证)和道德区分开来。但他并非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信奉结果至上的人。相反,他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开始,评估了美国历任总统的意图、手段和结果。

接着,在教授模式下,奈在道德记分卡上给历任总统打分。可以预见,特朗普的成绩不佳。他因在海外使用武力(“相称、区别和必要性”)得到“良好”评分。(如果他在美国街头使用过度武力,即使这项评分也得大打折扣。)在其他六项评分标准上——包括动机、价值观和真诚性——现任美国总统的得分要么是“差”,要么是“有好有坏”。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还不是成绩最差的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基辛格辅佐过的其中一位总统(另一位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获得的评分更低,奈在所有标准上给他们的评分都是“差”或“有好有坏”。他尤其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结束越南战争的方式持批评态度,认为成千上万人命被不必要地牺牲,就为了在美军撤离与南越沦陷之间有一段保住颜面的“体面间隙”。

另一方面,奈确实认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成就——特别是对中国打开大门和与苏联实现缓和(detente)。

所以说到底,也许道德并没那么重要?这就是巴里•吉文在其关于基辛格的著作《悲剧的必然性》中探讨的问题。该书结构古怪但引人入胜。

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世界是否真的还需要更多关于基辛格的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出版了基辛格官方传记的第一卷,第二卷正在筹划中。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等尖锐的批评者已经发表过他们的意见。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等更为四平八稳的传记作者也有著述。然而,吉文的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诠释了基辛格的思想体系。

在吉文看来,基辛格的世界观是阴暗的,但并非不道德。他的首要目标是避免核战争——这是一个在深层次上道德的目标。但基辛格认为,实现和平最好的方法是在国家间构建一种力量平衡,他主张“所有认真的外交政策均始于维持力量平衡”。

力量平衡是一个非道德的概念。它不考虑所涉及的国家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它不认同流行的自由主义理念,即促进自由与和平之间存在联系。它甚至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偶尔,民主选举会导致威胁到力量平衡的结果——这是基辛格从自身经历中汲取的一个教训,他在纳粹德国长大,曾亲眼目睹希特勒的崛起。

基辛格把自己对民主制度后果的这种戒心带进了政治家生涯。吉文并没有试图全面描述基辛格的外交,而是详细分析了几起关键事件——特别是美国在智利民选产生的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被推翻和死亡中扮演的角色。

基辛格愤世嫉俗的智慧——这让他受到一些人的青睐,也激怒了另一些人——在智利事务上表露无遗。他将该国形容为“一把指向南极洲心脏的匕首”,并称“我不明白为何我们非得袖手旁观,眼看着一个国家因其不负责任的人民而走向共产主义。”

然而在吉文看来,推翻阿连德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就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言都是如此。按照他的描述,对于阿连德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乃至美苏间的整体力量平衡意味着什么,基辛格和尼克松感到严重关切是正确的。吉文还认为,尽管美国参与了早先的一起政变阴谋,但是到了1973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改变政策,并没有直接参与那年推翻阿连德的行动。然而,这是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考虑到阿连德死后的悲惨后果,包括杀戮和侵犯人权事件。

基辛格经常受到的指责之一是,其阴暗愿景“很不美国”。按照这种观点,最典型的美国总统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或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样的阳光乐天派。

但是,作为一名植根于欧洲文化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无疑是“西方”的化身。基马格认为,西方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和政治实体的观念,在整个冷战期间贯穿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观念植根于一套启蒙思想,这些思想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一流大学必修课的“西方文明”课程传承下来。

然而基马格认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精英们逐渐对自身的文化叙事丧失信心。随着高校纷纷转变——西方文明课程退出了教学大纲,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全球化的课程——一批新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登上舞台,他们不再以自信的观点看待西方代表的一切。

其结果是,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走上了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道路——这是一个技术官僚概念,无法激发广大民众的忠诚或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回应,美国右翼“抛弃了杰弗逊主义(指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译者注)的自由、多边主义和法治的西方理念,转而支持特朗普倡导的民族-宗教-国家主义的西方理念”。

特朗普身边拥护“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当初将中国纳入全球秩序是一个悲哀的错误。其结果是,美国似乎已转向明确反对基辛格-尼克松时代最广受赞誉的成就:美中修好。

对亨利•基辛格来说,被其所属的共和党拒绝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主政时期,信奉促进民主的新保守主义者占上风,他们痛斥基辛格是一个不道德的悲观主义者。到了特朗普时代,基辛格的力量平衡观念再次落伍——这一次是因为它有悖于“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和对抗中国的政策。然而,与新保守主义相比,“特朗普主义”似乎更有可能彻底失败。愤世嫉俗的基辛格可能会再次笑到最后。

《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约瑟夫•奈(Joseph Nye)著,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建议零售价24.95美元/18.99英镑,268页

《抛弃西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史》(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迈克尔•基马格(Michael Kimmage)著,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32美元,385页

《悲剧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The Inevitability of Tragedy — Henry Kissinger and His World),巴里•吉文(Barry Gewen)著,WW Norton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30美元,480页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

译者/偲言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06日 来源时间:2020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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