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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特朗普的福音和最后的试探

作者:马丽   来源:FT中文网   放大  缩小

——女性学者对谈当下美国社会冲突和特朗普现象的深层结构

  近来美国社会至少在三个方面处在少有的危机中。首先,从3月底到6月,在近三个月的时间中,美国成了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感染者总数已经超过200万。其次,随着疫情的影响,失业率也大幅上升,在5月底领取失业补助的人已经超过4000万。第三,也就是最近又一轮风波,因46岁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在5月25日遭到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单膝压制脖颈处超过八分钟,送到急诊室后被宣布死亡,这一事件成了美国乃至欧洲各地反对种族歧视社会运动的导火索,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至今事情仍旧在发展中。

  然而,在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办公人员和随从的簇拥下,站在白宫对面的圣公会所属的圣约翰教堂前,手持圣经摆拍了一张照片。而照片之外却是被警察用暴力和催泪弹驱赶的和平示威的人群。当晚,当地的圣公会主教巴德就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对特朗普的这一做法,认为这是“神圣的事物被滥用来做政治背书,不仅伤害人,也让人反感”。多家媒体都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让美国原本的社会分裂更加严重,但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在于他是为了巩固自己选举的基本票仓(白人福音派)的支持。

  特朗普看似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早在1990年,美国权威历史学家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他的《理解美国基要派和福音派》一书中曾指出,宗教和政治的混合一直都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在当代美国以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为标志,构建了一种白人福音派(white evangelicals)和保守主义混合的宗教右翼。他们尽管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但总在公共政策上,排挤其他族裔的传统,构建出一种“基督教美国”(Christian America)的幻想。当时,右翼福音派人士对基督教文明的高度渴望,与他们对商业利益集团实用的个人主义、贪婪混合在一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30年后,这个时代由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似乎已经完全地来临。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与白人福音派究竟有怎样的关系?除了上面讲到的种族冲突中的症状,早在新冠疫情引发危机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媒体公共讨论的热点。

  早在3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发布会上提出,希望美国经济能在“复活节”重启,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时距各州颁布“居家令”刚两周时间,新冠确诊数字正在飙升,迫于压力,特朗普的“复活节”愿望只能搁浅。

  此后,特朗普用一系列公开动作,鼓励“反居家令”运动:用推特给抗议者加油,攻击严守居家令的民主党州长,拒绝带口罩。有这位总统的鼓励,一些被媒体称为“神棍”的共和党人士也说出令人诧异的言论:不戴口罩是因为按基督教教义,那样就遮蔽了上帝造人的形象。抗议者打出的标语也说,“开放学校:教育是上帝赐予的权利”,“有上帝,不怕死”。一些孩子扶着大标语字:“不戴口罩,因为上帝已经罩着你了”。白人福音派与特朗普的互相支持,以及这一亚文化的反智荒谬特点,在公众眼中显露无疑。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度成为美国社交媒体转载的热点,就是在密歇根抗议“居家令”的运动中,白人居多,并且公开持枪,甚至一度进入到州政府,然而却没有出现后来一些反对种族歧视运动人们遭遇到的警察的暴力对待。

  5月开始,特朗普继续推动复工,并主张宗教场所是“必要服务”(essential service),因为必须恢复聚会。于是,在美国国殇日(5月25日),美国新冠病亡人数逼近10万之时,经济终于重启。美国媒体将《纽约时报》刊登的1000名病逝者名单与特朗普打高尔夫的照片并列,说这一对比将载入史册。媒体也再次聚焦于特朗普与白人福音派的关系,指出特朗普的屡屡动作,都是要迎合这样一个基数票仓。仅从以下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美国公共生活的热点:

  •“特朗普要求重启教会的背后: 民调下降和他助选阵营的慌乱”,Behind Trump’s Demand to Reopen Churches: Slipping Poll Numbers and Alarm inside His Campaign, POLITICO

  •“一些福音派人士否认新冠威胁”,Some Evangelicals Deny the Coronavirus Threat, The Washington Post

  •“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满意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政策”Most White Evangelicals Satisfied with Trump’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OVID-10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特朗普的信徒:2020将试验他与白人福音派的关系”,Trump’s Faithful: 2020 Tests His Ties to White Evangelicals, The Associated Press

  •“调查结果:白人福音派认为特朗普是‘正直’、‘道德杰出’的”White Evangelicals See Trump As ‘Hoest’ and ‘Morally Upstanding’, National Public Radio

  •“特朗普为什么依靠白人福音派?”Why Trump Is Reliant on White Evangelicals,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6年总统大选时,美国民调显示,80%的白人福音派投票给特朗普,尽管这位候选人被《纽约时报》等公共媒体揭露三次离婚,被多人指控性侵女性,商界业绩腐败,都没有撼动这个基本票仓。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不管特朗普如何在公开场合发表对女性、黑人的歧视言论,甚至被弹劾,白人福音派对他的支持之高,仍然如旗帜屹立不倒。美国大众和学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同一个疑问:究竟为什么如此多的白人福音派,会无视基本道德,而支持一个在各方面都与耶稣的教导和道德相反的总统,甚至到了让很多宗教人士都感到羞愧的地步?到了2019年,连福音派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主编盖里(Mark Galli)也写了一篇题为“特朗普需要被革职”(Trump Should Be Removed from Office)的文章,呼吁福音派人士,不能再任由这样一位总统滥权、扭曲民风,否则会让福音派的声誉全毁。这篇文章让作者和这份刊物都备受攻击,再次加剧了美国福音派内部的分裂。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有很多关于特朗普性格问题的分析出自心理学,如多位哈佛大学学者编写的《特朗普的危险:37位心理学家对一位总统的评估》(The Dangerous Case of Donald Trump: 37 Psychiatrists and Mental Health Experts Assess a President)。他们一致指出,这位现任美国总统患有典型的自恋人格失序(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对美国公共生活将造成极大破坏。

  最近学术界陆续出版的一些新书,开始聚焦于特朗普对宗教界的操纵,也就是试图回答特朗普为什么会赢得大多数白人福音派的支持,而且会为了继续稳固这一基数票仓,而不惜出台各种破坏公共信任的政策。几本重量级新书包括斯特沃德(Katherine Stewart)的《权力崇拜者: 宗教民族主义的危险崛起》(The Power Worshippers: Inside the Dangerous Rise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Sarah Kendzior的《显而不见:是谁发明了特朗普和美国的败坏》(Hiding in Plain Sight: The Invention of Donald Trump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Sarah Posner的《不圣洁:白人福音派为何拜倒在特朗普的圣坛前?》(Unholy: Why White Evangelicals Worship at the Altart of Donald Trump),以及Ronald Sider的《特朗普的灵性危险:30位福音派人士论正义、真理和正直》(The Spiritual Danger of Donald Trump: 30 Evangelical Christians on Justice, Truth, and Moral Integrity)。这几位作者中,前三位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第三位是美国著名神学家。

  最近的一本新书,也侧重于同样的主题。作者克莉丝汀•杜梅(Kristin Du Mez)是目前美国历史学界活跃的女性历史学家。201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书《给女性的新福音: 凯撒琳-布什奈尔和基督教女性主义的挑战》(A New Gospel for Women: Katharine Bushnell and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Feminism),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年,她令人瞩目的第二本书《耶稣和约翰•维恩:白人福音派如何败坏了信仰并分裂了国家》(Jesus and John Wayne: How White Evangelicals Corrupted A Faith and Fractured A Nation),用近20万字篇幅,追溯了美国白人福音派自1970年代以来对政治的影响。几十年来,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不断卷土重来,这些白人占主导的福音派人士,不甘心于基督教的边缘化,试图用“基督教国”的神权政治叙事作为主导,以缩减民权运动、越战之后的多元文化趋势。在杜梅看来,特朗普政治与白人福音派的结盟,不仅是美国多元公共生活中一个持续矛盾体的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与信仰相关的性别(gender)维度。她写道:

  “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不是非正常的现象,也不只是一种现实选择。实际上,它是福音派长久以来一种战斗性男性气概(militant masculinity)的表现,这种意识形态推崇父权,容忍无情的权力,不管对内还是对外。当特朗普宣称自己可以做他们的救主时,保守派白人福音派人士早就置换了那种强调谦卑、看顾弱者的信仰,换成一种嘲笑温顺是女人特质的信仰。他们不再认为有人打你左脸,就要给他右脸打,而是决定要维护他们的信仰和国家。因此他们确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把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换成了一个复仇的战斗型耶稣。怪不得很多人会这样看特朗普。在2016年,很多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人都被震惊到了,福音派居然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实际上,福音派不是背离自己所信的去投票给特朗普,而是因为他们所信的,才投了一票。”

  在美国媒体记录的视频资料中,白人福音派人士把特朗普视为一位新的先知和大祭司,他们不断称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敢于挑战世俗文化,要把基督教的神龛放回美国的心脏,以抵御各种思潮的侵蚀。

  就个人性格和修养而言,特朗普在公共场合的口不择言和攻击性,让他成为这一运动最锋利的利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人福音派所推崇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在道德上失去了硬度,继而被很多学者和公共媒体批判为“最不爷们的”。《太平洋月刊》曾发表一篇题为“特朗普:最不爷们的总统:为什么他的支持者不用自己男性气概的标准监督他?”(Donald Trump: the Most Unmanly President: Why don’t the president’s supporters hold him to their own standard of masculinity?)的文章,作者尼古拉斯(Tom Nichols)写道:

  “为什么很多投票给特朗普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不能用他们自己的男性气概标准来衡量特朗普?为什么他们会支持一个表现像孩子一样的男人?……在那个把特朗普视为英雄的亚文化中,很多男人自己已经陷在一种永久的青春期(perpetual adolescence)里……特朗普提醒他们,男人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一文化能具有如此吸引力,实在是非常伪善。”

  带着上面所产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我和克莉丝汀•杜梅进行了一场关于从女性视角理解特朗普和白人福音派的关系,及其对于美国当下政治、社会的塑造的对话。

  马丽:你的新书展示了在美国,从1940年代开始,一种男性化的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与文化潮流以及政治的交织和对抗。这是一段复杂但让人惊奇的社会历史。你认为,大多数美国公众有没有意识到,这种男性化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到特朗普当选总统,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杜梅:我不认为很多人意识到这一关系。人们一般认为的是,白人福音派投票给特朗普的做法,是“对他们信仰的背叛”,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是与他们的基督教价值观相反的。但这种说法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福音派价值观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某种战斗性塑造着。在福音派人士看来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可能很熟悉这种战斗性的基督教男权叙事,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关于男性(manhood)和女性(womanhood)的讨论,而是最终深刻整合了广义上的福音派政治世界观。

  马丽: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你这本书的标题可能不太好理解。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个标题吗?约翰•维恩(John Wayne)是谁?

  杜梅:约翰•维恩是美国最著名、受人热爱的演员之一。从1940年代起,他就以在一些牛仔主题电影中出镜闻名,他也演过一些关于二战和越战的英雄主义电影。他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男性,一个会为正义而战的男人。他也有种族主义倾向,绝不是一个模范的爱家男人,但却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文化地标。当我开始研究白人福音派男性气概这一现象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很多作家(甚至包括维恩此后的一些作家)都仍把维恩视为一个理想的男性基督教信徒。不仅维恩是他们的好莱坞英雄。人们还有一个最爱的,就是梅尔•吉布森拍摄的电影《勇敢的心》里面的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当然还有很多电影中的其他英雄主义的、很爷们的男性角色,都激发了福音派的男性气概叙事。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声称自己是在推崇“符合圣经的男性角色”(biblical manhood)的人,他们并不是受圣经本身的启发。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崇尚的是一种粗犷的、甚至暴力的文化模式中所传递的男性形象。如此一来,他们最终就把信仰也改变了。他们所信的,不是以“爱邻舍”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而是一种要求男性(白人男性)去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斗的信仰。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对我来说,是扭曲了基于圣经的基督教。

  马丽:当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禁想问,这种丑闻式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和美国的明星文化(celebrity culture)有关?美国有一套发达的大众传媒产业,也最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种“名利场”。包括特朗普本人,也是因主持真人秀《学徒》(或译作《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赚取了知名度。那么,名人文化是怎样成为美国福音派的一部分的?

  杜梅:很多试图理解美国福音派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观察神学家或福音派精英的领导层。但是,就我对美国福音派的观察来说,我很确信,就连对一般人来说,福音派的流行文化对他们的塑造力之强,远远超过一些正式神学教导对他们的影响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福音派人士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他们听的是基督教电台,买基督徒音乐家的歌,从基督教书店买书,参加各种大会,也追逐各种他们最喜欢的基督教明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产品和联系,才是定义他们福音派身份认同的东西。所以我认为,需要很认真地看待这种福音派流行文化,看有哪些价值观被“包装”起来,贴上“基督教”的标签在售卖。

  马丽: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白人福音派中81%的选票,那一时刻正式巩固了特朗普和福音派之间的双向热爱。哪怕最近,尽管有新冠疫情的危机,特朗普在白人福音派中的支持率仍稳而不降。你的书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杜梅:我在书中论述了白人福音派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只是一种交易性的关系,而是有很深刻的同构性。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的这一现象,一部分原因是,福音派不愿意放弃他们那种战斗性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从历史来看,他们总在寻找敌人,包括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穆斯林、世俗主义分子、民主党人士,等等。这一认知框架不允许他们理解什么是“共同的善”(common good),而要胜过此次全球疫情,人们必须认识到,要追求一种“共同的善”。对于福音派人士来说,他们太受到一种战斗性的世界观的影响,很容易不信任科学,不信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去相信一些把此次危机用文化战争术语解释的阴谋论,或者表现得无所畏惧,就像约翰•维恩的电影一样。但可悲的是,这些做法只会让我们在新冠病毒面前变得更加脆弱。

  马丽:你书中提到一些保守福音派的“品牌”,包括詹姆斯•道布森(James Dobson)的“爱家”机构(Focus on the Family)、基督教在家教育运动,马克•得利斯科尔(Mark Driscoll)的超大教会(megachurches)、约翰•派博(John Piper)和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道格•威尔森(Doug Wilson)的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这些机构或平台都建构出一种亚文化,像是一种基督教产业的泡沫,对于很多白人福音派来说,代替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所提供的,有什么吸引到美国人?

  杜梅:我在书中就勾勒出这种基督教的亚文化圈。它非常复杂,但那也就是它成功的秘诀之一。不同支的福音派可以身处不同的亚社区里,可能是保守的在家教育社区,或者是郊区的超大教会,还有其他类似的。但有一些联盟和协会将这些不同的社区联结在一起。那么,一个社区的领袖就可以请另一个社区的去当讲员。他们彼此推荐彼此写的书,推崇彼此的事工。基督徒书商们也会销售来自福音派世界各个角落的书。所以这变成一个很大的权力场域,也是利润很大的,一个亚文化圈。

  而同时,福音派基督徒在寻求指引、属灵教导、关于怎样做父母的建议,他们找到这些资源,渐渐形成品牌忠诚度。例如,常常收听“爱家”电台广播的人,就会成为这个平台的忠实支持者。他们不仅听取育儿建议,还买这位创办人的其他书籍,最后也按他的建议去投票。很多人可以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最终得到比他们所求还多的回报。但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对这些领袖精英产生强烈的忠诚度,与那些群体产生认同感,但这些群体主要是借着消费相同的文化产品,产生出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才连接在一起的。

  马丽:这些保守的福音派品牌也输出到全球各个地方。你新书中有哪一部分可以帮助全球读者更多地反思这种男性福音派基督教的问题呢?

  杜梅: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关于美国基督教的,因为它探讨的是白人福音派人士怎样接受了一种美国基督教的民族主义。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也有普遍性,就是人们有可能接受一种版本的基督教,它最终是关于怎样做到用权力来支配他人的。它可能从性别意识开始,男性推崇要有主导女性的权力,但很快就延伸到种族支配的权力,或国家权力、军事权力,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它最后都颠覆了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教导。可悲的是,它仍以基督教的名义进行,而且以维护基督教、维护女性、维护被逼迫者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暴力正名。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具有欺骗性的、很危险的。

  马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除了败坏了一个信仰、分裂了美国之外,还在自2017年以来的“米兔”运动(#MeToo)中臭名昭著。你的书也将这种男权形式与教会范围内大量出现的性侵事件联系在一起。你认为“米兔”运动可能会逆转福音派内部一些男权文化的趋势吗?

  杜梅:关于“米兔”运动是否可以逆转任何潮流,我不能判断,但它已经开始揭露出这种男权文化中的一些危险所在。那是很大一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侵受害者们只能沉默,因为她们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现在至少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她们,而且为她们发出声音,而不是为了维护教会或信仰而去压制她们的故事。至于这场运动是否会带来长期的改变,这仍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约翰•派博)公开说,这种性侵文化背后的问题不是男权,他认为恰恰相反,正是男权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女性受到性侵是因为缺乏男性的保护。今天,很多美国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和女性)已经受够了这种论调。一些人还会留在教会里,继续要求改变制度和社群文化,但很多人也决定离开了。

  尾声:美国选举政治与宗教势力的交织,是一个渊源已久的现象。正如杜梅在书中指出的,特朗普不是因,而是几十年来美国社会、选举政治和宗教文化变迁的果。

  5月底,美国思想家乔姆斯基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评价特朗普和当下的情况:“特朗普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他只是一个有着反社会人格的个人,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但那种情绪和恐惧是相似的。并且,现在国家和世界的命运被掌握在一个反社会的丑角(sociopathic buffoons)手中,这令人震惊。新冠病毒已经足够严重,但值得回顾的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威胁正在逼近。我们正在走向灾难的边缘,而它远比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要糟糕。”

  显然,人类处在危机中,正如特朗普带着他的福音和他的信徒们一样处在危机中,只是我们能否抵御住特朗普最后的试探和诱惑,这也许是一个人性最深处的问题,极有希望,也危机四伏。

  (作者马丽是社会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17日 来源时间:2020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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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9用户名:游客

评论:作者在文中的担心也正是我的担心所在,但论述的过程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事实:民主党的主张、左进给福音派带来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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