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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全球发展进入高风险时代,应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

作者:   来源:中信基金会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这场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对香港而言,置身大变局,如何化解风险与挑战,为自身把握和创造机遇,也是需要深刻思考的话题。7月31日,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平做客第六十七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剖析疫情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探讨香港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越艰巨,

越将意识到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对各国而言,防控疫情和维持经济发展,是需要同时翻越的两座大山。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8月4日20时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1800万,死亡病例超过69万。“抗疫防疫的任务还很重,这场仗不但我们自己要打好,也要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合作,建设国际卫生健康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恢复生产,经济不能完全停滞。整个社会该如何维持正常运转,甚至运转得更好?”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牢牢把握大变局之下的不变之道。随着东亚崛起,全球发展及权力的中心先后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移往东亚的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战争,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却没有见过今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黄平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不变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能强烈意识到,彼此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此时再来谈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都是不切实际的。“在最大的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全世界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行稳才能致远。”

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应摒弃丛林法则,坚定拥抱全球化,拥抱合作。不可置否,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广泛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仅靠联合国体系已无法化解。“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一个国家也好,城市也好,都是在时代的大盘子里,中国一路走到今天,又进入这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是重要的一份子,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一国两制”是香港谋发展的基石

找准立足点才能拥有更多机会

变局之下的香港,同样也不平静。7月3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鉴于目前香港严峻的疫情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大影响,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将推迟一年举行。

“这一决定是实事求是的,是理性和务实的。先一心一意来防疫,才能确保立法会的选举更符合规则,更顺利。”同时黄平指出,香港未来面临的挑战还充满未知,“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算起,23年的时间可以说长,但其实也很短暂。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新挑战,都有待观察和研究。”

谈及香港未来的发展图景,黄平强调,“一国两制”始终是其谋发展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创造自身特色,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把香港的定位与发展纳入‘一国两制’的框架中,才能找到实实在在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才能拥有更多机会。”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调整适应的过程。例如,如何增强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感?“这需要通过文化和教育逐渐来实现,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付出时间和智慧,一代一代坚持去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面对大变局中的危与机,黄平指出,中国始终坚持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中国的合作精神有目共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以及能力,都不会让我们掉入冷战陷阱,将自己置于孤立状态。”他指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好各类风险和危机管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不管风吹浪打,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胜似闲庭信步。”

以下为本次讲座文字实录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很荣幸也受我们中信大讲堂的邀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疫情下看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以及我们“一国两制”在香港将要面临的新挑战。这个题目的三个关键词,“疫情下”、”百年未有大变局”和“香港‘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三个都还是正在进行时。

疫情,我们当然现在是第一仗打得很成功,现在一个是防输入,一个是防反复。目前在香港、新疆,还有大连,有一些反弹,但是从全世界来看,疫情还在高峰之中,很多国家第一波还没过去,一些很大的国家、人口大国或者是别方面的大国、美国、印度、巴西等,长时间以来每天都是以数万人为单位的新发案例。还有很多国家或者是上万,或者是以千、以百为单位,我们看以百为单位的就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个疫情可以说世界范围还在第一波的高潮中,那么讲“疫情下”其实,因为这个事正在发生中,还不知道将持续多久,带来多大的冲击、影响,那么这会儿来讲疫情下的其实就是一个初步的观察、个人的观察,究竟下一步怎么走,那么要和大家一块来看,不但是研究,甚至是参与,来抗疫、防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现在也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做这个大的判断,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整个世界层面,2018年做这个判断,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就是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18正好是100年,那么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百年,这次是没有见过的一个世界大变局。这是狭义的讲的,广义汉语里我们讲百年也可以是一个复数,两百年来、三百年来,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近代以来,在世界层面自从有了近现代,有了我们讲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最早在西欧,后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百年或者数百年来,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过去也是没见过,且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现在也可以讲是为时过早,所以我们也身处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也要经历这个变化。包括这个变局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能变出一个新格局、新秩序,也不确定。三年、五年、十年,乃至于更长。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我们“‘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要确保它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既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也行稳致远、繁荣稳定,还要在“一国两制”之下,融入到国家的大发展格局之中,它也是还在一个过程当中。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算,到现在是23年,可以说长,但是其实也是很短,那么下一步还要遇到什么新挑战,包括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当年的“香港占中”、去年以来的“香港之乱”,刚刚两会通过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和相应的机制机构的设置并且开始实施,下一个阶段,至少还有二十七年,“一国两制”还会遇到什么挑战,也会一个有待观察、有待研究、有待努力,现在要讲也还是一个可以说未知数。

所以,这三个未知数加在一块,今儿我来和大家分享的,就只能是很肤浅、很个人的观察,挂一漏万的观察,乃至于不准确、不周到、不全面的观察,以及一些个人的思考,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和大家探讨。

01

疫情防控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先讲疫情,我们都身在疫情之中,而这个疫情第一整个地说正在疫情的大氛围下,第二抗疫、防疫的任务还很重,第三还不能就把其他一切工作都停下来。所以一方面抗疫防疫要坚持,打持久战,还要越防越好,越抗越胜利,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下来,不但我们自己要打好,也要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好。因为这个病毒的确从天而降,可以说飞来横祸,近年最大的黑天鹅,但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敌人,而且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

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恢复社会的秩序、正常的交往,那也不只是说经济层面的不能完全停下来,如果完全停下来,那带来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损失也将是很大的,还有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人的正常生活、交往,一个社会要在疫情下怎么正常运转,甚至还要运转得更好,我们原来的任务也要完成得更好。在世界层面、国际层面,现在提出了还要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抗疫防疫。

02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回到百年大变局。观察这个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两个角度,一个是时间,百年嘛,首先是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空间的角度。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大变局,所以它也是个空间概念。时间上说,说得短,就是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层面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也数不清,而世界层面的大的事,二十世纪可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个发展的世纪。

时间维度

进入二十世纪,从我们这儿来说,我们国家发生了辛亥革命,这也是几千年来的天大的事。那世界层面呢,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到1945年,就几乎整整前半个世纪,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欧洲,首先它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十九、十八世纪欧洲也是战争不断,局部战争、国与国的战争,但是世界大战,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才发生,进入二十世纪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现在我们都也回忆起,以前也知道但没有足够重视,其实一战同时也发生了一次世界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萧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走衰、经济危机,而是大萧条,严重的失业、大批企业纷纷倒闭、社会严重动乱,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前前后后,当然个别的并不是由于一战,比如推翻满清,但是在世界层面,好几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没了,整个世界结束了帝国的时代,以战争的方式打掉了若干个帝国,进入了今天讲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国际秩序、国际关系。

第二件大事也是一战的期间,一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一战以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以及萧条以后很快,世界居然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卷进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一战主要还是在欧洲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我们这儿发生,当时叫东方战场,而且我们从“九一八”算起,抗日战争可以说拉开了序幕,整个世界就这样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当中,走过了几乎二十世纪的前半段。

到1945年战争结束,世界层面发生了两个最大的事,一个是有了联合国,而且联合国从1945年建立,直到今天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当然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五大国,就自然成为了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本身的产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方面的成果。

第二是二战结束,或者前前后后随着二战结束,有两件大事在世界层面发生。一战期间,一战结束,或者即将结束,有了刚才我说了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二战结束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在亚洲、在东方,那就是中国革命,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此同时,二战以后出现了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殖民主义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占领的殖民地国家,人民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在联合国180多个国家,一些是原来的老牌国家,原有的民族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以前叫列强,另外一些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就是从殖民主义下面争取到独立、新建立的国家,也叫发展中国家,当时也叫不结盟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很多都是原来的西方的殖民地。这是过去这一百年,它也不是平静地走过来的,一直到1945年,接近半个世纪,前半个世纪风起云涌、惊涛骇浪,世界大战、大萧条、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独立,才有了20世纪的以联合国为框架与制度的世界秩序。

但是这个秩序,五常以及整个联合国秩序,它本身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一战、二战这样的可以说是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建立,很快世界又进入了“冷战”,今天美国有人要发动“新冷战”,我们要防止掉进“新冷战”,前几年讲的是要防止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但20世纪世界实实在在的从丘吉尔的所谓“铁幕讲话”,1947年就掀开了苏美两个大国为代表的两个阵营的“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代表,东西方世界经历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遇到了百年未有大变局,过去的秩序也不只是1945年的秩序,它也包括冷战这个架构下的秩序。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与秩序。虽然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两场世界大战,中间加一个大萧条,但后面这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有人也把它叫“冷和平”,虽没发生一战、二战那样的热战,但是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包括我们自己的周围,我们1949年建国接着就发生朝鲜战争,我们抗美援朝,后来在我们旁边也有越南战争,甚至一直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

但是1945年二战结束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没有发生像一战、二战那么大的世界性如此血腥,死如此多的人的大战,即使苏美之间冷战、冷和平,后来又用叫“核恐怖平衡”,那两个国家都有足够多的、足够强的核武器,足以不止把对方,而且把世界整个毁灭掉若干次。

这样一个二十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很多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无论是用经济的指标、收入的指标、健康的指标、识字的指标、综合的国力,19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发达的或者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那就是西欧那几个,人口也很少,地域也不大,当然也加上美国。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个什么格局呢?不但西欧、不但北美或者西欧、北欧主要的欧美国家或者地区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就是东亚,从日本到“四小龙”,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二十年。

空间维度

所以,第二个理解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维度就是空间的维度。空间意义上呢?十九世纪末,最发达的是西欧,加上经济意义上已经起来了的美国,要讲发达,那会儿就这么两块地方变了。从十九世纪末的西欧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英国为首,到1945年战争结束,这个权力棒就从英国的手中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二十世纪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权力的转移,从西欧到了北美。

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已经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大变化,就是苏联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一,所以长达半个世纪中,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形成了世界的一大维度、一大集团,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统治世界,像十九世纪乃至于再早一点,工业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到美国革命,主要是西方。但是到二十世纪冷战期间,这个权力从空间意义上其实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另外一个势力集团,它已经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高度军事化和科技化的一个国家。

空间意义上的第三件事,其实也和冷战有关,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日本,它由于战败,被美国打败、被美军接管,在美国之下产生了1945年宪法,又称“和平宪法”,就是今天还有日本人想改,尤其其第九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成了冷战中在亚洲美国最重要的同盟。它因为是战败国,所以从宪法上,第九条规定它不能发展自己的国防、军事、军队,不能有它自己的常规军,只有一个自卫队,而且自卫队只能在它的本土,这样,客观上它又成了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国家。日本战败却成了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起飞,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强国。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长达四十多年时间,它居然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本身并非身在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80年代,日本就已经在很多方面跃跃欲试,既加入到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当然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同盟关系,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那个亚洲国家,而术语欧美西方集团之一员。而且它它还是西方国家的第二强,长期处于亚洲经济意义上的第一位置。

就是最近几天,我们很多媒体都报道,写《邓小平传》的傅高义最近对美国现在当局企图单方面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发表了他的见解,而他最早成名是写了《日本第一》的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一直到几年以前日本还因此授予他荣誉称号。日本第一,那就是日本要超美国。日本也有学者写了《日本可以说不》。当时日本,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广场协议以前,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文化、文化电子产品,日本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笨钟,日本都提出要买下来,当时这个国家的兜里有钱了,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想做。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其中有两个是我们中国的部分,一个台湾、一个香港,加上华裔人为多数的新加坡,还有南韩,继日本之后也跟着起来了,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等。

我们国家也从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一结束,我们已经改革了二十年,到了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也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整个亚洲或者东亚,当时的美国的不只是经济学家,不只是像傅高义这样的看好日本的学者,连当时搞外交、搞战略、搞军事的,已经在当时谈论乃至担心“权力东移”,历史上曾经有过从英国移到美国,那到二十世纪末美国已经有人在担心权力转移。

我们今天新世纪又已经二十年了,1978年我们改革之初,畅想的是二十世纪末,就是那个是当时叫到世纪末,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现在实际上我们到2018年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已经是个什么格局呢?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经济第二,因为日本稳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有四十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体量在速度上的可持续性,也有人中国刚超过日本时很担心能否持久。但是到2017、2018年,我们连续几年下来,稳居世界经济第二,甚至像世界银行这种国际组织,它实际上是美国用于发展的一个国际机构,但是它测量时用了人均购买力评价指数,是从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找出50种通用的商品、日用品,然后根据实际对这50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也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那么算,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还是两个概念。

但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二十世纪后期,这二十年所谓东移,那东亚就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现象了,未必时西方担心的权力转移,但是出现了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今天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一个是冷战格局已经没有了,一个是1945年以来的秩序还灵不灵、代表性怎么样?联合国还在,还是最合法的,但是光凭原有的联合国能不能解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新冠肺炎只是传染病中的一种,也包括非典、埃博拉以来看到的世界层面的各类传染病,这种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到所有社会、所有国家、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再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当然世界卫生组织就像联合国组织,也仍然是最合法、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不但要支持、参与,还要加强。

但是毕竟进入新世纪以后,其实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格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哪怕再回到1945年以前西方列强主导,或者西方七国集团主导,显然已经不能主导了。不能主导有两方面,一个是一些非西方国家起来了,最典型的是金砖国家,还有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不只是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新兴经济体还包括南韩、阿根廷、墨西哥,中等规模、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不在狭义的西方俱乐部里,至少不在七国集团里。

为什么2007、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要搞20国集团,就是因为七国集团不能主导,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一个层面就是世界的行为者、主体,也包括规则制定者,原有的那些强国列强不够了。第二个层面是世界上那些事,包括我刚才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要发展。我们改革之初,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和平当时就是要解决东西方的冲突,发展要解决南北的差距,这是时代两大主题,直到现在仍然是这两大主题。我们别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来找刺的事,整个时代的还要解决的最大的事一是传统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又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疾病与健康,传统的甚至都没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挑战我们的风险,处理不好就成为危机。

全球化:从“丛林法则”到“共同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要害的华尔街发生了金融风暴,一开始也就是经济高度虚拟和泡沫化,但是由于两房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台,居然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比在此之前的几次都更甚,比如说1997年我们也有亚洲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正好在我们香港回归,所以我们第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一上来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我们中央政府和内地出力来保香港,有效抗御了这个金融风暴,但97年这个以及拉美的金融危机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华尔街金融风暴那可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它也影响到欧洲,影响到亚洲,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很多地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过去。

这两年有的人也在担心新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又要来临,在这次疫情之前,人们讨论得多的,包括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担心的是新的金融风暴要来,那一轮都没完全过去,新的是不是又要来?来了会在哪爆发?结果,爆发了大疫情。

第三就是“9·11”,那是美国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也是个非传统的安全挑战,就是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这样一个恐怖主义极端方式来挑战西方最强的国家,然后用光天化日之下比好莱坞还要好莱坞的刺激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给炸掉。

这样,“9、11”,2007-08的金融风暴,以及这次席卷几乎所有国家还这么快的速度在蔓延的病毒。所以,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之中,使我们有了新的安全观。2007、2008的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词,现在变成了大众的词、通用的词、常用的词,新闻媒体做标题的词,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还有风险、危机,都成了我们挂在嘴上每天可见可闻可说的话里的常用字,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就是“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这至少从新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来看气候变化、病毒带来的疫情,而且是以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快的速度蔓延,这么多的人感染,美国、印度、巴西,都是很大人口的国家,每天这么多人被感染,统计出来都是以万为单位,而且不是一万、两万,高的时候美国一天就达到八万,连续很多天每天都在五万以上,一方面有赖于科学家团队集体攻关、协作攻关,然也需要国家支持、社会支持,但是也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所以,和平与发展,气候与病毒,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国家还有我们稳步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从今年2020全面脱贫,明年是建党第一个百年,这是我们今明年的目标,各个国家也有各个国家的蓝图。但是就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新的风险,也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大的挑战,越是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咱们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利益、安全、健康、保障,如果回到丛林,回到你死我活,回到冷战,其实都不现实,反而不现实。在国际关系里有一个叫现实主义的,即使在经济领域,也觉得市场就那么大,社会机会就那么多,利润就那么些,你多了我就少了,于是咱们就斗、就干吧,最后就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

其实呢,在这种共同的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这样的挑战,气候变化这样的挑战,疾病健康、传染病、病毒这样的挑战,也包括恐怖主义这样的挑战,广大的国家、社会、人民、不同的团体,在最大的生与死面前,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反而都在一个船上,只能同舟共济,外面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不知道哪有大漩涡,这艘船首先要保证方向对,第二还要保证行得稳。反而是20世纪前面那半个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死了很多人,也打醒了很多人,我们是几十年革命和战争,用人民革命换来新中国,流了无数的血,我们才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就求和平求发展,改革以后更是如此,一路在和平环境下发展起来。

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打了几百年仗,到了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得自己真的是要么一败涂地,要么遍体鳞伤。所以从联合国这个机制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狂人、疯子和为一己之利,以为可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侵略也没断过,局部战争也没断过,甚至是单方面的轰炸,更别说政变、政权更迭,还有什么颜色革命,也没断过。但是总体来说,现在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时间上说这100年,过去那100年是不平凡的,充满了风险、斗争、战争、胜利。新的世纪,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多了、风险大了、不确定性强了,而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使这个所谓的发展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来到我们东亚,东亚一开始还不是我们,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了非西方国家里最重要的一个案例。但是新世纪也不只是我们在发展,很多非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尤其进入60年代,是各个原来的老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反帝反殖,建立自己的国家。进入新世纪,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件事就开始了,苏东解体以后,今天有人把它叫做全球化,各个国家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也求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贸易自由化、商品流通、劳动力的流通、技术的分享、共享、普及,还有服务业,我们看到的教育、科技、文化、旅游,都在大面积、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发生,全球化也不是现在才有,18世纪19世纪也有,有的人要把它追溯到更早,没有民族国家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不是完全封闭的,但至少现代社会以来,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它就对外扩张,对外殖民,对外侵略了,包括对外战争,那也是一种全球化。我们的两次鸦片战争不就是它坚船利炮打上门来吗?用枪炮敲开你的门,“自由贸易”背后是枪炮,或者用枪炮开道,让你打开通商的大门,那也是一种全球化。但冷战结束以后进入21世纪这个全球化,也不是今天突然发生,就像新的世界格局,也不是突然变化,时间上、空间上,以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显得好像是权力从西欧到了北美,现在是不是要来亚洲,包括中国,看上去好像是权力转移,有的人用霸权转移,但我们是不称霸,发展起来也也不当霸权国家,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的国家。

比如说金砖国家,我们亚洲或者准亚洲就占了三,亚洲国家,中国、印度,还有俄罗斯,它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横跨欧亚大陆。这样一个变化,说是百年未见,就是过去那100年见了战争,见了大萧条,见了冷战,却没有见今天这样一个既是全球化又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原有的秩序不灵,规则也不够,连联合国,至少也要与时俱进,至少要改革,至少要把新的议题纳入,从气候变化到防疫和健康,再到共同发展,走出丛林法则,让世界既是全球化的,又是更公平的。全球化在发生中,但是客观上从财富到分配,从机会到福祉,从安全到健康,它不是均衡的,不是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中的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03

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

过程和结果都充满未知

什么叫大变局?不只是说变化,社会变迁永远都在发生,问题也也永远都有。2007、2008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包括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就可能已经摁住了的疫情还会反弹。所以,大变局一个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这是20世纪一战以来没有过的。

从结构上讲,现代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外溢,背后其实是资本外溢、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个什么东西?原来在这儿投资、生产,如英国的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都是重工业城市,是在这生产的,机械,纺织,化工,等等。而资本有一个本性,要不断追求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如果另一些地方,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土地的成本,或者投资建厂的成本更低,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那资本就要往这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金融,留下的是银行、股票、债券等等,这使得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这个其实是至少是最重要的解释之一,包括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直到现在还挥舞着大棒不断来指责甚至甩锅我们,恰好是在把我们当替罪羊,或者找错了对象,今天美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的前任的政策所致,而是结构性的变化导致的。

所以,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深层次的实际上是结构性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客观上造成了不止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也大规模、高速度、横向流动。

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那这个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而霸权地位除了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人均收入这些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包括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

回到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发生的事,事实上过去一百年那个秩序、那个框架和那个基本结构正在改变,越来越不灵了,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型构之中、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有多少曲折,有多少陷井、风险、挑战、危机,不确定性,因此也要经历多长时间,包括这个突发其来的疫情,就是本来就百年未见大变局这种又一个大变数,平添一个大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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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香港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这样一个变局下,我们的“一国两制”,我们的和平发展,我们的民族复兴,祖国的最终统一,也是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也是要有经历一个一个伟大的斗争,新的时代的确不是敲锣打鼓,更不是由于已经指日可待,那我们就躺着睡大觉,哼着小曲就能到达了。

其中现在的看得到的一个斗争,也揪着我们大家的心的,就是去年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发生的反中乱港暴力事件。我们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23年了,从1997年7月1日起收回了主权和治权,到现在23年了,在还发生这么大的挑战国家主权与安全、挑战中央和特区权威、挑战“一国两制”的情况,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这样才由我们全国人大出面,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并且最后通过颁发《香港国家安全法》,再到香港来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开始实施,这样实际上是“一国两制”下三个基本的国家大法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家安全法》来保证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证“一国两制”的全面贯彻实施,保证本地的稳定与繁荣,也保证香港成为一国下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国家总体发展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下一步发展中继续还保留自己特色,甚至还有更大的作为,更大的发展空间。

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秩序或者西方主导的、西方主宰的那个时代、那个秩序不灵了,正在改变,需要改变,也应该改变。再就是非西方的力量的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中国和整个亚洲,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东移, 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不是用那个零和的、丛林的、掠夺的、殖民的、侵略的或者强加给别的国家和地区和人民的方式,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式,在世界上同舟共济,携手面对共同的挑战,建立命运共同体,疫情面前建立健康共同体。

其中一个考验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做得怎么样。客观的说,澳门做得不错的,澳门也回归20年了,这20年走的,至少香港出现的很多问题澳门没出现,不但没出现,它的国家认同、国家安全这些方面主动地做、积极地做,也能够见效。而香港比澳门要先回归两年,当然可以说它大得多了,原来也就很复杂,现在也很复杂,回归以后确实也是个国际化的大城市,方方面面它都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非常开放的城市,优势也很明显,但是现在遇到在新的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面前,那么多的不确定风险面前,香港的定位、香港的发展,以及它和内地和中央的关系,不处理好“一国两制”没有保障,繁荣稳定没基础。

纳入到更大的盘子,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一国两制”下的行稳致远也不只是要落到硬的方面,落实国家安全法的方面,它也得落到那些软的方面,教育、文化、舆论、国家的认同,新的身份的建立,在确保主权、安全的前提下,找到实实在在发展的立脚点、出发点,找到新的定位,哪怕也有一个适应过程。首先是一个学习过程,然后有个适应过程,不只是个人,整个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也要提高,既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也发挥自己的特有功能、自己的独特作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伟大复兴还有一些什么风险,还有一些什么不确定性,那句老话说得对,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保持定力和底线思维,也千里之行始于脚下,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果断干脆地解决问题。

问答环节 Q&A

主持人:非常感谢黄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在评论区有几个问题,然后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林郑月娥宣布,因疫情严重,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香港的疫情也一直备受关注,想问您一下,如何看待香港的疫情防控形势,这将如何影响香港的发展?

黄平:这次疫情,我觉得说现在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很严峻的突如其来的大的挑战、新挑战,以前的知识、防疫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以及人们包括行为方式,对这个事没有准备。那么从香港本身来说,这一波,现在这一波是自从有疫情以来,香港最严重的,已经连续不止七天、八天了,不止一周了,每天几乎都三位数吧,从一百小出头,到一百几十这么一个架式,所以它影响到了香港的正常的生产生活,也包括原来计划的9月的立法会的选举。因此,特区政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甚至每天更严峻,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是冷静的,务实的, 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推迟以后,先一心一意防疫,也确保一年后立法会的选举顺利。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黄老师,最近不少专家都表达了,对逆全球化和新冷战的担忧。您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黄平:这个全球化是一个简单的说吧,商品、服务、贸易、资本、信息、技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使用。它确实也可能带来人们不适应,带来机会的新的不平等,造成我们一再讲的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层面的不公正、不平等也在发生。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不确定性、风险、危机,甚至带来新的麻烦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首先是交流,交流信息、交流经验,共享,然后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还是回到那个1947年以后,就是丘吉尔所谓铁幕讲话以后,美国为一方、苏联一方,那个所谓冷战格局,冷战就是没有热战起来,但是是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我觉得今天和当年那个时代不一样,中国早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里面,它就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要再把它孤立出去、踢出去、分出去,另外自己再高一套,把中国排斥在外,怎么排斥呢?我们中国是走互利合作共赢道路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井、冷战的圈套,然后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包括这次抗疫的工作,中国自己还在抗疫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在合作,既把我们的经验分享,也甚至提供力所能及的口罩、呼吸机、防护服,还有经验、做法,乃至于派出一些人员,合作。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想打新“冷战”,既不现实,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于对整个世界没好处。如果世界真正又陷入当年那样一个冷战,那对所有人都是灾难。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各种风险危机和危机管控和必要的,就是为了原则底线要坚持的,要做好各种方案、各种准备,这是必须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的回答,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说到疫情下的全球大变局,中美关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黄老师,您如何看待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黄平:中美关系磕磕碰碰,要说话长就很长了,1945年战争结束,到我们建国,建国以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70年代初吧,毛主席周总理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发表上海公报,一直到1979年建交,建交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一些磕磕碰碰,也有一些原则分歧,也有一些必要的斗争。但总的说来,从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以来,一直到最近,这40多年来,中美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大盘子,而且这个大盘子不但维护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使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在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下来谋发展的。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中美关系处理就不像冷战中的苏美关系,所以我们有交往、有合作、有摩擦、有分歧,是这么一个40多年这个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是明确提出要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就是首先像过去一样,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因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这两个国家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是确保不但我们两国之间能够在一个和平和安全环境下来发展和发展两国关系,也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的周边和相关国家和地区,不进入当年那样一个冷战,或者为敌或者被迫选边站队,或者孤立隔绝状态。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那我们是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新的这些像气候变化这些,包括这次疾病等等,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达到了多少,要花多长时间,是否是本届美国政府就能有所缓解,这个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的稳定。因此也保证我们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不至于从大的方面打乱、打破我们的规划、蓝图、发展步骤,民族复兴、祖国统一和最后世界和平做出中国的贡献,那是从我们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的。至于美国,从来就有一些人要与中国为敌,最近的高官更是咄咄逼人,还不断出台“法案”和行政命令等。但是我们不会被他设定的圈套拖进陷阱里。反过来说,我们该坚持的原则,该坚持的底线、该坚持的还必须坚持,要保证主权安全和独立、发展的路径模式、道路,支撑我们这套制度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这些东西即使是在中美关系过去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绝不能放弃的。

客观上,美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认准自己就是世界老大,为世界制定规则,就要当霸权国家,还是在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下、新的国际关系、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做其中的一员,也不强加给中国或别的国家自己的东西,这个其实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从美国方面说,真的是到了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候了。

主持人:好,再次感谢黄教授的精彩演讲和解答,也感谢您从香港与我们连线,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我们的讲座预告会在中信基金会微信公众号中推出,谢谢大家,再见。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主办,是面向社会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举办67期。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12日 来源时间:2020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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