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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倩 杨大巍:乔治·凯南—冷战之父

作者:薛倩 杨大巍   来源:印象与逻辑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1948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 “马歇尔计划” 。这个被称作 “欧洲复兴计划”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经济援助,在欧洲战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如天雨惠风,润泽也见证了渐渐苏醒的欧洲。

马歇尔计划实施于1948年至1951年。在这之前的欧洲,经济低迴,始终无法回到战前水平。直到1947年,欧洲农业生产只是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总额则仅为59%。凋敝,贫穷和饥饿,是战后的欧洲持续了数年的状态。

实施 “马歇尔计划” 的四年,欧洲经济迅速恢复。这期间,欧洲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

有一本文艺小册子【查令十字路84号】(84. Charing Cross Road),恰好记载到了欧洲在这一段时期发生的变化。1949年,美国作家海伦·汉芙书信结缘伦敦古旧书商弗兰克。其时欧洲正处饥饿岁月。海伦购书同时,常常寄去鸡蛋,火腿,白糖和面粉,每每让弗兰克一家和书店的职员幸福感恩如坠梦中,餐桌上的一份蛋糕,一份火腿,让人快乐得犹如过节。到了1953年,弗兰克和书店告知海伦不需再寄食品,因为彼时欧洲已经开始富足。一段贫穷的岁月,在大洋两岸的文学佳话之中,平添暖色,至今打动人心。

马歇尔计划揭开了欧洲战后走向繁荣的序幕,美国和欧洲在世界的舞台,上演了一场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剧目,不仅轮廓清晰,而且场景严肃凝重。然而这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却是由一个更多学者气息的中级外交文官起笔,实为史上罕见。而这位外交家,就是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凯南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的一个普通人家,2005年在普林斯顿谢世,享年101岁。他的外交生涯在他22岁时即已开始。1926年,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以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外交部。

1933年,美国同苏联正式开始外交,凯南随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创建成员之一。在这之前的1929年到1931年之间,凯南还曾在柏林的东方大学学习文化,政治,历史和俄语等课程。他喜欢历史,喜欢文学,因为学习俄语的缘故,也喜欢俄国文学。

凯南到达莫斯科之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苏联的工业实力经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上升迅速,国家在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许多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对苏联的繁荣景象进行过真诚赞美的报导。而其时美国则遇经济大萧条,有大约十万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在那段时期从美国申请移居苏联。世界对苏联充满好奇,对这个新兴的制度充满热情和好感。怀着这样的印象,踏上苏联领土的凯南开始了对其近现代史的研究。凯南很快了解到斯大林的种种清洗政策,了解到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更大程度上源于苏联对乌克兰进行的种族大清洗,是一场人道灾难。

二战三巨头各有所思

随着接触更多的资料,并在民间进行更多的了解,凯南对苏联的政体产生了非同寻常的认识。在苏联的所阅所见,不仅深深震惊了凯南,也影响了他一生对苏联及其政权的看法。回到美国,凯南开始向华盛顿阐述他关于苏联的认知和观点,但是权轻位低,凯南的言论未能得到认可和反响。

1944年,凯南再次被派往苏联,出任美国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副团长。回到苏联的凯南,清醒理智,比以往更清晰地看到了苏联政权的无情残酷,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想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毫无实现的可能。其时美苏尚处于战后的蜜月期,尽管凯南一再申述其观点,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始终是未予重视。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竞选讲话,指出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在于苏维埃的领导。同时,他的讲话也示意了东西方的合作已经结束,而以西欧为首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苏联则具有永久威胁。斯大林认为整个国家必须快速发展军工企业,对西方则应保持永久敌对甚至是永久的战争状态。斯大林的讲话,为苏联的国家政策进行了定位,在西方则引起巨大的震动。

凯南深信自己的判断正确而重要。2月22日,恰值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回国,莫斯科大使馆接到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让其为财政部撰写一份关于苏联的报告,以助其理解苏联拒绝支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为。

凯南所期待的契机终于到来。接到通知,他立刻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份5000多字的电报,发送至华盛顿,史上称之为【长电报】(Long Telegram)。凯南在电报中讲述了苏联的历史和民族特性,解释为什么西方难以和苏联进行合作,并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再对苏联存有幻想,要放弃东欧和柏林,并在西部欧洲增进力量,以抗衡苏联在那里的势力。

电报发送正当其时。虽然罗斯福总统在生前与斯大林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对苏联也抱有好感和希望,并且通过建立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将苏联纳入其中,以期联合苏联,共同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的秩序与和平,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现在已经隐隐感到了苏联的威胁。斯大林在2月的演讲,普遍加深了人们对于苏联强硬和扩张的担忧。电报对杜鲁门和华盛顿影响巨大,其后一系列政策的变化也由此而产生。

凯南受到了华盛顿的重视,并在1947年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1947年的2月,凯南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苏联研究的结论,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政策。

长电报和“X”文章

关于斯大林政权,凯南在他的长电报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克里姆林宫对于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源于俄罗斯传统中本能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在俄国革命之后,又掺入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东方的神秘主义及阴谋论”。

这一理论首先基于凯南对俄罗斯历史的理解。俄罗斯虽然地域极其广大,但在其西部,由于没有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外族入侵容易,所以历史上屡屡遭受侵犯。故而,俄罗斯对于外族和外界始终怀有恐惧和不信任。另一方面,苏联又极具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对弱小民族不仅歧视,而且残酷压榨和镇压,正如30年代初对乌克兰的清洗和压榨。凯南通过对斯大林大清洗的研究得出结论,苏联与美国及西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不相兼容,在文化与文明方面也有冲突;西方与苏联的合作永远也不可能达成。

鉴于苏联传统中那种天生的不安全感,凯南建议美军从欧洲撤出,以此消除苏联的紧张和戒心,并缓和苏联人因此而不断增长的对东欧地区的控制欲。与此同时,西方应该加强本身的力量,从而当苏联政权在日后成熟之时,西方也会变得更为强大和不可战胜。

凯南的观点,在丘吉尔那里得到回响。不同于罗斯福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倾斜,丘吉尔对苏联的认知非常理性,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与苏联政权不可调和。1946年2月斯大林的竞选演讲之后,丘吉尔更加确定了他的观点。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的讲话中声称,铁幕已经落下。他的讲话既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将欧洲的东西两个部分,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划分。

一年之后,凯南提出了他的“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


丘吉尔铁幕讲话

1947年7月,凯南在他著名的 “X” 文章中,再次阐述了他在长电报中的所表述的观点。不过此时他对苏联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且发生了变化。凯南不再强调 “俄罗斯传统中本能的不安全感” ,而是明确地指出斯大林的政策是结合了马列主义而形成的。斯大林用马列主义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的邪恶和敌对,用苏联被 “资本主义包围” 的理论,使他对苏联社会的控制合法化,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斯大林主张用革命来战胜外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

这是斯大林政权的特质和秘密:为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斯大林必须树立永久的敌人,使得民众因为感到强大敌人时刻都会来临,而自觉自愿地听从政府。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战争的惨酷性与毁灭性深深植入人们的记忆,因而民众仍然处于恐惧和戒备之中。所以在关于西方世界的宣传方面,苏联政府呈现给民众的,永远是负面和充满敌意。这永具敌意的世界,使得斯大林的政权成为一种必要,而这个政权的任何行动,包括清洗,肃反,镇压等等,都是可以得到合理合法的解释。以此民众将与斯大林的政权保持一致,并且始终听命于斯大林。

为了维持其政权的稳固,斯大林显然是不会、也不可能能表露出放弃或减弱推翻西方政府的决心,虽然这种决心,也许只是产生于假定之上。

不过斯大林的政权也具有弱点。斯大林在二战中固然是英勇顽强,但他对权力的掌控欲望也是前所未有。斯大林领导的政权之内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而斯大林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他的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得下属在他面前,只敢于陈述他所喜欢听到的一切。无论是关于苏联的内部,还是关于外部世界,斯大林所获得的信息,不会也不可能是全面和准确的。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不断强调外部的敌人,并且同时在野心勃勃地向外扩张,苏联的宣传与国家的实力是不相匹配的。这种状况下,在外部,苏联对于西方的实力实际上内心有所忌惮;而在国内,民众由于不满而产生的任何动荡,都让政府万分敏感。同时,苏联对外的不断扩张,对东欧的控制,造成其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耗损,从而使国家变得日益的虚弱。

凯南认为苏联不会遵从理性逻辑,但是却会在在外界的强力面前,敏感和并且表现脆弱。也因此,凯南得出结论,虽然西方世界无法通过理性使苏联政府接受合作要求或发生改变,苏联却不会主动寻求战争,尤其不会去寻求热战。

有鉴于这一切,美国不应再对苏联绥靖,而是必须采取遏制政策,其主要内容则是长期、耐心但坚定和警惕地遏制俄罗斯的扩张趋势。凯南认为,这种遏制如果能够在不损害西方和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进行,苏联这个帝国,在经历一段巨大的紧张时期之后将最终解体。

凯南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遏制“政策最终成为主宰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政策。"遏制"一词从此风行国际政坛,成为美国在针对与其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专用词汇,直到苏联90年代的解体。

解密电文

长电报和“X”文章对战后历史的影响

凯南的报告和文章揭示了美国和西方对苏联所感不安的原因,引发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并使得欧洲版图上随之而生成了许多历史性事件。

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讲话,承诺美国将遏制希腊和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起义。1948年杜鲁门进一步说明其观点,表示美国不会以直接的军事力量参与两国政治,但是美国国会将会拨款,以经济形式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一讲话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形成,也意味着美国将支持其他被认为受到了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开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和里根总统的对苏外交。

1948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凯南参与了提出和策划这一计划。在1948年到1951年期间,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了120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129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美国获取了各种形式的援助,包括金融,技术和设备等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西欧从战后初期的财政拮据,以及由于物资紧缺而引发的限量配给局面中摆脱出来,稳定了人心,稳定了政治局势。

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意欲迫使西方同意苏联独家控制柏林的食物供应和燃料供应,从而达到在实际上掌控整个柏林的企望。针对封锁,英美向柏林进行空运,许多西方国家的空军都参加了空运,所投物资甚至超过原来的陆路运输。苏联封锁最后失败,但是柏林在封锁结束的时候,分裂成东西两个德国,世界两大阵营更加分明。

1949年,美英法等12个国家,为实现国家防卫,在华盛顿签署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后,陆续又有希腊,土耳其,西德和西班牙加入其间。北约拥有大量武器和常规军队,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

1955年,苏联,东德,波兰等八个国家,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立合约,建立了以抗衡北约为主旨的政治军事同盟。冷战的格局越来越清晰分明,气氛更加凝重,直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

与凯南所设想的相反,国际社会的军事及军备上的竞赛的日益严重。尽管凯南在日后一再辩解和强调,他所说的强力并不是指军事力量,事情却只是朝着他所不曾设想,不曾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多少是人类悲哀却又不能抗拒的命运。

凯南在世上生活了足够长的岁月,亲眼目睹各种战争的发端,发生,发展和结果。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竟然是由他的一份激情而作的文字报告而起,一定使他唏嘘感叹。人类还算是幸运,五十多年之后,战争大致和平解决,东西方并无太过激烈的动荡。

乔治·凯南的人文气质

1952年9月,凯南在柏林答记者问时,将他在驻莫斯科使馆的经历和感受,比作他早期在柏林遭受囚禁的经历,这使得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在暗示苏联犹如纳粹德国。苏联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再次踏入苏联国土。凯南的外交官生涯暂时告一段落。

在1963年结束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短暂任期以后,凯南彻底告别职业外交生涯,开始了他专心致志的学术生命。他一生写了17本关于国际关系的书,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除此,他还获得过国家非小说类图书奖和其它许许多多的个人奖项。他也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学家,记录并且改变了他仍在世的一段历史。

凯南在2005年去世之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刊文纪念。凯南被认为“在塑造美国政策方面,他是比同时代任何一位特使都做得更多的外交官“;亨利·基辛格认为,凯南几乎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外交理论;而科林·鲍威尔则称凯南为“处理21世纪外交政策问题的最佳导师”。

如果不做外交官,凯南会是一个以另一种形式留名的历史学家。凯南自认为本来更应该成为诗人或是文学家,他的个性和思维深处,也无疑更加具有人文气质。凯南最为偏爱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六卷册【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家,花费十九年的时间,撰写出后世之人景仰的作品。吉朋的著作,无论是写作风格,辛辣犀利的评论,还是其严谨的史料考证,都让世界为之赞叹。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曾对吉朋的史书大加赞赏,他将阅读吉朋当成是一种灵魂的遨游,并且常常以吉朋的著作为写作楷模。凯南一定也是从吉朋的书中获取了大量的灵感,并产生出对世界、对历史独特而有见地的看法。在了解罗马帝国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深刻、敏锐和广阔的视野,使得凯南能够迅速地洞察苏联这个庞大而具强力的政权,并且清晰地看到其本质、弱点和最后的归宿。

凯南的人文气质,使得他在离开外交领域后,能够一如既往地运用其观察力和思索能力,关注世界的局势,并且不吝于批评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的过失和过错。他在青年时代评论苏联,认为其过长的势力伸展,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损耗,致使苏联变得脆弱;他在他的后半生,则开始批评美国,批评越战,批评美国的军事扩张。他尤其反对各种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发展,认为这将是人类的灾难。

历史给后世以明鉴。帝国过于庞大,势力在外部世界的不断伸展,也许会成为一种宿命的征兆。作为历史学家,在辉煌的罗马帝国、庞大的苏联政权和强盛的美国之间,凯南也许是看到了某种相似。而作为一个人文气质的学者,在危险的军备竞赛和核爆炸中,凯南应该更是感得了一种不安和担虑。他的视角透过了整个人类和整个文明,因而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洞察力,并且在历史不经意的一个瞬间,掀开了沉重而意义深远的一页。

获得普利策奖的“乔治·凯南传记”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13日 来源时间:2020年0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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