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NEWSLETTER
当前位置:首页>简报

专访谢安敏:两国贸易关系从“压舱石”到“催化剂”再到“定心丸”

作者:王煜楠   来源:中美印象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中美印象》第262期
  【编者按:谢安敏(Amy Celico)是奥尔布赖特石桥公司(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董事及中国团队负责人。在加入奥尔布赖特石桥公司之前,谢安敏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负责有关中国的非金融领域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贸易事务发展和谈判。谢安敏在今年七月出席了美中教育基金和美国商会合办的线上研讨会Voting Your Pocketbook: Economics, Trade, and Business Implications for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王煜楠是中美印象网站的学生记者,近期通过线上会议的形式采访了谢安敏,和她讨论了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


王煜楠:您先前在美中教育基金和美国商会合办的研讨会上说曾经的中美贸易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定心丸”,而现在却变成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剂”;不过,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冲突的范畴。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谢安敏:更准确地说,中美贸易关系作为种种中美矛盾的“催化剂”已经是前几年的事情了;我会说在今天,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磋商和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再一次成为了“定心丸”。

在我还在上海任美国政府公职的时候,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能够对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都有利,而使得商业投资能够在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获利。在那时,中美贸易关系确实是中美两国关系“压舱石”。尽管我们在某些贸易事项上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中美贸易关系的确对整体的中美关系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当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时候,中国与美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贸易矛盾,而我们选择转向其他合作领域:例如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和全球传染病这些领域;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与美国在这些领域上的合作起到了主要的稳定作用。但与此同时,在经贸领域的种种问题——尤其在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方面——也让美国商界对中美的贸易关系越来越沮丧。当特朗普总统扬言他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时,我认为从这时候开始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就开始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催化剂”了。

讽刺地是,进入2020年,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在两国其它一系列矛盾的衬托下似乎成为了“定心丸”,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和落实好像也是我们听到的唯一好消息。我很乐于看见尽管我们有着很多冲突,我们依旧在一些议题上能够有所进展,不会被其他领域的政治矛盾蒙蔽了双眼。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贸易关系在过去以及在将来都是对双方都有益的。

王煜楠:诚然,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对于我们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突破;但当我们看向其他领域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与美国被困在了一个不断恶化的冲突之中。来自双方国家的企业也因此越来越难和他们的商业伙伴展开合作。您作为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如何帮助到这些企业吗?

谢安敏:首先,我们得承认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对于两国商界来说意义重大。我的客户们都很乐于见到这个协议的宣布和实施,因为至少它缓和了一部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张态势。

但就正如你所说的一样,它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我会说,“第一阶段协议”后面必须有一个“第二阶段协议”,而“第二阶段协议”所触及到和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中美两国共有的。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谈到非法科技转移、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利用国家补贴不公平竞争等这些议题,毕竟互惠性和开放性一直都是双边贸易关系中极其重要的议题。我认为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所做的工作之一便是确保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外国投资对于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复苏的重要性。我们的客户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也想要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国经济停摆,而我们因此更需要强调外国投资是对重建经济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尽管我们在不同领域的客户乐于见到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尤其是农业领域的客户,但它并不足以解决所有矛盾。我并不想贬低这个协议的意义,但我还是想强调它仍旧是个具有很大局限的协议。因此我们更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做的更多。

王煜楠:您也提及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两国乃至全球的消极影响,那您可以跟我讲讲在您看来,这场疫情是如何影响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吗?

谢安敏:这的确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话题,不是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对于许多人的生命、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在美国我们也感觉到机遇越来越少,而我们的经济也进入了衰退。此外,我也不想忽略疫情的政治影响,尤其对中美关系来说,因为将疫情政治化也让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必须承认疫情使得中美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因为这场疫情的源头和它对经济的影响。

我认为从经济层面上看,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国家都认识到了分散的全球产业链在紧急时刻的危险性。在一些国家,人们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应该将他们某些产品的产业链迁移至本土,或者是离本土更近的地方:这便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近岸外包”。这场疫情让我们认识到一旦全球供应链因为某些全球危机中断,像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这些产品的本土供应将成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问题,更多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一些国家可能会开始考虑是否要让他们的供应链更多样化一些,因为这样将使得他们不再过度依赖于某一个国家,例如中国,或某一个地区。这场全球卫生危机恰恰揭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一些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客户也正因此面临他们国家政府的政治压力,正在考虑近岸外包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在政治压力之外,他们也必须负起社会责任,在危机时刻满足本国人民对医疗产品等物资的需求。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我会说,这场疫情给我们的反思之一就是在过去我们是不是过于执着于贸易中的一分一角,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很多跨国公司正在为此苦恼,包括我们的一些客户。

王煜楠:您能再多讲讲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影响吗?您认为对疫情的政治化,包括抹黑中国的话语,是否跟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系呢?您之前在美中教育基金和美国商会合办的线上研讨会上也提到过这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十一月总统大选过后,不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中美关系都会有所缓和?

谢安敏:看来你已经很了解每当美国总统大选来临前,美国的社会环境是有多政治化了。这一年也毫不例外。我甚至会说今年社会环境的政治化比往年还要差的多,毕竟今年特朗普总统若是想要连任将面临极其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的经济遇到了危机。经济形势是美国大选一直以来最为准确的预测标志:美国选民通常会让已经当了一届的总统连任;但如果经济形势低迷的话,当届总统通常都不能连任。

因为目前的疫情,特朗普总统正面临着同样的逆势。对此,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的策略便是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尤其在总统大选造势期间,有关中国的话语便显得越来越多。中国就这样被塑造成了一个“美国的敌人”的形象。我会说当下特朗普政府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要比四年前特朗普刚刚就任总统那时要多得多,尤其是鉴于当下的肺炎疫情和美国的经济衰退。拜登也面临着一样的挑战:作为前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他同样地需要去处理中美关系,更需要努力展现出与过去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不一样的态度。

我认为中国在过去是,在未来也应该是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也是一个与美国有着许多不同意见的国家。很不幸地是,在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这些异见变得越来越多。事实上,相比于外交政策,美国居民在大选时会更在意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但正如特朗普将中国与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疫情形势捆绑起来,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国变得异常重要。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今年录得了历史最低,这样的印象的确是受到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负面话语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必须是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原因。

王煜楠:的确,美国人民关心本国的经济社会政策是一件很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您认为今年大选期间这种将中国与美国国内政策捆绑的竞选策略有效吗?在您看来,美国人对中国有客观、全面的认知吗?您早年也曾作为政府雇员在中国上海工作生活了七年,您觉得中国人是否也对美国有着客观的认知呢?

谢安敏: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会说,从我过往的经历来看,在1980年代,当我开始学习中国历史和中文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对中国确实认知不多。我仍然依稀记得当那时候的我偶尔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个关于中国小小的专栏报导时我有多兴奋。现在很显然,每一天我们都能在《纽约时报》的每一个部分读到一个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版块。在这个时代,美国的每一个议题似乎都与中国息息相关。正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美国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了解中国。说到中国人的话,当我很多年前在中国居住的时候,不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江苏,我遇到的人们当然也了解美国。不过,我会说这两者都是非常基础的认知。我认为现在在美国,许多人可能达到了像过去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一样了解中国的程度,因为当下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就像二十年前的美国一样。

但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对彼此更多只是了解,而不是理解。我很遗憾在今天,我们双方的媒体每天都在给读者传播关于对方国家大量负面且有偏见的信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很难真正理解彼此。这些信息中有一些是事出有因的,而更多确是夸大其词。这些信息使得我们越来越难真诚地信任彼此,欣赏彼此的文化,这也是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一大挑战。诚然,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关键的争议和矛盾亟待解决,这很正常;但如果我们要带着不信任和敌意去对待对方的话,我们便会毒害两国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表达我对这种趋势的极度担忧。我们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在散布恶意揣摩对方国家意图的消息,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很不利的。我觉得在美国,我们需要一些人敢于发声对抗这种趋势,让我们的公民想起过去的合作共存的中美关系,我也相信在中国我们也同样需要这样一群人。我的职责就是去宣扬中美关系的珍贵和重要性,不论它在今天是有多难。

我们绝对不能说中国是我们的敌人,但很不幸,我们似乎越来越相信这句话。

王煜楠:我很希望您刚才所说的一番话也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尤其是我这一代年轻人。在现在的中国,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美国抱有敌意,就像当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被关闭的时候,互联网上也有一些人在庆祝这一“历史时刻”。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谢安敏:这的确是。我希望在中国也有一群人会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而欣喜,并将这个声音传播给更多人。这也是我在美国同样在做的事情。中国与美国之间有很多矛盾和异见,但这不值得被庆祝,这很危险。这对中美两国的人民来说都绝不是好事。现在,中美两国人民似乎越来越习惯于中美关系走向敌对,甚至为之雀跃,这让我很焦虑。

王煜楠:我认为香港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且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根据您的观察,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美国商界对中美两国政府围绕这个议题的反应和举措有什么看法呢?

谢安敏:我认为香港议题确实体现了中美矛盾的一个方面:北京方面一些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越来越担忧。这并不是什么政治宣传的话语,而是中美关系中确确实实涉及利益的问题。在作出判断之前,各国商界正在观察和评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商业活动在香港的运作。我想做一个假设,如果万一香港的互联网会被审查,又或者是香港居民和外国居民在香港的经济权利受限,香港还能够继续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还能是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枢纽吗?正如你所提及的一些,这些影响可能一部分是源于美国政府可能作出的决策,但大部分仍在于中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的商界和政界也正在观察港区国安法是如何被实施的,以及本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如何展开。

香港政府和北京宣称说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是为了稳定香港的社会环境,从而使经济活动能够平稳运作。我会说,商业活动确实需要社会稳定,但这并不是外国企业的唯一担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跟以前一样地在香港运作,但我们也在观察未来在香港,我们商业活动的数据流通是否会被限制,以及信息安全能否继续被保障,这些要素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考虑是否要继续在香港开展商业活动。港区国安法的实施确实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界

总的来说,港区国安法的实施确实让在香港的外国群体和商业群体有些担忧,但在看到国安法的事实影响之前,我们不想贸然判断。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观察这部法律会如何影响香港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在香港这个意义重大的经济枢纽运作。

【来源:中美印象,2020年8月20日;本采访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20日 来源时间:2020年08月19日
分享到:

留 言

网友留言为中美印象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

简报NEWSLETTER
微博WEIBO

中美印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