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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 陈小工 唐永胜 吴白乙 张沱生 朱锋:中美关系的现状与风险笔谈

作者: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在同一个会上,原中国侨办主任裘援平也发表了题为“裘援平:莫让浮云遮望眼,青山着意化为桥”的讲话。】
黄仁伟:中国助美抗疫的可能与美国打压中国的局限

黄仁伟

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一、中国主动助美抗疫的必要性

我们不能随特朗普和蓬佩奥起舞,但又要有自己主动出牌的能力。特朗普处于疫情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之下,他现在所有的难题都和疫情不断加重的前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在全世界公开地、正面地向美国提出,帮助美国渡过疫情危机,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美国控制疫情,使美国和全球疫情尽早出现拐点。这样我们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也战胜了蓬佩奥把责任“甩锅”给中国的阴谋论。

最保守的估计,美国的感染病例在大选前达到1000万。美国现在已经过500万例了,还没到下降的拐点。即使到拐点,下降和上升的人数一样多,三个月以后到1000万例,大选前1000万未见得能控制得住。美国医疗资源已经接近崩溃,所有医院都住满感染者,医生、护士已经极其疲倦厌战,很多人辞职不干。武汉在全国支援下战斗三个月,美国各州的医院独立作战已经半年了,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危机还会进一步崩溃,这是特朗普最大的心腹之患,他的经济问题、大选问题、外交问题等所有问题都与之有关。

中国可以支持美国控制疫情,美国的确需要这样的帮助。一是美国所有州要建方舱医院,一个州建5个方舱医院都不够,50个州就需要250到300个方舱医院。这需要巨大的基建能力,而美国没有这种能力,要我们来支持。美国现在医院全部满员,大量病人推出医院,这样又扩大了传染来源,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方舱医院,美国根本无法有效控制疫情。二是美国医疗器械和物资、口罩、呼吸机接近断线,医药、疫苗等等都供不上。危机会暴发得非常严重。三是疫苗研发和试用,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头。

二、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局限性

极其危险的疫情导致美国失态,像足球赛的输方到了最后不顾一切地犯规,这充分暴露它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我们要估计到美国制造危机的所有可能性。但特朗普“恶作剧”有其局限性,也有它不可逾越的一些困难。

1、美国财政遇到巨大困难。原来给每户1200美元的困难补贴7月份到期,国会正在激烈地争吵。如果继续发放补贴,美国财政后三个月就支持不住。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将美元和美国财政评级为负面,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如果要制造一场冷战危机或军事危机,美国的财政后顾之忧非常之大。

2、要准备美国对中国进行金融打击,以及军事和金融配合进行的双重打击。这样华尔街就会受到重大损失。美国之所以最后没有从金融领域打击香港,是因在香港的美国金融集团坚决不答应。

3、特朗普想用战时管制方式延迟总统选举。民主党现在最害怕特朗普借口战时管制延迟选举,会千方百计地阻止这种危险发生。

4、“中国通”大佬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最近,美国最资深的参议员范因斯坦站出来说话,老傅立民、谢淑丽、傅高义也站出来说话。他们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体行为。范因斯坦在国会一边倒的情况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我们需要非常理性地分析美国现在的困境,告诉美方和中国合作才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

5、最近美国逼迫海外版抖音TikTok出售,是为了打击所谓中国舆论渗透。实际上已经造成美国整个千禧年这一代人对特朗普的反抗。所有特朗普做过头的事情最后都会打到他的头上。

三、结语

最近我们国家讲的“双循环”,是国家对外部环境做出总判断后进行的战略调整,“持久战”加“双循环”是“十四五”规划的基本调子。外交方面、战略方面要配合这个基本调子的调整。“双循环”是比较大的内向建设,也就是说在估计到外部整体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长时间恶化的情况下做出的调整。如果做对外战略研究不考虑内部战略的调整,对外战略和对内战略就脱节了。

总的来说,我们是要控制局势,保持大局的稳定。我们不能随着特朗普的节奏起舞,不能把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制度领域和价值观争斗作为焦点,同时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战略要相配合。

陈小工:对中美战略竞争的五点观察

陈小工

原中央外办副主任、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第一,中美现在的问题不完全是实力对比变化,深层次的问题是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美方不满于中国一系列内外政策。

2009年奥巴马政府曾经正式宣布,美国接受一个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的崛起,美方的上述说法一直持续到2016年。但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奥巴马就开始调整美国的亚洲政策,宣布“重返亚太”。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起码是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就开始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越来越感到真正的威胁,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满意中国一系列的内政外交政策。这在十八大以后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现在中美之间有些问题是可以谈判的,例如贸易问题就是重新制定规则。但有些问题是无法调和的,例如中国处理新疆、香港、南海问题等等,我们不可能按照美国满意的做法去做。所以,中美之间的问题核心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难调和的。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两国制度的差异越来越成为维持两国关系的障碍。从中美建交40多年来的情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者能不能共存,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历史回答的问题。

第二,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对美国长期执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调整,而且对华打击和遏制是有美国两党共识的,因此,中美关系将经历一个长期困难的时期。同时,从这两三年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美国对华政策有试错的特点,因为中美两国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了,打个比方说,美国打中国一拳,它自己浑身也得疼半天。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做法,还是会出现变化的。我认为,不像当年苏联对美国那样,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触动或者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个问题,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第三,现在已经不是美苏冷战时期了,世界变化很大,美国也难以联合其盟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

第四,中美关系虽然会经历一个长期的困难时期,但中美关系持续的紧张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经过一个对抗和摩擦的阶段,中美之间还是有可能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之下找到一个新的相处之道。

第五,对于中国来说,处理对美关系不是一项单纯的外交政策,而是一个国家战略,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需要统筹方方面面。总之,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看法,如果对“中国道路”没有信心,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对美政策。

唐永胜:中国国内对美政策的错误认识与中美关系的前景未来

唐永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甚至可能会爆发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态,比如在南海方向和台海方向,未来几个月处在一个高风险时段。如果美国国内疫情、政局发展,尤其是特朗普选情变化非常不顺利的话,美国在中国周边挑起摩擦乃至争端的可能性就可能增大。

面对变局,中国需要积极有效应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做法,也取决于中国的选择。在当前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时候,既要坚决斗争,也不能被美国一些政客所牵引,而在总体上要“以静制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也是中国作为相对守势的一方应该采取的基本姿态。应注重提升对中美关系的控制能力,在一些领域不一定和美国针锋相对,而是错峰对进,甚至在特定问题要适度放低争吵的调门,同时保持对话,尽可能地寻找基本维持战略平衡与稳定的途径和方法。此外,也要处理好内线和外线的关系。既要看到中美博弈加剧的一面,同时看到世界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世界与其他大国、与周边国家要加强沟通和协调,提高做工作的力度。也就是适应世界变局,因势利导以利益增量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拓展广阔的回旋空间。

一、国内对美政策的三种错误认识

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国内存在三种不尽正确或非常错误的认识:

一是“盲目乐观论”。认为一个时期以来美国霸权已经显示出颓势,在全球范围采取战略收缩,加上特朗普政府前后矛盾、政策多变,它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财力对中国实施全面的遏制;尽管对中国在进行强度施压,但毫无疑问美国已经进入了持续衰落的通道,所以整个局势发展在中国一边。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忽视了美国挑起大国竞争带来的深刻变化,简单地理解大国兴衰引起的力量结构变化。

第二是“摊牌论”。认为中美之间必然走向全面冲突,与其长痛不如短痛,主张放手一搏。这一论断忽视了时代条件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也没有看到中美复杂交织的利益关系,即使目前特朗普政府突出强调冲突的一面,但实际上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而中国的战略主动需要持久艰苦的博弈中才能争取得到。

第三是“屈从论”。这也是恐美症的一种表现。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地绥靖、妥协,以满足美国的要求,甚至放弃我们原来的一些规划。但这显然与我们国家的特点及民族抱负相去甚远。绥靖不是中国的选择,只能让对方得寸进尺,动摇国家自主发展的根基。

今天的对美政策,要避免上述三种意见的干扰和影响。对美应该立足于长期博弈,不能回避中美因差异而表现出的分歧、争端,成功跨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也是我们国家民族复兴过程中必须破解的一个战略难题。

二、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演进的两种前景

不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出于对霸权的护持,还是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恐惧,总的来说,美国不会轻易放手,中美竞争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也不会因特朗普当选与否而得到彻底改变。展望未来中美力量消长,有助于我们认识中美关系当前的困难。我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前景是,中国通过内外兼修,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并在这个基础上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前后就能成长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也将随之取得重大进展。这种前景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最后才有条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内外关系的两个方面,简单概括就是,以主要依靠练好内功来最终消解外部压力。

另一种前景是,中国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受到抑制,虽然经济规模很可能超过美国,但中国会丧失自主积累的能力,无法确实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从而长期处于大而弱的地位,甚至掉入美国预设的战略陷阱。今天是这样,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如此,美国一些势力会设置各种各样的困难,并希望或诱导中国犯错。对此需要高度警惕。

基于这样的评估,可知中美关系发展在今天确实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关键点。当然,中国要争取实现第一种情景,同时力避出现第二种情景。

中美博弈是涉及多领域、多时空的长期过程,目前中美之间这种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中非常紧张的时段。由于美国仍然拥有比较强的制度性权力,我们在这方面与它的差距仍旧很明显,未来在中短期内(不仅仅是这几个月),更多的困难和风险将向中国汇聚。但在中长期内,时和势确实在中国一边。

此外,世界局势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目前国际体系处于超载的状态,体系变革的任务已经摆在世界各国面前,没有变革就没有出路,美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陷入到困难的境地。如果中国能够提升治理能力,通过自身的发展模式完善和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就会在中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我们要有底气,但也要看到世界的变化,看到国际体系的深度变迁对各国提出的共同要求。如果我们做得好,中国在竞争中走在前面;如果美国做不好,像特朗普这么折腾下去,美国将在未来竞争中陷入更大的被动。我们在目前既要扛住美国这以波的滋扰和挤压,更要着眼长远,做好布局。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无力阻止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体系的变迁,也无力全面遏制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更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所以,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里,我们不能被美国的战略挑动所左右,要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有进有退,需周旋的耐心周旋,该斗争的坚决斗争,可协调的积极协调,能合作的还是要合作。在这种复杂的对美关系博弈中,逐渐地扭转不利态势,不断积累和拓展战略主动。

吴白乙: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与思考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一、对目前中美关系形势的判断

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形势其实2017年就开始了,只不过现在呈现加速度趋势。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时,美方就声称他们手里的牌还有很多,要看中方的反应。如果中方反应不够“理想”,美方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招。中国当然不可能完全按美方的节奏和要求来反应。于是,美国在这几年里逐级升高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如今,美军方在台海、南海等方向上制造前所未有的紧张事态,国内现在对此议论纷纷,有些说法甚至觉得“大难临头”。我的判断是,美国确实摆开了一个决战的架势,但这仍然是虚张声势,还是搞“极限施压”,借此压垮我们。蓬佩奥之流连续发言,暴露出其幻想通过压力促使我方犯错,或者让中国社会内部加速分化。所以,未来美方还会综合施压,但主要还是采取“灰色地带”战略,通过在科技、金融、网络、太空这几个可行的领域给中方制造麻烦,而国防部长埃斯珀最近的讲话表明,美方对在军事领域过度施压所带来的失控风险并非“无感”。

美国要对华开战,需要至少两个以上的硬条件,一个是国内高度政治共识和广泛民意支持。尽管由于极端反华势力这几年持续误导,致使美国公众对华友好度下滑,但是并没有形成真正同仇敌忾的可能,因为我们不会替这些极端势力“加油”,完全被他们带入“敌对”之地。这样的话,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就没法儿超越国会对总统宣战权的限制。再一个条件是实力所限。从经验角度来看,美国还没有在70多年中同核大国热战的先例,主要的原因就是各方面的代价实际上承受不起。还有一个条件是对中国这样体量、能力和影响的新兴大国,美国无论打热战还是冷战,没有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打不了的。从这方面来看,美国越是向盟友施压,而中国也加紧去做分化瓦解工作,那么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起来,还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某种形态而已。对中国而言,现在的要务还是“顶住”压力,如果误判、动摇,就会败下阵来,后果不堪设想。

二、关于应对中美关系的三点思考

1.中美关系的巨变已经是事实,不以我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所以,我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说,要“丢掉幻想”。我不反对尽一切可能挽救中美关系,这当然是历史的“正道”。但美方非要不走这个“正道”,所谓“天要下雨”,我们就得“尽人事,知天命”了。无论是特朗普继续当政还是拜登上台,中美关系还没有见底,美方还有折腾的欲望、能量和空间,还会继续“试错”。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就要沉下心来,屏住大气,等待事情慢慢起变化,这就是当年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所倡导的辩证观点,无论是悲观主义的“亡国论”还是机会主义的“速胜论”都是要不得的。

2.中美关系变化的本质是两个大国如何磨合出新的共处规范(norm),美国一定要倾力主导这个动态过程,但事实上已力不从心。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从危机中寻找定力,创造转机。我想在此强调的是,一定不能着急,想一下子找到办法,“天上掉馅饼”出现全面转圜。耐心来自认知,要把中美关系这一持续跌宕的动态调试过程看成是一场“持久战”,而且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仍然是弱者,是被动一方。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不倒”。这一点,经过这三年的磨砺,我们要认真地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是我们三年前的目标和今天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的认识和想法还是相对简单的,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列。“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的“持久战”就应该在战略、战术上都有更清晰、合理和娴熟的考量与安排,更富有整体规划性和行动的协调性,说到底要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灵活机动。

3.如果我们认定中美走向新的共处是一场持久战过程,那就需要有几条基本原则来指导我方的行动。第一,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敢于碰硬,也要善于规避,不能一味地被动应付,更不可把战术上的重视搞成“过度反应”。总之,不能失去主动权,让美方牵着鼻子走。第二,要用好自身的优势,特别要记住“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我们的外交、宣传,要重心下沉,相信群众,动员群众,善于引导民意和利用民力,最终形成社会和公众的理性认识能力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意志。第三,外交上要对非主要矛盾方向和对象更具包容力,不主动树敌,不轻易示强、冒头,不四面出击。要深入做好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特别是对国外社会、舆情推出更具本地化的工作方式和语言内涵,让对方容易接受和理解。做人民外交,不能急功近利,不可“唯上”不为实,要低调、平实,求同存异,久久为功。

张沱生: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对策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一、当前特朗普政府全面恶化中美关系、极限施压的原因

1、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惯性。就如自由落体的加速度。2020以来,合作、对话全部停滞,唯一一次夏威夷高官对话根本谈不拢,完全没有阻断因素。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打嘴仗。

2、美大选因素。当前,美抗疫、经济一团糟,美第二季度GDP下降32.9%,第三季度也将难有多少好转。反华成了特朗普竞选的一张大牌。

3、美对我制订香港国家安全法做出强烈反应,把意识形态分歧摆到首位,大谈与“共产主义中国”对抗,想逼迫盟国选边站。

4、蓬佩奥接连发表反华声明、演讲、讲话,恐怕也有其自身的目的。他在抢旗子。美媒体称,蓬佩奥已显示出要在2024年竞选美总统的明显意图。

二、当前中美关系危机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战略现象?美方还会做出哪些突破底线的动作?

近两年来,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社会人文各个领域的摩擦均严重上升,危机不断。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粗暴干涉我台湾、香港事务,关闭我领馆、抓捕驱逐我在美学生与研究人员。好在现在还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危机。在中美竞争已成为两国关系主要方面而又远未形成良性竞争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危机重重将是长期战略现象。如果下一步中美不幸陷入新冷战,虽然与美苏冷战将有某些不同,但同样会具有零和与全面对抗的性质。届时,双方之间发生危机将会更频繁,风险也将更大。

美大选前后将是中美关系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仅要防灰犀牛事件,还要防黑天鹅事件。如果在台海、南海爆发危机冲突,将属于“灰犀牛”事件。那里风险巨大,已突出地摆在我们眼前。“黑天鹅”事件则充满不确定性,可能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来。

三、短期内我方可有怎样的应对策略,长期内应做怎样的战略准备?

1、在美大选前后,避免进一步激化分歧与摩擦非常重要。当前不妨采取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和做选择性反应的策略。打嘴仗外交上不起作用,但对双方民意却有极大消极影响。要少打嘴仗,争取为美大选后双方形成某些新的、积极的互动创造条件。当然,这是我们可做出的努力,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双方。

2、当前中美关系搞得越坏,选后双方要调整政策、稳定改善关系就越困难。在选前应主动向美方提出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重启对话,如建议恢复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和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重启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和危机管控对话。对于美国防部长埃斯柏提出愿年内访华以加强双方危机管理机制建设的讲话,我应做出积极回应,并提出具体操作建议。

3、从长期讲,为推进以合作、协调、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须把反对、防止中美发生新冷战作为基本战略。一旦中美陷入冷战,双方将反目为仇,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与过去40年截然不同。反对新冷战不能止于提出口号,必须以战略规划、具体政策作为支撑,做到该斗的斗,该谈的谈,该合作的合作。一个巴掌拍不响,美苏冷战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我们要有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

4、对美竞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开展竞争,要努力保持合作、避免脱钩,争取在国际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竞争。在政治、意识形态及军事领域,须坚持我长期宣示的基本政策:不与美争霸;不与美进行全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竞争;不与美进行全球军备竞赛和争夺势力范围。

5、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应是我长期战略方针。与美竞争,首先是要比谁能把本国治理得更好、发展得更好。

6、要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支持全球化进程,坚守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多边主义规则。这是我应对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的最根本的措施。要利用中美“经贸战”倒逼改革,积极参加WTO改革,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持开放态度很重要。要做真准备而非说说而已。

7、要争取与美找到发展关系新的政治基础。历史上两国先是共同应对苏联的霸权扩张。后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对此予以欢迎与支持。但现在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持深度怀疑态度。未来我要争取这一条还起一定作用,要通过扩大改革开放争取美工商界重新成为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未来新的、主要的政治基础则,应是开展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治理合作。在这方面,中美同乘在一条船上。

8、要确定一个策略总方针。“韬光养晦”被丢掉了,难找回来了,而且已被污名化了。实际上,其要旨是始终保持低调,不自傲、不张扬、不忘乎所以。保持谦虚谨慎和“有理、有利、有节”,都是毛主席的话,完全可以作为新的策略总方针或赋予“韬光养晦”新的时代内涵。

9、要努力稳定、改善周边关系。为此,必须协调维权和维稳两个方面,决不能四面树敌,“周边是首要”要永远牢记心中。一个基本估计是:我国周边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乐见中美关系严重恶化、陷入冷战。争取包括美盟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不在中美间选边站,并共同反对鹰派挑起新冷战,应是我一项长期战略。

朱锋: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及南海局势的观察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一、对中美关系的判断

尽管特朗普政府现在打压中国的政策选择十分疯狂,但仍然难以完全摆出和中国在地缘政治决裂、重新划分阵线、重新进行所谓前沿冲突对抗的态势。今天美国打压中国,我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贸易战、科技战,以及有可能进一步引发的外交战。

首先,美国反华鹰派真的想把新冷战强加给中国。然而,新冷战和旧冷战完全不同,新冷战着眼于科技战和贸易战,对一个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的阻碍和伤害更大。其次,中美脱钩到底会持续多久和多深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和海外版抖音Tik Tik等企业的打压,给中国这几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全球科技公司带来了沉重打击。科技战才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我们对美国的这一图谋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筹划。第三、中美之间的人才战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中国学者、学生去美国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这同样对未来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与人文交流交流构成了沉重打击。

从多个角度来讲,中美关系确实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点。美国因素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之一,对中国崛起与中国和整个世界关系都具有战略性影响。美国因素开始变了,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就在出现最大的变化。对此,中国需要清晰认识、从长计议。

应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大选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中长期的效应,现在最重要的切入点仍然需要把阻击新冠疫情作为中心话题。疫情对现在的世界政治、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处理和稳定中美关系上,核心要素还是要积极主动地呼吁落实中美抗疫合作、抗疫团结。中国的这一态势对中国影响和争取美国人民、美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强调重启中美对话、管控危机和协调利益,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不能改变的原则。这也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我们能够影响和感动其他国家、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决心、更多地理解和尊重中国主张、共同反击特朗普疯狂的对抗政策的需要。团结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坚持世界开放合作的战略信念,是我们和美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根本利益需要。

疫情当下,我们一定要着手聚焦和完成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继续推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现在围绕着疫苗问题,包括国际病毒学界、医学界都非常担心中美在进行疫苗研制的“疫苗战”。特朗普的做法确实非常的恶劣,完全不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而是高额地投资美国内的医药公司。我们也不是在疫苗问题上和美国唱对台戏。核心的问题是,疫苗的研制,包括它的效果测试,我们一定要和欧洲、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加快合作进程。

2、继续推进后疫情时代中国和世界共同应对经济萧条、抗疫长期化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中国兴、则世界兴!世界兴,才有可持续的中国兴。对此,我们必须梳理科学、冷静和理性的思维与行动。对7月23日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和愚蠢的冷战叫嚣,中国不用激愤和悲观。只要我们走稳走实自己的路,只要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引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振兴,美国又能奈何中国?

二、美国急剧升级打压中国的原因

1、疫情的特殊性。

疫情的特殊性,确实使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局势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使得持续了两年的贸易争端告一段落。自1月15日签署贸易协议到1月25日,美国的股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波连续的攀升,并在1月25日达到了新高。虽然武汉封城了,但是美国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疫情会对美国产生如此沉重的影响。

一方面,美国经济非常出色,包括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7%,为过去十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另一方面,特朗普当时竞选连任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65%。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疫情已经暴发,但是美国的国内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都非常好。但美国疫情在三月份暴发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美国经济急转直下,今年第二季度经济下降负32.6%;二是特朗普现在竞选连任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落后拜登5-11个百分点。所以,特朗普和美国政府、政策战略精英都认为,疫情变成了一个可能使得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实质性变化的重大历史时刻。所以,打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重新扭转疫情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新的传统安全(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安全问题,但变成了传统安全问题)和历史时刻,继续在美中力量对比中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疫情加剧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报复心理,转移国内对特朗普抗疫不力的批评。最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地激发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策圈内的所谓“中国焦虑”。所以,这一波明显的打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把疫情看作是中美之间发生的一场没有开枪开炮的“战争对决”,这种心理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打压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对“中国威胁”的新判断。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在国会听证时指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全政府、全社会的威胁。对中国威胁的这个新的判断,必然要在对华政策上有实质性的反映。疫情已经使得特朗普不需要犹豫,也不需要平衡中美关系中美国政策本身的限制,可以赤裸裸地、毫无保留地把所谓应对中国全政府、全社会的威胁落实到政策的各个方面。现在的科技战、人才战、媒体战、外交战,反映了现在美国政府内部要实质性推进对华强硬政策的基本设想。

三、对南海局势的观察

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没有因为中国发生疫情就减弱和降低在南海的军事威胁,这是从2月以来,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南海挑衅行动做出坚决反击的重要原因。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 1月25日美国就在南海进行了今年第一次“航行自由行动”。这一天恰逢中国的农历新年,中国人民的反美激愤必然随之而起。从2月初开始,美国就开始增加军机进入南海的频次;3月初,罗斯福号航母开始在南海巡弋,紧接着发生罗斯福号航母水兵感染新冠疫情事件。3月25日,美国开始暂停海外的军事行动,但4月底又重新把3艘航母开回到其他西太平洋海域。南海局势已经成为了中美地缘战略博弈的主战场。

5月底,东盟首脑峰会开始公开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这和疫情期间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升温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认为机会来了,蓬佩奥才在7月13日发表了所谓“新的南海政策声明”。南海问题走势和整个中美关系大局的走势已经完全一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施压,并没有因为疫情问题而有任何放松,反而进一步增强。美国军方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疫情不能给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留下所谓的“机会之窗”。对此,我们一定不能随美国的节奏起舞,同时对美国打压中国的行动作出有选择的坚决反击。

(本文为2020年8月3日南大华智研究院举办的“中美关系线上研讨会”发言精编,来源:华智全球观察。)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2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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