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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21世纪重看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大价值

作者:于洪君   来源:燕青读书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导读: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逝世2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大业一方面不断深化、成就辉煌;另一方面又处于全面深化与攻坚阶段,面临巨大阻力与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智慧论述,不仅对于当前中国改革之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对伟人的最好纪念。今天,我们刊发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纪念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文章,以此表达外交战线人士对伟人邓小平的缅怀之情。【作者告诉本站,此文撰于20年前,初发于《人民日报》旗下《大地》杂志。今日重发,意在纪念世纪伟人小平诞辰116周年!今天在微信看到的一个段子是:李肇星部长退休后出国旅行,在头等舱偶遇下野后的戈尔巴乔夫。李部长问他一个问题: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戈沉默半晌,最后说了句:苏联没有邓小平啊!】

一、作为卓越的国际战略家,他对世界局势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估计

1974年,邓小平奉毛泽东之命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

1974年,当邓小平奉毛泽东之命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在会上阐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时,他就已经针对当代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令人耳聪目明的观点和见解,为冷战思维窒息着的国际社会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也正是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国际讲坛上,邓小平首次向世界展示了他作为新中国第二代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的卓越风采。

当时,中国尚处于“文革”时期,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相当混乱,“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和“洋奴哲学”的帽子随时可以扣到他的头上。邓小平却无畏无惧高瞻远瞩,胆识卓群,深邃地思索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和整个对外战略的调整问题。在第一次重新出来工作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已经意识到并已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一些共同语言”,逐步发展关系是可能的;中国立足于自力更生,但“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那时,我们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高,认为世界大战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惟独邓小平明察秋毫,独树一帜,早在1975年即已得出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结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重要判断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而没有被引入到我国的外交决策之中。邓小平当时客观地分析了国际上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大战再有5 年或更多时间还是打不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对来访的朝鲜和罗马尼亚友人谈到:“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20年、30年、40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

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重新认识的同时,邓小平还深入地分析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国际社会解决发展问题,一是要推动南北方合作;二是要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国际社会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即南北方国家的发展差距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向何处去,国内外众议纷纭,很多人深感茫然与困惑。邓小平纵览全局见微知著,预见到并指出:世界总的形势在变,世界格局正由两极走向多极;西方已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动新的冷战;美国实际上是在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真正的缓和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干年;但一个国家自称世界宪兵的时代、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利益。面对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我国外部环境一度趋于复杂的严峻局面,邓小平处变不惊,坦然自若。他告诫我们:世界大得很,矛盾多得很,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他要求我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二、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始终把国家安全和主权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无限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把自己的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事业。在领导和参与处理我国新时期外交的过程中,他时时处处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毫不动摇地把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与尊严放在第一位,通过一个又一个生动而具体的外交斗争实例,为我们树立了永垂史册的光辉楷模。

邓小平与美国前总统里根会面

在解决中美建交问题时,邓小平自始至终都把美国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1980年中美建交时,他还特别告诫美国:“中美建交后,中国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美国基于其世界战略利益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常在台湾问题上背弃诺言,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就此,邓小平多次表示,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问题不能替代的关键性问题,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他还一针见血地警告美国人: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那完全是妄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扰太厉害,导致中美关系停滞或后退,“中国肯定会做出反应”。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总体上维持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

在解决香港问题时,英国人最初提出所谓的“条约有效论”,试图长期占领香港,后来又玩弄“治权换主权”的把戏,企图继续赖在香港不走。有鉴于此,邓小平一开始就义正词严地告诉英国领导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无论如何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当时的英国首相、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企图恫吓中国,声称中国收回香港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断定香港回归后将要出现混乱。对这些论调,邓小平丝毫没有退让。他大义凛然地向英国人宣告:如果说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当然,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充分考虑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主张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出于邓小平英明决断,中国政府据理力争,英国最后不得不同意放弃对香港的管治。两国最终达成了中国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协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

在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从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始终要求苏联方面采取主动,以实际行动消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联必须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结束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以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他反复申明,不实现这三项条件,他决不与苏联领导人会晤。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苏双方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关系正常化谈判取得重大进展。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当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时,邓小平坦荡率直地向他陈明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问题,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的实质性原因在于苏中关系“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一身正气,谈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戈尔巴乔夫满面潮红,只得频频点头,连声称是。

邓小平非常关心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尤其是对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70年代末期开始,他就多次表示:解决台湾问题要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只要能统一,“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他还说过:“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这就是说,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后,海峡两岸现有的社会制度可以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但前提必须是“一个中国”,而不是“一中一台”、“一国两府”甚或“两个中国”。对美国要求中国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示:“这不行。”他一再指出,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究竟可不可能实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承诺除和平方式外不用其他方式统一祖国的义务,他特别嘱咐说:“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联合施压并进行制裁,邓小平多次提醒和警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家: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制裁、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中国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美国企图让中国乞求解除制裁,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要改善中美关系,应该由美国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与此同时,他反复教导我们:谈论人权不能忘记国权,谈论人格不能忘记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民族独立,国家就立不起来。

三、作为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他无限关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

出于非常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并不相同,某些党甚至发生过谁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多次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本地区的特点,制定出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党、各国人民自己去寻找道路,进行探索和解决,而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发号施令。即使一个国家的党犯了错误,也要由他们自己去纠正,而不能将别人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这些重要论述,受到各国共产党人的普遍欢迎。

80年代末,当国际共运陷入低潮,西方政治家侈谈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时,他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曲折发展的基本规律,满怀信心地向我们指出: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某些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少,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依然一片光明。

邓小平特别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整个80年代,他一方面多次阐明,第三世界国家也应抓住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历史机遇,借助一切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间的友好合作,大力推进南南合作。他认为,发展中的南方国家开展“南南合作”,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此外,他也强调,为了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还应当同大多位于北方的发达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尽可能发展南北对话与合作。他提出,改变国家经济秩序,首先要解决南北方关系问题。发达国家应积极推动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

邓小平观察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总是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他既考虑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也兼顾别国特别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他积极主张:国与国之间要以新思路、新方式解决争端,要通过求同存异、平等对话来解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一直到垂暮之年,他仍念念不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他指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依靠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一贯主张中国应当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他多次谈到: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要永远与爱好和平的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他还说过,衡量我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他表示相信,经过一段努力,中国发展起来后,可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作者为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23日 来源时间:2017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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