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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究竟是不是美国防疫不利的原因?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联邦制究竟是不是美国防疫不利的原因?

文|马克·J·罗泽尔 莱德·威尔考克斯

编译|李 月

法意导言:新冠病毒给联邦制提出了挑战,尽管联邦制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并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病毒以及人口的流动性使得防疫工作需要地方政府间合作与中央的统一协调。同为联邦制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美国防疫工作的效果不尽相同。新冠疫情初期,澳、加、德表现出色,迅速开展防疫工作,进行检测与追踪,制定了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防疫政策。然而,美国政府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各州政策各异,政府间合作不利,特朗普总统难辞其咎。

本文由乔治梅森大学马克·J·罗泽尔、乔治城大学克莱德·威尔考克斯发表于《美国公共管理评论》2020年第50卷,由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李月编译。

大流行病时期的联邦制——联邦如何应对流行病

对比澳、加、德、美国四国在新冠疫情初期(2020年1月至5月初)防疫措施,可以发现前三个国家在联邦政府的协调之下各州防疫政策相对一致。但美国截然相反,联邦政府反应迟缓,各州互相争夺防疫资源。这四个国家均属于联邦制国家,各州都拥有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实质性权力。虽然前三个国家在集权程度、州的数量、医疗保健管理制度、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结构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均很快形成了共识,所有的地方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而联邦政府则帮助进行协调与支持。而在美国却截然不同。其原因可以从政治结构、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政策、联邦政府以及党争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是政治制度。

虽然都是议会民主国家,但是美国的特点在于三权分立与两党制衡,五十个州在人口、政治能力等方面差别很大,医疗保障程度以及各州宪法关于紧急状态权力的规定不尽相同,乔治亚洲和马里兰州的州长能够推迟初选,但是威斯康星州州长不能,因此,州之间达成共识十分困难,此时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在缺乏联邦协调的情况下,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在总统犹疑不决之时果断决定采取社会隔离措施。

其二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政策。

首先,美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没有保险或者高保险费极为普遍,这导致新冠病毒患者不敢治疗。

其次,美国没有统一的带薪休假政策,工人被迫在生病时工作。

最后,虽然这四个国家都为企业提供贷款,但是澳、加、德更能保证资金流向个人手中,加拿大有最为慷慨的个人现金支持计划,德、澳则通过公司将资金用于个人工作和工资福利,当雇员因为疫情无法工作时,仍然能够通过退休金账户领到工资。

然而,在美国,仅仅是只是向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公民发放一次性现金,而且几个月之后很多人还没有领到补助,许多州对补偿金的领取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对申请设置了繁琐的障碍。各州为了弥补病毒造成的财政预算短缺更是削减医疗、教育支出。

其三是联邦政府领导不力。

澳、加、德的领导人都对病毒高度重视,尽早采取措施,利用论坛宣传病毒的危险性以及政府防疫计划。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是防疫不力的主要责任人,他在疫情到来之前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流行病应对办公室,他促成了美国政府支持下制造的呼吸机销往欧洲。他认为这是一种骗局,浪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未能对病毒做出迅速的反应,未能协调检测和设备采购,未能引导公众正确防疫,不赞同州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国会出台的高成本经济刺激方案也没有获得成功,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小企业或个人。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以及女婿将检测短缺归因于州长,要求州长负责病毒检测,迫使各州在购买医疗设备上相互竞争,而不是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统一谈判以获得价格优势。马里兰州的共和党人州长从韩国购买了50万份检测工具并严加保护以防止共和党人总统的征用。特朗普公开声称注射或摄入消毒剂可能有效治愈病毒后发生了多宗消毒剂中毒事件。

其四是党争。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几乎没有党派的分歧。在澳大利亚,总理组建了由政党领导人、卫生官员、公会官员以及州和地区领导人构成的“战时内阁”。在加拿大,不同党派领导人紧密合作。在德国,通过由联邦代表和州长组成的“科罗纳内阁”进行各州政策之间的协调,不同党派管理的各州也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美国,要么不实施封锁,要么迅速开放,各党派分歧明显。

共和党人常常与科学怀疑论者联系在一起,除了党派领导人,他们已经开始不相信任何信息来源。但正是媒体、科学家和政策专家让澳、加、德制定了具有统一性的防疫政策。只要共和党被强大的右翼主导,就很难建立起对专家的信任。

联邦制本身并不是美国防疫不利的原因,在美国历史上,联邦系统应对经济萧条以及世界大战等危机的效果举世瞩目,因此,通过联邦制协调完全可以应对危机,但领导不可或缺,新冠疫情证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面对疫情特朗普总统什么都没有做。由于缺乏联邦政府领导,美国各州相互帮助。华盛顿爆发疫情之时得到了纽约支援,纽约经历危机时得到了华盛顿富余的医疗设备,各党派州长进行了地区合作并有定期电话会议。但是各州的合作并非由联邦领导,而是由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进行统一协调。

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意识形态、行政体制和环境之下都采取了相似的防疫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采纳专家建议,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建立了跨党派联盟,对企业与个人直接施加限制,公民也普遍信任政府,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反政府活动。

在美国,党争使得共识的达成格外困难,这不仅仅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如果这场流行病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爆发的,武装示威者会对警察和护士大喊大叫,要求理发,人数可能会多得多,情绪也会激动得多。事实上,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重新开放该州的速度甚至比特朗普总统建议的还要快。

但是特朗普总统让美国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只要共和党被强大的右翼意识形态势力所控制,就很难建立起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和其他专家的信任,而这些人正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取得成功的基础。

这场流行病使得美国各州形成了合作的纽带,州长比总统在防疫上更为坚定,如果特朗普总统连任,那么现有趋势将持续下去。如果他被取代,那么需要制定一个国家性的防疫战略,未来的总统将审查新病毒的应对计划以及储备医疗用品,并迅速采取行动,没有哪位总统能再冒着国家灾难的风险。另外一个教训是,国家卫生保健系统需要更多的国家支持,至少部分资金由财政负担。

(整理/李月)

发布时间:2020年10月17日 来源时间: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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