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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192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战略机遇期”,一方面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意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提出建军一百周年的目标,要求“全面备战打仗”,意指统一的战略机遇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形成战略机遇期的观点,并一直坚持下来。近几年来,全球出现百年未有大变局,犹如地质板块出现大烈变。美国因国内外矛盾加剧,产生很强的战略焦虑,在试图摆脱焦虑的过程中,改变了对华战略,采取越来越强硬的遏制态度。一些非理性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行为竟然在当今的美国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的更替也许会减少一点歇斯底里,但改变不了总体上对华强硬的态势。

在不少反华好战分子那里,这种强硬意味着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对付中国,其最狠毒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动台独分裂势力铤而走险,将中国再次拉入内战之中。

台独分裂势力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当然不完全是美国此届政府的功劳。中美建交后,美国尽管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局面,希望维持两岸分治的状态,但也不愿意鼓励台独发展而让中美处于直接的对抗之中。只是在台湾内生出的台独势力越来越壮大之后,正在寻找遏制中国办法的美国反华势力发现了启用台湾这颗棋子的时机,于是就修正过去采取的平衡与模糊的策略,而越来越清晰地支持台独。如果台湾独立成功,那么它就会名正言顺地像日本一样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如果独立不成,也要让中国为反独促统付出巨大代价,从而达到遏制的目的。

自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大陆为了和平统一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出台惠台惠民措施,尤其是在贸易上主动让台湾获利。自1980年以来,两岸贸易中,台湾一直是顺差,到2019年,累计顺差额达17141.3亿美元。但大陆的好心并没有换来好报,大陆越是让利,支持台独的声音似乎就越大。民进党执政后,着手进行“人心分裂”工程,尤其是通过修改教科书,对年轻人进行“去中国化”洗脑,培养了一代所谓“天然独”的台湾青年。大陆相应地采取了和统的“三入(入耳、入脑、入心)”策略,但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岛内形势发展到今天,舆论几乎成一边倒的态势,两岸同胞对和平统一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

不少大陆同胞对于过去的和统政策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并把很多的怨气发泄到国台办身上。其实,和平统一的方针本身没有错,即使在今天这个局面下,也要坚持这个方针。大陆过去采取诸多和统的政策也没有错,不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大陆硬实力没有发展到让台湾人信服的程度,对台独动作的威慑被认为是虚张声势;二是在中美舆论舞台上,中国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大陆无论如何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台湾人就是不听。

现在,大陆的硬实力上来了,即使在美国深度介入的情况下,大陆也有把握取得攻台战役的胜利,只是代价不同而已。就舆论这一块来说,大陆该讲的道理还是在讲,只是不会像以前那样苦口婆心了。

2020年是大陆对台政策的转折年,大陆不只是提高了非和平方式的声调,而且正式将“以武促和”作为政策的主基调,意味着从“和主武辅”模式转到了“武主和辅”模式。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也就是建军一百周年时要有决定性成果的呈现。

过去有一种类似学生考试答题的思维,那就是将容易的题目先做,困难的留在后面。十八大之后改变了这种思维,也就是不再将困难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去解决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央以身作则,带头处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顽症痼疾。

对于台湾问题,不再讲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也不再讲越往后越有利于和平统一。傅高义正确地讲到,两岸问题不会留到下一代解决。大陆关注两岸问题的学者也越来越确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习近平同志说过,他如果关注一件事情,就会“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台湾问题当然一直在中央的关注当中,但真正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来关注的关键点就是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刚过去一年,大陆围绕台湾问题就已经出台一系列举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后勤、作战、占领、治理等各环节,都在“全面备战打仗”的要求下紧张有序地展开。

自此以后,经过两三年的准备,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体制、流程等方方面面都会宣告成熟,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大陆都会主动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将和与战的选择题交给台湾来回答。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的空间,台湾主要政治力量必须明确表态放弃台独,并与大陆展开商谈。如果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不免一战,那么大陆已经准备好所要付出的代价。台湾的代价当然更为沉重,台独主谋者将会在大陆人的怒火中受到严厉的惩罚。大陆付出的代价越高,对台独主谋者的惩罚就越严厉。

对于美国,中国也准备了和平与非和平的两手。美国国内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中美合作有利于美国有效化解国内矛盾。如果美国仍然采取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甚至不惜用最强烈的手段对付中国,那么中国也做好了包括非和平手段在内的一切准备。

当历史来到一个非常规的节点时,就需要一个非常规的权威来度过这个节点,引导历史通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毛泽东运用非常规的权威领导了革命的胜利,邓小平运用非常规的权威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局面,习近平也正在运用非常规的权威来完成重大的历史使命。

“领袖”就意味着一种非常规的权威,它的合道性是与“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简单地由现有的规则赋予的。这种历史使命也是现有规则不能自动实现的,而常常需要打破现有规则才能实现。这并不是说现有规则的合道性出了问题,而是作为有限性的规则为非党规的问题让出一个空间,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规则又会正常运行。如果规则让位后,这个非常规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权威和规则的合道性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非常规权威也不是随时可以产生的,它的出现有历史的偶然性。如果出现了优质的非常规权威,其本身就是“战略机遇”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机遇期既然来了,中国就需要把它抓住,错过了就会有更大的麻烦。非和平方式的决心越大,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6日 来源时间:2020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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