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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不是博明

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6479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美中关系快报》第90期

1月15日,VOA发表一篇题为“接手白宫亚洲政策,坎贝尔将是拜登的‘博明’?”的文章。文章说,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挑选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太平洋协调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华盛顿邮报》的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记者罗根(Josh Rogin) 说,“这是一个高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级别、权限更广泛的职务“,负责亚洲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各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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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的记者就这篇文章采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塞耶斯(Eric Sayers),后者认为“建立‘印太协调员’的职务确实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此进行协调的必要性。”塞耶斯比认为此任命与川普政府过去两年提拔博明(Matt Pottinger)有异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国家安全副顾问,他确实在所有亚洲政策中扮演着四分卫的角色。”

  70后的博明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念书时选修中文,后到中国做了记者,先是在路透社供职,后来成了《华尔街日报》驻中国最重要的记者之一。2005年,已经32岁的博明投笔从戎,在通过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后做了情报官,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在这个位置上,他认识了美国陆军情报官员弗林(Michael Flynn)将军。弗林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之后,也把博明带到了白宫。弗林不久就因对联邦调查局撒谎而被特朗普解聘,但博明不仅继续留任,2019年还成了国安会的副顾问,直到2021年1月7日他因前一天特朗普煽动华盛顿暴乱而辞职。

相比而言,坎佩尔的经历要比博明更为丰富。

坎贝尔是50后,文化程度更高,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拿到马歇尔奖学金在牛津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坎贝尔虽然没有像博明那样参与实际作战,但他也曾在海军服役,先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海军作战部情报局供职。

坎贝尔还有在政府工作的丰厚的阅历。根据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的说法,坎贝尔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书时经约瑟夫·奈(Joseph Nye)推举进入美国国防部,后出任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副部长帮办。奈重返哈佛之后,坎贝尔决定在华盛顿落户,先后在国安会、财政部等部门任职。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后,坎贝尔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直到2013年。他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pivot)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人。

坎贝尔跟美国的智库有紧密的联系。他不仅曾在美国注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院(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做国家安全战略部的主任,还是阿斯本战略集团(the Aspen Strategy Group的高管。更为重要的是,2007年,他参与建立了华府智库界的后起之秀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这家智库曾向奥巴马政府输送不少外交、国安官员,也会是拜登政府物色同样官员的主要智库之一。坎贝尔目前做理事会主席和CEO的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也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

坎贝尔在华盛顿地位显赫,人脉广泛,他的夫人雷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是华盛顿知名的金融专家,现在联邦储备银行做理事,曾被当选总统拜登考虑出任财务部长。

博明进入美国国安会纯属运气,他之前没有参与过外交政策指定的经历,完全是现学现卖,而坎贝尔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有在国安会、国防部和国务院供职的经验,并且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2013年离开政府“下海”之后,坎贝尔一直潜心观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有没有把重返亚洲的政策落到实处,并在最近四年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评论。在过去8年,他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和政策的走向也提出了深刻的看法。

从2018年到上个星期,坎贝尔与一批年轻的中美关系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对美国外交界影响巨大的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为人们判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坐标。

【点击这里查看坎贝尔与拉特纳、苏利文、拉普—霍伯及多西合写的五篇文章英文原文】

2018年初,坎贝尔和拉特纳(Ely Ratner,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在有卡贝尔创办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出任副总裁的拉特纳可能被拜登提名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在美国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清算:北京是如何抵制美国的期望的”(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他们在文章里指出,美国绝不能回到希望中国实行自由化的以接触为基础的战略,美国必须承认这一战略无法成功。

2019年秋季,坎贝尔和苏利文(Jake Sullivan,苏利文已被拜登提名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坎贝尔将在他手下负责印太事务)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题目是《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防战略》中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完全正确,但是,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保持警惕与谦逊(vigilance and humility),围绕与中国共存的目标而不是期望颠覆它来进行。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已经遍及全球,坎贝尔和布鲁金斯中国战略项目主任多西(Rush Doshi)在美国外交学会的网站发表文章。在这篇题为“新冠疫情将重塑全球秩序:美国遭受重挫,中国正在争取全球领导地位”(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s)的文章里,坎贝尔和多西指出,新冠病毒将可能成为一个警钟,促使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的问题上寻求中美间的合作,比如气候变化。这样的举措不该视为美国对中国的让步,相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同年7月,坎贝尔又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星拉普—霍伯(Mira Rapp-Hooper,美国外交政策学会亚洲研究项目的苏世民研究员)撰文指出中国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美国必须提高警惕(China Is Done Biding Its Time: The End of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Restraint?)。在这篇文章里,坎贝尔和拉普-霍伯认为,对美国的下一位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要更有效地与中国博弈,他们必须放弃以惩罚为特征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搞好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的关系,否则就不能更好地平衡中国的崛起。

2020年12月3日,坎贝尔和多西又在外交协会网站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挑战可以帮助美国避免衰败:为什么竞争可以再次证明唱衰派是错的”(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Why Competition Could Prove Declinists Wrong Again)。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必须修好美国政府这间因为善意疏忽和恶意破坏的房屋,必须设立一个可以收集和分析工业产能、产业链、经济发展瓶颈和进口依赖信息的办公室协调美国的重整河山。

三天前(1月12日),坎贝尔与多西在外交学会的网站发表了第三篇文章,文章题目是“美国如何可以稳固亚洲秩序:一个恢复均势和合法性的战略”(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文章说,美国可以通过恢复与中国的实力平衡、支持美国的同盟,并利用这些同盟来反击北京的挑战。他们认为,“这项任务将是美国近代治国史上最具挑战性的。”

  美国政府在过去四年彻底改变了过去四十年变化不大对华政策,博明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始于坎贝尔,而坎贝尔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系统的对策。难怪《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真正的考验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来完成十年前坎贝尔首次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如果说博明不好对付,坎贝尔可能就更难缠了。不过,坎贝尔没有博明那种要把中国置于死地的凶恶。这一点可以从他近年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中找到端倪。
发布时间:2021年01月16日 来源时间:2021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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