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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東:人性中的善與惡--從日本的侵華戰爭、中國的內戰與土改中的事例來看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695人浏览 放大  缩小

人性是人們經常使用的一個詞,比如說誰誰誰喪失了人性,意即人性是好的,殺人放火者、強姦婦女者都是喪失人性的人,是畜生。微信群裡流傳的柴靜的一句話:“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她這裡說的人性,也是這個意思。

本人最近在研究我縣(山西省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歷史。這個階段所發生的各種暴力悲劇,讓人不得不拷問人性這個問題。人為什麼會那麼殘酷,比如那些製造了平定諸多慘案的日本兵以及漢奸。當然戰爭、意識形態、文化等等都是一些客觀的、結構性的因素。但是這些因素又都是人自己創造的。而且在相同的條件下,也有人選擇不作惡,或者少作惡,或者在什麼時候作惡,什麼時候不作惡。可見人性中既有惡,也有善。在某些條件下人性中的惡會被釋放出來,在另外一些條件下,人性中的善會被釋放出來。

斯蒂芬·平克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一書中花了大量篇幅討論了人性中的邪惡魔鬼和善良天使,也即人性中善與惡兩個方面。[1] 中國傳統思想家對人性也有不少論述,包括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說,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世碩的性善惡兼有說,還有“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等等。[2] 但是總起來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思想家們對人性還是有一些共識的。

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來討論人性問題:普世的人性;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惡。我用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內戰與土改中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無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人性都是相同的。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們都會作惡;在另外一些條件下,他們也能行善。即使在同樣的條件下,人們也不是沒有對善與惡的選擇。在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毫無疑問,日軍的暴行和中國軍隊的暴行無法相提並論。土改中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暴行也無以復加。但是二者都有能力作惡或者行善,卻也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希望對人性善惡的討論,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在制度與文化上遏制惡的重要性以及個人在選擇善惡的時候的能動性。

普世的人性

我們這裡討論四個觀點,即1)大家都是人;2)大家的人性中都有善與惡;3)善惡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後天的因素;4)人們何時行善,何時作惡,是與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有關,即結構性的因素有關。比如日本的侵華戰爭和中國內戰以及土改,都給人們提供了行善與作惡的機會,尤其是作惡的機會。但是人們並不總是沒有選擇行善還是作惡的機會。

第一,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大家首先都是人。確定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確定人性的普世性。正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夏洛克所說:[3]

難道猶太人沒有眼睛嗎?難道猶太人沒有五官四肢、沒有知覺、沒有感情、沒有血氣嗎?他不是吃著同樣的食物,同樣的武器可以傷害他,同樣的醫藥可以療治他,冬天同樣會冷,夏天同樣會熱,就像一個基督徒一樣嗎?你們要是用刀劍刺我們,我們不是也會出血的嗎?你們要是搔我們的癢,我們不是也會笑起來的嗎?你們要是用毒藥謀害我們,我們不是也會死的嗎?那麼要是你們欺侮了我們,我們難道不會復仇嗎?

平克在他的書裡引述了上面這一段話。他說人們的性別、種族、文化等可以不同,但是這些僅是非常表面上的不同,人與人之間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樣的。於是,人性是普世的,不同的人們樂趣相同,痛苦相同,思維的方式也相同。他們都很容易犯愚蠢的錯誤,這一點也是相同的。有意思的是,不承認人性的普世性,也是人性的一個表現,因為這種表現認為有的人種是惡的,而這種想法正是人性中惡的那一部分的思維方式。[4] 這正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第二點。

第二,無論是誰,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在其人性中都有善與惡。我們先來看善的一面。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即對別人的不幸有同情心。此外還有“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一起被稱為“四心”。他認為見死不救“非人也”。人與禽獸只有一點點不同,即人有“不忍人之心”。[5]

平克也認為人性中有善也有惡。[6] 善的內涵包括移情,或者說同理心,換位思考(empathy)。看到別人痛苦的時候,自己能夠感同身受。當然還有同情心(sympathy)。這些也可以說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另外平克還認為人有罪感(guilt,這個問題我們在另一篇文章裡再深入討論),[7] 有寬恕別人的能力。在中國人中,這兩點似乎比較弱一些,但不是沒有。除此之外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還有自製力、基本道德觀、理智等。甚至人的智力(intelligence)也在隨著人的進化而得到了提高,使得人們更願意與他人合作、更傾向於認可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更加願意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知識能力、民主素養、政治話語的細密性等等。這些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弘揚在中國文化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比如關於仁義禮智的概念即是如此。

現在我們能來看人性中惡的一面。荀子的性惡論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感官欲,“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二是追求好生活的慾望,“生而有好利焉”。三是追求名望之欲,人生“好榮惡辱”,好“名聲”,“生而有疾惡焉”。[8] 當然很難說孟子或者荀子只承認人性中只有善或者惡,大家應該都承認人是兩者兼而有之。比如孟子就認為感官欲也是人的本性。[9] 而且兩位哲人所說的人的本性,其實也包括了後天養成的習性,比如孟子所說的“事非之心”,荀子所說的名望之欲,應該都是後天養成的。這一點我們下面再詳細論述。

平克所討論的人性中的惡更加廣泛一些,[10] 比如暴力傾向。而暴力又分不同的種類。由貪婪與野心所導致的暴力(predatory)包括對反叛者或者異議者的鎮壓、屠殺老百姓、掠奪他人財產、強姦婦女等(第310頁)。為了權勢(dominance)而施行的暴力包括國家對國家、民族對民族、群體對群體、人對人的壓迫以獲取高人一等的榮耀。成吉思汗當年在征服中亞的戰爭中殺了女人們的父親和丈夫,並將她們強姦,以至於今天的中亞仍然有很多人有他的Y染色體(第515-17頁)。為了報復(revenge)而施行的暴力的一個例子是美國侵略阿富汗。就是在當代中國,為報復而殺人的案例也層出不窮。為了取樂(sadism)而施行的暴力的一個例子是酷刑。看到一個無助的人或者動物、一個原來不可一世的人、一個原來對自己有過不公行為的人被自己折磨時有一種愉悅感,甚至性快感。同理心、同情心、恥辱感與罪惡感這時在這些人身上已經消失了(見第549-552頁)。

最後是為了意識形態而施行的暴力,比如十字軍東征、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越南戰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斯大林、毛與波爾布特的大屠殺等等(第556頁)。其實日本的侵華戰爭也是建立在大東亞共榮以及對天皇的效忠等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比如“中日戰爭是聖戰”,“效忠天皇重於泰山,你們的生命輕如鴻毛”,“忠於天皇,光榮戰死”,等等。[11] 意識形態讓人們失去了同理心,讓人們心中充滿了對某人或某事的敬仰,對未來無限的成功、權利、輝煌、美好充滿幻想,這一切於是導致了千百萬人的死亡(第557頁)。只有這些被妖魔化的、被非人化的人的死亡才能換來美好的未來(第569頁)。如果說意識形態是後天養成的,那麼貪婪與野心、權勢欲、復仇心、傷人以取樂的心態或許是人性中兇惡的魔鬼。其實意識形態的建立,又何嘗不與這些魔鬼有關呢?而且這些魔鬼又何嘗不與後天有關呢?   

第三,那麼到底善與惡是天生的還是後天養成的,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呢?孔子說人們性相近、習相遠,其實就是說人們的習性是在後天養成的,因為環境不同,所以習性也不同了,儘管從人性的本質上講,本來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孟子將仁義禮智的概念移入人性之中,也是強調了後天對人性的作用。荀子的性惡論也是從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互動的關係中導引出來的。[12] 平克講人的自製力可能與生俱來,但是因為後天的原因,這個自製力又可以被提高(第606頁)。他還認為生物的進化和文化的進化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第611頁)。這都是在講先天和後天是如何一起造就了人性的善惡。

比如人們天生就有暴力的傾向(wired for violence),儘管大家極少有機會來使用它(第483頁)。人們在孩提時期會踢人、咬人、打人、吵架,但是這種行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第483頁)。研究發現,就是在大人階段,70%到90%的男人,50%到80%的女人,都承認在上一年曾經幻想過殺人(第484頁)。顯然人們的暴力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會變得更加成熟,不過這種成熟是和人的教育,與社會化有關的。在結構上不給人作惡的機會,也是抑制惡的極端重要的措施。上面提到的那些男人與女人的暴力幻想,也只是由於教育以及其他結構性的制約而沒有得到實現。否則社會是無法生存的。

其實大家所熟知的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與“超我”的理論也是在講人的善惡是先天和後天結合的產物。“本我”是人原始的衝動,比如飢餓、生氣、性慾等快樂原則,也是中國人常說的食色性等人性,是與生俱來的。但是這些原始的衝動又受到“超我”的制約,也即後天所形成的道德觀念的制約,告訴我們什麼好什麼不好,什麼正確什麼錯誤,讓我們據此去調節自己的行為。“自我”的角色就是協調“本我”與“超我”的矛盾,決定我們是否壓抑自己的惡的傾向。弗洛伊德認為文明化的過程就是抑制惡的傾向的過程。[13]當然文明結構既可以抑制惡也可以抑制善,要看所謂文明結構的具體構成情況而定。所以如何讓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結構能懲惡揚善,而不是相反,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了。

第四,那麼人們在什麼情況下會行善,什麼情況下會作惡呢?在現代文明的情況下,顯然在民主制度的制約下,在公民社會的督促下,人性中的惡會受到抑制,人性中的善會得到弘揚,人們作惡的可能性會小一些。相反,在專治制度下,在缺乏公民社會監督的情況下,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普通老百姓,作惡的機會就會多一些,因為人性中的善沒有機會得到弘揚,而惡卻可以為所欲為。2019年末和2020年初的武漢新型非典型性肺炎的蔓延與政府官員以及某些普通老百姓的作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戰爭和秩序的喪失比如文革的動亂,則會給人們作惡帶來更多的機會。這也是結構的因素。東史郎在他的日記中談到日軍是如何看待殺人的。他說:

敵兵屍橫遍野,鮮血染紅了地面。

殺人並不是什麼罪惡的事,那是對祖國的忠誠。我們懷著這樣的忠誠之心,為了繼續殺敵,又開始前進了。我們是為了殺人才到支那來的,不需要任何花言巧語,只要是個殺人的魔鬼就行了。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史。[14]

卜正民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中國人張懌伯認為戰爭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殺戮提供了一個藉口,殺人成為了一種樂趣。[15] 事實也是這樣,我們下面在討論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惡的時候會舉更多的例子。

石田米子和內田知行在對山西省的日軍“慰安所”的研究中也指出,日軍的性暴力是日本軍隊和國家的有組織的犯罪,儘管這個問題很多人並沒有認識得非常清楚。[16] 這些都是結構性的因素。中國的土改也是內戰的一部分,土改中的殺人也是戰爭這個結構性的因素所帶來的結果。戰爭與動亂使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人性中的惡得到機會,使其發揮到了極致。我們在下面關於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人性的善與惡的在戰爭中的具體表現,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

當然意識形態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土改、反右、文革等運動都證明除了結構性的因素之外,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也是會殺人的。我們剛才在討論人性中的惡的時候也舉了很多平克給出的例子。這些意識形態也可以被看作是結構的一部分,也即意識形態結構。

總之,在結構因素的主導下,人性中的惡就得到了最大的發揮。屍橫遍野就是可以想見的了。如果想要人們行善,首先就要削減這些結構性的因素,避免戰爭,避免動亂,建設民主社會,加強公民社會的監督等等。下面我們來看一些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和中國人在內戰與土改中的善惡的具體例子。

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

我這裡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和惡放在一起討論,並不是說他們的善與惡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在侵華戰爭中,日本人的善與其惡相比,在程度與範圍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國人的惡與日本人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在土改中中國人的惡卻是可以和日本人一較高下的。另外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自己的善與惡相比也是不成比例的。我們這裡想要說明的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但是正如孔子所說,性相近,習相遠。他們儘管人性相同,但是行善與作惡的方式方法、程度與背景卻大相徑庭(或者半斤八兩?)。這也正是我們上面所說的結構的因素對他們人性的影響問題。

那麼,在戰爭環境下,日本人和中國人都有哪些善的表現呢?我們先來看日本人的情況。首先是關於日本人反戰的聲音,也是人道的聲音。其次是日本人對中國人有時候體現出來的人道。第三是日本人對自己人的人道表現。儘管這些都不足以和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日軍的殘忍相比,但是畢竟是人性中善的一面的表達,是應該得到認可的,也是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能夠和平交往的基礎之一。

我們先來看日本人力圖減少戰爭影響以及反對戰爭的案例。1939到1940年上海日軍“興亞院”的日本軍官便發聲反對日本繼續擴大在中國的戰爭,並主張將主權交給與日本人合作的中國人的政權。這些人中有幾位後來被調查或者逮捕,說他們對中國太過溫和。[17]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有一些是被俘日軍)到1945年8月在華北和華中已經達到1,000多人。他們向日軍散發傳單、報紙、小冊子,進行日語廣播,對日軍進行教育,對俘虜進行教育。[18] 這些不能不說是人性中善的發揚。

第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同情也有很多案例。山西盂縣的楊時通老人,在關於日軍在盂縣性暴力的證詞中說,“日軍中也分好人、壞人。在炮樓中的年輕學生模樣的的士兵是好人,但是年長的士兵盡幹壞事”。[19] 東史郎在他的日記中也提到很多日軍殘害中國人而他們認為太殘忍了的例子。比如每個中隊分了兩三百個俘虜處死,他說“我們不清楚為什麼殺掉這麼多的俘虜。但是總覺得這太不人道,太殘酷了”。在他的戰友們要殺死剛為他們建築了防衛工程的16個苦力時,他認為“這樣做不人道”。他說“我揮刀砍殺敵人時不會有半點猶豫。但去殺這些農民,這些安分幹活的人時,還是應該考慮考慮。我無法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明人道這個問題,但我感到不應該殺他們”。他的戰友們認為戰爭沒有人道,不能講人道。他最後想救一個長得酷似他父親的人,也沒有成功。另外一次,他讓幾個被抓的女性在晚上12點逃走,否則第二天會被殺,結果她們在逃跑的時候有一個又被抓了並被強姦。[20] 他當時也在思考人性中的惡。他說:

我每每對在痛苦的深淵中人們為什麼要相互痛苦地殘殺,感到疑惑不解。雖然我知道這是為了東洋和平,為了建立新秩序,但我仍不能理解,我仍感到人類的某種無法說清的悲哀。[21]

另外一位叫梅田房雄(Umeda)的日本兵在他的日記裡寫道,他也認為將俘虜殺害是不人道的。

儘管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但他們是人,和世界上其他生物一樣都有靈魂。用這些無助的人來試刀是非常殘酷的。世間沒有比戰場更加殘酷,更加非正義。[22]

另外一個日軍士兵(Yamamoto)在給國內的孩子們寫的信裡,提到好多中國的孩子們在燃燒的房子旁邊死去,另外一些孩子則漫無目的地跑來跑去哭著找自己的媽媽。[23]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心,同情心,有時候會打破交戰民族之間的界限。山西省娘子關有一個故事感人至深。[24]日軍入侵娘子關後,西塔堰一位老婦人生病,請日本軍醫看病。當時該日本軍醫約27-28歲。看好後,老婦人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日軍投降後,部隊被編入閻軍參加內戰。戰爭結束後,1950年遣返戰俘,他們在陽泉火車站集合。該軍醫因為在此有妻兒,不願返日,於是在集中上火車時逃跑到平定醫院,找到之前認識的兩個醫生,說明原委。兩人將其藏到三岔口玉米地裡,用玉茭桿將其蓋住。火車走時點名發現缺人,移交當地公安部門調查搜尋。結果兩位醫生藏人的事情被發現,日本軍醫被遣送回國。改革開放後,此人曾經給西塔堰來過兩封掛號信,是老人的侄兒收到的,但未敢拆開即退回。該軍醫遺留的兩個兒子,諱談自己是混血兒。其一已亡,現存一人,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娘子關辦起拖拉機維修點。這當然是悲劇,但是日本軍醫、娘子關老婦人、兩位將人藏起來的醫生的善良人性則清晰可見。

改革開放後,在劉春生先生當岩會鄉副鄉長的時候,曾有一位當年參加過侵略平定的日本人,為了贖罪,在亂流一代義務建起蔬菜大棚100餘座,還給買了一輛汽車。這也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善良人性的體現。

第三是日本人對自己人的人道對待。抗戰時期的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在娘子關很難抓到俘虜,因為這些人寧可自殺也不願意當俘虜。[25]不過他們當時還是捉到兩個俘虜,其中一個腿負了傷,另外一個背著他走並服侍他,“絲毫不覺得有一些勉強或者厭煩的樣子”。黃紹竑說“在這種場合裡,表現出高尚的互助精神,真是值得我們佩服的!”[26] 他們的互助精神也表現在他們會將戰死士兵的屍體找到並火化,然後將骨灰帶回國內。每人身上都有“認屍牌”,以方便辨認死者是誰。東史郎就一直背著他戰友西谷的骨灰行軍作戰。[27]

這在中國軍隊中,無論什麼原因,都是無法做到的。東史郎日記中有對中國死傷士兵的描寫:“槍彈散亂著,橫屍遍野,已腐爛得發黑。戰壕裡,有的支那兵,肉已經被蛆吃盡,幾乎露出了骨頭……那些土黃色的軍服已經發黑,裡面的屍體像被丟棄的腐爛的魚一樣,發出刺鼻的惡臭。有的屍體已被野狗咬得七零八落,給人一種是什麼東西的消耗品的感覺。抗日英雄們的死,真實太慘了。這裡是地獄。這些人的死有什麼意義呢?支那兵是被拋棄的人”。[28]

他們對自己的親人的感覺也和中國人沒有區別。東史郎在日記中寫道:

時隔好久,接到了國內的來信。妹妹的信中還夾有照片。她變漂亮了,如同幼香魚一樣清純美麗,洋溢著十九歲青春少女的美。啊!多麼嫻靜可愛,我祝愿初枝妹妹幸福。久子姐姐和父親也都來了信。[29]

但是對別人的姐妹如何,就另當別論了。或許戰爭將人們心中的善,將他們的同理心與同情心消滅殆盡了。代之而起的是惡與兇殘。這一點我們下一節再論述。

中國人的善,我們在上面娘子關的日本醫生和中國婦女結婚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來。田村泰次郎的戰爭文學描寫過一個被俘的八路軍女兵和日本士兵戀愛的故事。這是根據田村自己與現實中存在的女性張玉芝戀愛的故事寫出來的。他在故事中談到女兵“張澤民”對自己和侵略軍士兵戀愛感到非常苦惱,而“我”卻因為讓她苦惱而感到無上的喜悅。[30]人性中的善和惡在這裡也表現了出來,尤其是中國女兵的善。

國民黨和共產黨裡面也都有感人的愛情故事,展示了人性的善的一面。丁玉山在他的書裡描述了一位“現代花木蘭”的故事。這是一位自幼隨父母從山東逃難到山西的名叫喬應秀的女孩,後來隨父一起參加了國軍,為了生活方便而一直穿著男性士兵服裝。兩人在支援絳州西高村作戰時失散。喬應秀隨散兵逃至臨汾,被34軍補訓團收容,編入第73師218團第1營,時年17歲。她在戰鬥技術方面常在全團比賽中名列前茅,曾經接受“鐵軍基幹”第二期訓練,參加過晉中戰役,表現英勇,後任下士副班長,與時任班長段銀生感情不錯。後者在戰爭中受傷之後,還日夜服侍,兩人結拜為異姓兄弟。直到喬應秀在1948年11月的黑坨寨反擊戰中中彈,送紅土溝的野戰醫院。在急救過程中才發現她是女兒身。喬與段在醫院再次相逢,喬告訴段說自己是女兒身,只恨今生無緣,希望段多保重。段表示今生只愛她一人,不會再娶。喬終因傷重不治而死,享年僅19歲。她被埋葬在離“雙塔寺”不遠處的一座山崗上,7416部隊為其立碑,上寫“向時代花木蘭、英勇戰士、優秀鐵軍基幹,喬應秀同志致敬!”另外還有一塊小碑,上寫“愛妻喬應秀之墓”。第34軍的“前線小報”曾經登載過長文介紹喬的事蹟。[31]

在共產黨方面,平定人石評梅和高君宇的戀愛也是人們一直稱頌的故事。高君宇(1896-1925)是山西靜樂縣人,1919年入北京大學英語系,與羅章龍、鄧中夏等人一起創辦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於1922年出席了中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4年,他到山西組建共產黨。而石評梅(1902-1928)則於1920年18歲的時候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系上學。她參加了北京大學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且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著名女作家之一。她反對北京當局對革命群眾的屠殺,發表了《痛哭和珍》(1926)等文章,並主張男女平等。兩人在山西同鄉會上認識,但是後來並沒有能夠結婚,因為石評梅曾經被前面的一段戀愛史所傷害,只願意和高君宇做朋友。高君宇1925年生病去世後,石評梅為其撰寫了碑文。三年後石評梅也因病去世,北師大附中和她的朋友們按照石評梅自己的意願,“生前未能相依共處,願死後得並葬荒丘”,將她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旁。高、石之墓得到周恩來的特別關照而得到保護,因為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是高君宇牽線而成的。周恩來高度稱讚了兩人的戀愛,說“革命與戀愛沒有矛盾”。[32]也就是說,革命者也有人性,就和上面說的閻錫山的鐵軍基幹也有人性一樣。(見圖1石評梅在高君宇墓前的照片。)

圖1:石評梅與高君宇[33]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討論土改的時候,也談到了幾個長工同情地主的遭遇,不願意加害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能還提到南坳村村長的父親竭力阻止村長,讓他承諾在當天的批鬥會上不能殺人的故事。這些都是中國人人性中善的體現。

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惡

同樣的道理,這裡儘管標題是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惡,我們並不是說兩者是半斤八兩。日軍在中國作惡的程度與嚴重性無與倫比。當然土改時中國人的惡則也是無與倫比的。但是我們這裡主要是在探討人性之惡,所以無意將兩者拿來比較。如上所述,只要有這個條件,誰都會將人性中的惡發揮到極致。這裡既有貪婪與野心造成的暴力,為了取樂而施行的暴力,有為了權勢與報復而施行的暴力,還有意識形態導致的暴力。當然在很多情況下,這幾個因素都同時存在。下面例子可以將這各種各樣的惡展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先看日本人的例子。日軍在中國大屠殺的例子多不勝數。這裡僅舉幾個例子說明,也可以證明人性的惡可以發揮到什麼樣的程度。原日軍第59師團的士兵菊池義邦對日軍“三光”政策的描述如下:

我們日軍每到一個村莊,要破壞所有的家具雜物,燒毀房屋。我們常說,如果約500人的部隊在100戶左右人家的村莊駐一夜,這個村莊恐怕十年也恢復不起來。不過,對日軍來說,這正是他們的目的所在。[34]

日本史學家竺原十九司說日軍“為掠奪的軍隊、放火的軍隊、殺害民眾的軍隊、強姦的軍隊”。一位外籍傳教士觀察到河北與山西兩省在“三光作戰”初期的1940年,日軍在掃蕩時,常將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村莊燒毀,殺掉村民數千。英國記者林德西(Michael Lindsay)報導了日軍對民眾進行無差別的恐怖屠殺。[35] 東史郎也說:

我們所到之處牛馬被奪,婦女遭殃。我們每個中隊都擁有十輛或十五輛車,每輛車都配備著四匹至六匹馬或驢子。苦力揮動著長鞭,僅板車隊的隊列就長達一哩。[36]

我們下面關於日軍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的敘述中,配了田島清的戰地素描,以便讓讀者對此有一個直觀的理解。圖與文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可以間接說明日軍的殘酷。

殺人

東史郎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諸多日本人殘殺中國人的事例。我們下面略舉幾例。這是對兩個老人的屠殺:

一個下士拔出了軍刀……砍下去!一刀沒成,第二次殺死了。

另一個老頭渾身顫抖著伏在地上。與其說是伏在地上,不如說趴在地上。他兩隻手扒著地面,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他也絕望了。手槍響了。兩個老頭兒的血在戰地上流淌。[37]

圖2殺人練習[38]

有的人殺人會上癮;

這個少尉看上去好像對殺人非常感興趣。他至今已經砍死了不少可能是無辜的平民,儘管說是試刀。[39]

下面這個東史郎所描寫的在村莊裡的殺人場景應該比較典型,其殘酷性也無與倫比:

據說是團長要把女人、孩子全殺了。我們挨個兒揪出村民。聯隊長大野大佐命令把村民全殺死。因為是敵人呆過的村子,所以就斷定這裡的村民在幫助敵人。

被揪出來的村民不跑,也不祈求。

“殺”!隨著這一聲聲野蠻的吆喝,血湧如潮,臨終前的呻吟和地獄般的悲吼相互交織在一起。

血從他們的胸口汩汩地流出,緩緩地在地面前行,四下一片淒慘,刺刀閃入電光,被刺中的村民眼睛閃著怨毒的目光。這裡完全變成了一幅地獄圖。

一個老人和一個孩子被帶了出來。

孩子聽到他的家人被刺殺是的撕心裂肺的慘叫,看到淒慘的血,嚇得直發抖。老人慌張地緊緊摟著孩子,像是要替他挨刺刀。

在這裡,生命不如塵土草芥。

呀,一陣兇猛的刺殺之下,老人和孩子倒下了。[40]

我們可以想像在平定縣發生的那些大屠殺,也是類似的圖景。人性的惡被發揮到了極致。另外一次,東史郎記述說,

少尉在屋子裡搜查了一番,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他抬腿正要出門的時候惡狠狠地說:“這個村子的人和鄰村的一樣,統統殺掉!鄰村三歲孩子都沒有留下。這裡的事完了之後,嚴防她們【指另外他們留下準備強姦的幾個婦女】逃跑,明天早晨把她們全部收拾掉!”“咔嚓”一聲,軍刀入鞘,少尉揚長而去。[41]

類似的殺人事件在《東史郎日記》中還有很多描述,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們現在簡單地看一下幾個其他人日記裡記述的殺人的情況。Kawakami是從娘子關入侵山西的日軍之一。他在日記裡談到了在柏井附近的山上槍殺撤退的中國士兵以取樂的情況。他還認為讓受傷的中國士兵自己把自己殺死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在1938年9月被中國軍隊打死之前,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只喜歡食物、女人、施虐以及看家裡來信的下級軍官。[42] Honma Masakatsu在他的日記裡說在侵入上海的兩天內,他殺了八個婦女和兒童。Ito Kihachi說他殺了15個中國士兵。[43] 一個士兵寫道他們在進入南京城的時候,看到城門口堆了500具中國士兵的屍體。另外一個士兵寫道日軍屠殺了兩千個俘虜,有老的有年輕的,穿著各種各樣的服裝。殺死之後就扔在大街上。[44]

圖3 殺害俘虜[45]

強姦、殺害婦女

強姦是日軍另外一個人性之惡的表現。東史郎說,“女孩子們見我們進了村子,一個個嚇得都在發抖。士兵中有的一看到婦女就起淫念”。[46] 關於強姦和殺人,他還說,

雖然奇異,但是這是前線到處可見的場面。士兵一旦發現年輕的女子就必定會像這樣弄來“看看”。而好色的士兵最後總會姦污她們。行為惡劣的士兵害怕事情暴露,便殺死被姦污的婦女。[47]

我們對平定縣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日軍強姦婦女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發生在黃土村莊裡的日軍性暴力》一書是日本“從性暴力視角看到的日中戰爭的歷史性格研究會”的研究成果。她們在平定的鄰縣盂縣對那裡的受害女性進行了18次訪談,做了大量調查研究。該書記錄了20人的證言,包括受害女性的證言。[48] 一些受害者的證言可以看讓讀者看到日軍的殘酷。下面是河東村楊喜何的證言:

我被強行拉到了另外一個房間裡,兩個日本鬼子輪姦了我。其中的一個日本鬼子強姦我的時候,另一個日本鬼子在屋外放哨。我的父母親抱著我出生不久的孩子,連到外邊去喊人幫助都做不到。就在同一個屋簷下,眼睜睜看著女兒被輪姦,他們毫無辦法。後來從父母親那裡聽說,就在我受害的一個月前,住河東砲台的日本鬼子從羊馬山下來,在毆打了我父親後,點燃了家裡的家具財物,把家裡養的雞也燒著吃了。[49]


圖4虐殺婦女[50]


圖5 小姐受難[51]

下面是侯黨村王改荷的證言:

關押我的窯洞是一個又細又長、入口很小的昏暗的地方。房頂很低,下面就是地。在用磚圍起來的地方鋪了些乾草。從被抓來的那天晚上,就有三、四個日本鬼子來窯洞強姦我。以後每天都有日本鬼子來糟蹋我。白天會有兩、三個日本鬼子來,晚上來的更多。有時三個日本鬼子一起來,一個壓住我,一個脫掉我的衣服。他們看著我腫脹的下部狂笑著。另一個人強姦我。劇烈的疼痛和羞恥感讓我哭個不停,我都快要瘋了,實在是被糟蹋的不成人樣。而日本鬼子則覺得我被他們糟蹋是好玩的事情。[52]

日軍在河東村設立“慰安所”,通過向各村攤派,抓來了五個婦女,供日軍糟蹋。之前是到各村強姦婦女,現在是在慰安所裡強姦婦女。[53] 該書還有很多類似的證言。[54]

這些被強姦的婦女之後在村里也抬不起頭來。其中一個叫南二僕的婦女被強迫與日軍班長住在一起,生了個小孩,後來夭折。抗戰結束後怕八路軍,結果逃到閻錫山的地區,再回來以後被當作歷史反革命,判處三年徒刑。文革中帶著“歷史發革命”的牌子遊街,幹苦力活,遭受了種種折磨,最後於1967年帶著心裡和身體上的傷痛上吊自殺。[55]

燒村莊

下面我們列舉《東史郎日記》中一些關於日軍燒村莊的例子。

我們在這裡做飯燒水不必拾柴,在稻穀堆上放一把火,燒水、煮飯、烤火全部解決。稻穀通宵達旦在燃燒,造成了極大的浪費。[56]

第二天上午八點,像放火燒麥秸一樣燒了村子,我們就出發前進了。[57]

我們當即在村子裡放了一把火,接著便向另一個村子進發了。最近,對於我們來說,放火已成了家常便飯,覺得比孩子的玩火還要有趣。

“喂!今天真冷啊!”

“那要不要燒一幢房子暖和暖和?”

這就是今天的我們。我們變成了殺人魔王,縱火魔王![58]

我們在這兒也找不到柴火,就顧不得主人滿臉不樂意,把桌子、椅子等家具劈了當柴燒。[59]

時而在路邊看到小村莊,但是所有村莊的房屋全被燒毀,一間也不剩,只剩下殘垣斷壁。這種狀況在北支那是未曾見過的。在進攻南京時,所有的村莊都被燒光了。現在我們看到這番情景,不由得感到是來到了中支那。[60]


圖6 放火燒村[61]

圖7 房子被燒後村民逃難[62]

有時候日軍也會發點善心,決定不燒房子。東史郎談到兩個士兵沒帶武器到離城1000米的地方去徵用軍需品(作者說其實可能是去找女人),結果差點被殺死。

接到報告後,聯隊副官建議放一把火,讓那個村莊化為灰燼。但隊長不同意,理由是燒毀一個村莊易如反掌,但會引發這一帶村民產生反感情緒,不能圓滿地完成安撫工作。凡事要從長計議,放長線釣大魚。[63]

顯然他們考慮的並不是燒村莊是否人道,而是看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即使從平定的情況來看,日軍的燒、殺、搶通常發生在一開始的進攻時期與後來的報復性掃蕩時期。其他時間相對較少。

搶東西

下面我們看幾段東史郎所描述的搶東西的例子。他在1937年12月11日的日記中說,他們來到了一個有錢人家的豪華住宅,裡面有很多價值連城的古玩與字畫以及古代文物。

自稱對文物有眼力的田中一等兵說:“這些珍品展我國從未見過,它的價值簡直就是天文數字”。這番話,讓我看出他已是物慾熏心。他忘掉了這是戰場而在物色值錢的東西。本來我對這些不感興趣,但是在田中古董熱的影響下,我在無錫徵收了名人字畫和署名的兩把扇子,還有在武進徵收了掛軸。扇子兩面分別有左右相反的詩,畫著蝴蝶和花草。掛軸上畫的是皇帝坐在大象背上,落款是道光元年。

田中垂涎三尺地看著這些陶器,置身體而不顧,貪婪地把這些東西塞進自己的背包。田中雖然年方三十七歲,他的背駝著,臉色憔悴,步履蹣跚,老態龍鍾,他比誰都好色貪財。我們都受到他古董迷的影響,把房間裡的陶器洗劫一空。我拿了五件香爐之類的東西和幾個碟子。帶不動的大件物品統統砸爛。田中悔恨自己不是輜重兵,否則就把他眼饞的橫臥大佛像也搬走了。里屋掛著一幅鑲在玻璃框裡的裸體女人油畫,不知是誰在腿襠處畫上了陰毛,又在腿襠處戳了一個洞,並且,另外再畫了一個男裸體像,把好端端的一幅畫糟蹋成了淫穢圖。

天氣寒冷,我們拆下豪華椅子上的包裝布系在腰間,圍在脖子上。這幢房子裡凡是帶不走的物品無一完好,統統被我們砸得稀巴爛。[64]

除了古董與字畫之外,他們平時主要搶的應該是食物與牲畜。

徵用隊哼著歌出去了,然後,手裡提著雞,肩上扛著蔬菜、小麥面等東西,又黑又髒的臉上露出喜悅的笑容,大聲地交談著回來了。[65]

我們逮著了八十只鴨子、三頭豬、三筐鯉魚和鱒魚,踏上了歸途。大家開心地笑著說:“今晚可有好吃的了”。[66]

圖8強徵人[67]

現在我們來看中國人人性中的惡。中國人的報復有時候也較殘酷,但是中國軍隊和老百姓都處於弱勢,所以其人性惡的一方面展現的遠遠不及日軍,當然後面土改時期的情況除外。東史郎在描寫中國軍隊的殘忍時提到了炸毀黃河堤壩,使得不少農民流離失所。他認為這種不擇手段的殘忍的行為,實際上是不可原諒的。對那些悲慘、可憐、無助的農民,蔣介石他們不知道給予無窮無盡的財富的大海,只知道奪取他們的田地、穀物,毀壞他們的家園,使他們陷沒在忍飢挨餓的大洪水中。[68]

東史郎還描述了他們駐地旁邊的路上躺著一個飢寒交迫的老太婆,衣不蔽體,全身已經開始腐爛,眼窩裡生滿了蛆蟲。國軍炸毀黃河堤壩試圖減緩日軍侵略的步伐,但最終也只是減緩而已,對老百姓來說,的確是一場災難。但是和日本人的侵略與殘酷相比,國軍造成的損害遠遠比不上日軍給予老百姓的損害。我們上面所引的東史郎自己的描述已經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不過殘忍也是事實。

東史郎在多處都描述了中國軍隊的勇敢與機智,並造成日軍傷亡的戰況,[69] 但是有一次他描述了中國軍隊將日軍殺死的情況:

被殘酷殺害的三十七名士兵的屍體,讓人慘不忍睹,敵兵的暴行令人髮指。士兵們有的被剜去眼睛,有的被削下鼻子,有的生殖器被割下,有的腦漿迸裂,還有的缺胳膊少腿。他們全被扒光衣服,赤裸裸地躺在那兒。救援隊的隊員們眼噙著哀悼的淚水,心頭燃燒著憤怒的火焰。[70]

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當然是報復,儘管也很殘忍。正如我們能之前說的,戰爭將人性中的惡展現到了極致。

這使我們想到了土改與除奸反特時期的暴力。我在關於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書中已經對土改和除奸反特的暴力有了大量的描述,[71]比如吊打(有時候被打者的屎尿都順著褲子往下流)、用镢柄打、用棍子打、被打得昏過去後用水潑醒後再打、坐老虎凳(壓竹槓)、用烙鐵燒、用燒紅的鐵鍬燙人、用燒紅的火柱捅人、在人身上澆上煤油然後點著將人燒死、在人的手指甲和肉之間釘竹籤、將女人脫光吊起來讓男人去撫摸羞辱、用刺刀捅死、刀劈、刀砍、用石頭砸死、用鐮刀等將人剮死、用剪刀剪人身上的肉,包括生殖器、拿鉗子夾肉、拿剪子割耳朵、用刮蝨篦和錐來剜人的肉等等。周樹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我看著趙文秀(農會主席)用菜刀把一個小職員任登科的一隻手和胳膊給剁下來了,扔到地上還蹦蹦的跳。那台下的群眾看了,都目瞪口呆,嚇的面色蒼白”。[72] 被打死的人有老人、中青年人、男人、婦女、小孩等等。當然還有其他各種折磨人的方法。其殘酷性已經可以和日軍殘殺中國人的時候相比,只不過現在是中國人殺中國人,而且是自己的鄉親。跳井自殺或者被掃地出門之後餓死就已經是比較文明的了。

結論

本文首先討論了為什麼人性是一個普世的現象,包括大家都是人,人性中有善也有惡,善惡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後天的原因。而何時行善、何時作惡則與當時人們所處的環境有關,也即與環境因素與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有關。之後我們特別討論了日本人和中國人在戰爭時期的善,以及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的惡、中國人在土改中的惡等等。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是普世的,既有善也有惡。只要有一個客觀的環境與條件,讓人們能夠發揮自己人性中的惡,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都是可以做到的。為了貪婪與野心,為了取樂,為了權勢與報復,為了意識形態,人們作惡的能力會讓我們嘆為觀止的。在上面關於戰爭中人們的善惡的描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人有時候也是有選擇的。“自我”在權衡了善與惡的後果之後選擇了行善還是作惡。人們對自己的行為並不是沒有任何思考。在善惡的抉擇中,人是有一定的能動性的。問題是如何創造條件讓人們行善而不是作惡。

那麼為了讓人們少作惡或者不作惡,我們就必須注意環境的因素。戰爭使得人性中的惡發揮到了極致。只有避免戰爭以及意識形態等結構性的因素,不讓戰爭發生,不給人們這個最大的作惡機會,才能減少人們被惡所傷害的機會。與此同時,其他結構上的改革,比如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則是在和平時期發揚善、減少惡的最重要措施。

另外正如我在前述討論罪感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中國文化需要建立並加強罪感的概念,要在文化上鼓勵人們不作惡,否則需要承擔惡的責任。只有在結構和文化上對惡予以限制,才能夠減少惡。當然對中國人來講,這是任重道遠的事情。(作者为澳門大學榮休教授)


[1] 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d Declined(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中文。

[2]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王權主義與思想和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頁。

[3] 第三幕第一場。見https://www.bookscool.com/, 上網日期2020年1月10日。

[4] 見上引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第181-182,394頁。

[5]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3-54頁。

[6]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第482-670頁。

[7] 見本人“中國文化需要建立‘罪感’:從日本人對侵華戰爭的反省談起”一文,待發表。

[8] 見前引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王權主義與思想和社會》,第131頁。

[9] 同上,第130-31頁。

[10] 前引Pinker書的第八章。

[11] 東史郎(著),《東史郎日記》(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序”,第1頁。

[12] 見前引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王權主義與思想和社會》,第130-31頁。

[13] 關於弗洛伊德的理論,可見Peter Gay 主編The Freud Reader(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9), 第654-55,741頁。

[14]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413頁。

[15] 見Timothy Brook (卜正民),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合作:戰時中國的日本代理與地方精英)(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年),第94頁。

[16] 石田米子、內田知行,“山西省的日軍‘慰安所’和盂縣的性暴力”,載於石田米子和內田知行所主編,《發生在黃土村莊裡的日軍性暴力:大娘們的戰爭尚未結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99頁。

[17] 見上引Timothy Brook (卜正民),Collaboration,第36-37頁。參考潘敏對此書的翻譯本,《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9-50頁。

[18] 石島紀之,《中國抗日戰爭史》,鄭玉純、紀宏(譯),張珠江(較)(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3-24頁。

[19] 見前引石田米子、內田知行(主編),《發生在黃土村莊裡的日軍性暴力》,第55頁。

[20]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142,204,278-82頁。

[21] 同上,第213頁。

[22] Aaron William Moore,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第87頁。譯文屬於本書作者。也見第123頁其他場合日軍的屠殺以及日軍士兵對此的不滿。

[23] 同上,第151頁。

[24] 李金田對劉春生的訪談。

[25] 關於日本人寧可自殺也不願意投降這個問題,我在前述關於中國人需要建立罪感文化的文章中會再涉及到。

[26] 黃紹竑,《黃紹竑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8頁。

[27]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196,350-53,357頁。

[28] 同上,第480頁。

[29] 同上,第476頁。

[30] 見池田惠理子,“田村太次郎描寫的戰場上的性:山西省日軍支配下的買春和強姦”,載於前引石田米子、內田知行(主編),趙金貴(譯)《發生在黃土村莊裡的日軍性暴力》,第260頁。

[31] 見丁玉山(著)《太原保衛戰瑣記:太原五百完人成仁四十週年紀念》,(臺北:丁玉山發行,1988),第517-519頁。

[32] 關於兩人的故事,見“石評梅故居展室圖文介紹”,載於平定縣史志辦公室編《平定史志叢刊》專輯,2003年1月,總第46期。上述周恩來的話,見第30頁。

[33] 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平定縣委員會(編)《平定文史資料》第十輯,石評梅專輯(下),1994年。

[34] 轉引自李恩涵,“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年6月。第7頁。

[35] 同上,第4,7頁。

[36]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305頁。

[37] 同上,第37頁。

[38] 田島清(著並出版)《中國戰線寫生兩集:來自戰場的記錄》。日文版。

[39] 同上,《東史郎日記》,第66頁。

[40] 同上,第77頁。

[41] 同上,第141頁。

[42] Aaron William Moore,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第90,150頁。

[43] 同上,第107頁。

[44] 同上,第118,123頁。

[45] 前引田島清(著並出版)《中國戰線寫生兩集:來自戰場的記錄》。

[46] 同上,《東史郎日記》,第141頁。

[47] 同上,第395頁。關於日軍強姦婦女的情況,也見143,264,321,424頁。

[48] 前引石田米子、內田知行(主編),趙金貴(譯)《發生在黃土村莊裡的日軍性暴力》,第2-3頁。

[49] 同上,第43頁。

[50] 前引田島清(著並出版)《中國戰線寫生兩集:來自戰場的記錄》。

[51] 前引田島清(著並出版)《中國戰線寫生兩集:來自戰場的記錄》。

[52] 同上石田米子、內田知行(主編),趙金貴(譯)《發生在黃土村莊裡的日軍性暴力》,第103頁。

[53] 同上,第55,62-63頁。

[54] 比如同上第100-101,106,135頁。

[55] 同上,第44-49,65-67頁。

[56]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137頁。

[57] 同上,第143頁。

[58] 同上,第154頁。

[59] 同上,第249頁。

[60] 同上,第452頁。

[61] 前引田島清(著並出版)《中國戰線寫生兩集:來自戰場的記錄》。

[62] 同上。

[63]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255頁。

[64] 同上,第176頁。

[65] 同上,第417頁。

[66] 同上,第481頁。

[67] 前引田島清(著並出版)《中國戰線寫生兩集:來自戰場的記錄》。

[68] 前引《東史郎日記》,第427頁。也見第449-50頁更多的關於這場洪水災難的描述。

[69] 比如同上,第359-361,363-64,413頁。

[70] 同上,第262頁。

[71] 見本人《生死存亡12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待出版)。

[72] 見周樹基回憶,“我家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個人收藏文。 周先生的女兒2014年為他出過一本文集,《耕耘集:周樹基回憶錄》,不過沒有出版社的標識。裡面的第120-27頁即是這篇文章。該引文載於第122頁。周先生1995年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廳局級總會計師職位上退休。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02日 来源时间:2021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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