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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我的母親

作者:温家宝   来源:澳门日报  已有 649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媽媽走了。她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人間,回到生養她那片土地上。

媽媽還在,她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活在她深深愛著的學生們中,活在她眷戀的鄉親們中。

媽媽名叫楊志雲(曾用名楊秀安),1921 年農曆 11月 14 日生於天津北郊宜興埠。父親楊鳳翔(作者的姥爺,編者注),是名村醫,靠開個小藥鋪維持生計;母親楊馬氏(作者的姥姥,編者注),家庭婦女,不識字。

媽媽可能是姥爺、姥姥領養的孩子,人們都這麼說,可媽媽至今不肯講。姥爺、姥姥待她像親閨女一樣,誰也不願再提這段往事。


20世紀90年代,作者的父母在北京西城區文津街舊宅合影

媽媽生在苦難的時間和苦難的地方。

宜興埠是津北重鎮,自古是由津門去寶坻和冀東的必經之路,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攻守天津的軍事要地。

近代以來,由於內憂外患、戰亂不斷,宜興埠長期處於災難之中。媽媽童年時,家鄉已是窮苦不堪、民不聊生的鄉村。村子裡是土道、土房、土炕,莊稼畝產不足百斤。

人們多從事蕎麥皮、麻杆、秫秸、香草等買賣,艱難度日。

一首民謠道出了當時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經商、家中無米湯,孩兒哭叫餓、女人淚汪汪,麻杆換來玉米麵,糊弄肚皮度饑荒。

1936 年,姥爺因病去世,年僅 45 歲。藥鋪靠姥姥一人經營。姥姥請了山東兩個姓趙的夥計,幫助料理藥鋪。除開藥鋪外,還租了“聾十爺”(姓楊的一戶地主)的 10畝地。

那年 10 月,日本侵略軍在天津郊區進行了奪取平津的“假想敵”式的大規模演習。六七千名日軍從宜興埠外西北到東南,形成半月狀弧形包圍圈,槍聲、炮聲大作,許多莊稼和農田被毀。老百姓不敢出門,莊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無著。

1937 年 4 月 22 日,日本侵略軍全面侵佔華北的戰爭迫在眉睫,決定修建臨時飛機場,為向天津空運兵員和物資做準備。地址選在宜興埠村東南。當時許多農田被毀,許多農民被抓去幹活,使宜興埠又一次受到損害。“七•七”盧溝橋事變,標誌著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的開始。

1937 年 2 月至 1938 年 1 月,父親在宜興埠士范小學任教。這期間,父親和母親戀愛結婚。1938 年 4 月,父親考入國立北京師範學院(後改為北京師範大學)文科史地組(後改為史地系)。那一年媽媽生了第一個兒子,爺爺給他起名光華(光復中華之意),不幸僅活了一歲,因患肺炎而夭折。

1942 年 9 月 15 日(農曆八月初六),媽媽在國難中又生下了我。爺爺心疼,給我起名“家寶”。那一年,日寇在華北大掃蕩,津北一帶也成了他們“清鄉”和實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 月的一天,一股日寇進入宜興埠,將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廣場,四周架起機槍對著村民,威逼交出八路軍。媽媽抱著剛出滿月的我擠在人群中,驚恐萬分。鬼子吼叫著,揚言不交人就開槍。場院一片寂靜,媽媽怕我哭鬧,把我緊緊抱在懷裡。

在兵荒馬亂中,藥鋪開得不安寧。偽軍、國軍常來騷擾。一天下午,媽媽正在屋裡靠著窗戶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隻狗臥在外面窗下,媽媽並未看見。突然來了一群偽軍,開槍把狗打死。媽媽埋頭洗衣服,沒看見外面發生的一切,槍聲把她驚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說不出話來。我被嚇壞了,緊緊抱住媽媽,躲在她背後。這時,只聽到外邊一片狂笑聲。

1948 年 12 月,平津戰役進入第二階段,解放軍攻打天津。國民黨守軍為了空室清野,掃清射界,下令放火燒毀了津北 70 多個村莊的農舍,致使 14 萬村民毀屋喪家。宜興埠被燒民房 200 多間。爺爺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燒為灰燼,1926 年辦的士范小學也被燒得蕩然無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藥鋪沒有倖免。

已是年過半百的姥姥隨村民倉惶逃難,在路上把隨身帶的一點積蓄全部丟失。看著經營多年的小藥鋪沒了,家沒了,又身無半文,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她悲痛欲絕,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於1949 年逝世,終年 51 歲。

那些日子裡,媽媽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顧我,還要處理小藥鋪的後事。我看得出來,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難過。

媽媽好強、自立、向上。

解放前,為了苦苦支撐起這個家,媽媽到處找工作,先後在宜興埠士范小學、天津縣七區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來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戰勝利前後(1944年 7 月至 1946 年 7 月),她曾在天津“馬大夫醫院”護士學校學習,後因我無人照管而辭職。

媽媽上學不多,為了找工作,曾上過師範專科學校培訓班、簿記夜校。三十多歲的人,又要操持家務、管教孩子,又要上課、寫作業。1954 年,她忍痛離家,和一群年輕人赴甘肅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學當一名教師,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 12 歲,剛上初中。爸爸上班,無暇照顧我,晚上還要和爸爸一起做飯。就在那時,我學會了蒸窩頭、熬稀飯。三歲的妹妹寄養在五姑奶奶家。

媽媽 1959 年到東門裡小學擔任語文教師兼班主任。她年輕時讀書多,語文基礎堅實。她的學生于亞回憶:

我們語文課一直由楊老師教。同學們很喜歡上她的課,從拼音識字開始,到讀書作文,每堂課都講得清清楚楚。朗讀課真的把人帶入課文中,幾遍下來基本上就能背誦了。她腹有詩書,最愛講故事,讓同學們懂得做人的道理。

學生孫秀庭回憶:

楊老師為我們打下的基礎異常嚴格、扎實。記得老師有一根教鞭,至今它點在黑板上的“噠噠”聲有力地迴響在我耳邊。往深處理解,老師在教授知識的同時,潛移默化地給我們灌輸做人的道理,處事的準則,漸漸地,我們班具備了一種班風:它是被學習的風氣引導的、自覺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質的。

于亞問:我們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種為一個信念獻身的精神?

我說有,會為某種崇高美而感動。如果為一個正義的事業去戰鬥,即使獻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這個年齡仍然是這樣。孫秀庭答。

媽媽到了九十多歲高齡,她的學生仍然惦念她。他們在事業上有成就了,但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還經常提到楊老師:

我們的楊老師到了人生九十多的高齡,我們仍然是有老師在的孩子,這是我們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學生們這樣回憶老師。

媽媽是個極富同情心的善良人。

媽媽同情窮人。

宜興埠廟前鄰居韓家是貧農,孩子多,生活困難,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結核。媽媽從年輕時就和他們家是朋友。解放後,韓家只有一對姊弟(韓玉琴、韓富奎)在天津。媽媽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況下,照顧這對孤兒,直到姐姐在國棉七廠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 35 中畢業,當上體育教師。韓富奎在 35 中上學時無處可住,媽媽讓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來擁擠不堪,又添了個大小夥子。

我家居住的西門裡大街達摩庵前胡同,是社會底層市民生活的地方,他們都靠勞動和經營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強度日。隨著時間的變化,這裡的房屋愈來愈破舊,道路愈來愈泥濘,胡同越來越混亂,居民越來越擁擠。

剛搬來時,胡同裡來了一戶讀書人家,人們相待都很客氣。稱父親“溫先生”、母親“楊老師”。父母親為人老實,待人謙和,與每家相處得都很好。

房東劉奶奶,孤身一人,無親人照顧,靠租賃院裡兩間房子和一點積蓄為生。我家租住院裡靠外的一間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媽媽對老人很好,房租雖貴些,但一直按時付款,還時常給老人送點東西。院落、茅廁、廚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間,我家被“疏散”到農村;“文革”後又回到這裡,直到街區拆遷才搬家。

胡同鄰里許多人家都是媽媽的朋友。他們當中有蹬三輪車的、開拔絲作坊的,開醬園的,還有孤兒寡母。父母與他們交往不深,但彼此相處是熱情真誠的,有時還互相幫助。這裡沒有職業和文化的隔閡,沒有虛情假意。多年來,父母沒有與一戶人家鬧過不和。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當家裡受難時,街坊悄悄同情我們,在晚上沒人的時候撕去胡同裡給爸爸貼的大字報,沒有一戶落井下石的。

記得,那時家裡飯菜很簡單,每頓飯一般只有一個菜,很少吃肉。有時讓我到肉鋪買上兩毛錢肉,還要說明要肥瘦,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節喜慶之日,家裡吃頓“撈面”,媽媽總是端著滿滿一碗麵條,放好炸醬和菜碼,給鄰居一家家送去。這是媽媽對鄰里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熱忱。

附:

深切懷念尊敬的奶奶

呂國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忽聞奶奶啟西行,

泣不成聲夢更驚。

奶奶音容笑貌在,

我喚奶奶語輕輕。

亂局亂時半世紀,

度荒度災幾磨難。

宅心仁厚彰慈善,

援手義勇師聖賢 !

精勤治學更求真,

言教身傳誨語諄。

督導兒孫盡使命,

親民愛國最堅貞 !

備茶談笑情關切,

把手送迎憐愛悠。

喚我小呂卅五載,

我思奶奶一千秋 !

(作者自1985年開始與奶奶相識,一直得到奶奶深情關懷)

媽媽一生簡樸,活得清白。

解放後,1950 年,爸爸、媽媽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幾平方米的一間小屋,可謂家徒四壁,身無分文。爸爸的工資每月僅 37 元,可光房租就要 8 元(一袋麵粉錢)。這間小屋伴我們全家幾十年,其間家裡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媽媽省吃儉用,我們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就是這樣,工資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還要借點錢。那時,爸爸有個小本子,專門記帳用的。

我從小就知道生活的艱辛,簡樸的生活習慣貫穿一生。

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媽媽給我做了雙新布鞋。那天,我高興地穿上新鞋上學,不巧下學時正趕上大雨。我到家時,媽媽冒雨倚門等候,遠遠望著我光著兩腳走路,手裡抱著那雙新布鞋。她趕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摟在懷裡。在雨中,我望著媽媽,她流淚了,滿臉是淚水和雨水。

人窮志不短,媽媽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也嚴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記得天津剛剛解放,城裡無安身之地,家鄉房子已毀,爸爸、媽媽帶著我回到宜興埠,暫借一遠房親戚的一間房子住,我在爺爺租用村中楊家下場倉庫作校舍的士范小學繼續上學。

一天,我在街上撿了一分錢放在衣兜裡,被媽媽發現了。她邊打邊問錢是哪兒來的,竟把一個掃帚打散了。從那時,我就懂得一個道理,不是自己的錢一分不能要。這個道理我記在心裡幾十年,一次都沒違反過。

妹妹比我小 9 歲,她上幼稚園經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學回家,她帶回了一個布娃娃。媽媽追問她是從哪兒拿來的,她只是哭,硬是說不清楚。媽媽讓我帶著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園裡。到幼稚園才弄清楚是園裡給每個孩子發的。

媽媽脾氣不好,對孩子從不溺愛,十分嚴厲。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在我小時候對我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

媽媽是把這樣的事情作為道德的根本,嚴格要求全家。天津剛解放那年,爸爸考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時間。當時,正值私營工商企業改造時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營工商企業者打交道。媽媽非常警覺,經常囑咐爸爸千萬不能收人家任何錢和物。爸爸非常老實,從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錢,結果,在以後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自身乾乾淨淨。

媽媽一生結交的都是同事、鄰居、普通百姓,從未高攀過一個當官的。1978 年在農村待了近 10 年才得以落實政策,回到原來的家——達摩庵前胡同那間狹小破爛的小屋,在這裡一住又是 15 年。1985 年我調入中央,媽媽從未因我的升遷向組織提過任何要求,更沒有打我的旗號給家裡辦過任何事情。媽媽和爸爸一生從事神聖的教育事業,全靠微薄的工資度日,死後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和積蓄。

媽媽堅強而有主見。

從我記事時起,就看到家裡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艱辛、坎坷。他經歷新舊兩個社會,在滄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終於也沒有逃脫政治的漩渦。1959 年“審幹”期間,因“歷史問題”,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位,被“限制使用”。開始在農場勞動,後來到校圖書館工作。那些年,家裡仿佛出了大事情,媽媽憂心忡忡,又要勸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落在我們家中。爸爸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停發工資。大字報從家門貼到胡同。媽媽從自己不多的工資中,先給爸爸留足伙食費,自己親自送到學校。她不放心這點錢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讓造反派給收條為據。1970 年,全家又被強制疏散到農村。先是要全家到內蒙古五原(妹妹當時在通遼下鄉),當時父母已年過半百,實難帶幼子適應那裡的環境。經反復交涉、多方聯繫,後改遷到天津市北郊區小澱公社勞動,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幫”後,爸爸調到天津北郊區宜興埠九十六中學做教員。

1978 年 11 月 5 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作出關於父親政治歷史問題的覆議意見,認為“文革”期間的審查,“未發現新問題”。1979 年 6 月 26 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又撤銷 1958 年作出的《關於對溫剛限制使用的意見》。1982 年辦理退休手續,1986 年改為離休。

父親能忍,但有個性。我剛滿周歲時,正趕上日寇清鄉、掃蕩,行人過道卡,均要嚴格盤查,不准帶一粒大米。有一次,媽媽因奶水不夠,讓父親買點米帶回家。天黑了,爸爸懷揣一包大米過路卡,日寇持槍盤查,非要搜身不可,父親寧死不依,差點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間,父親被關在學校,經常遭受野蠻的“審訊”和打罵。一天,造反派一拳將父親的臉打腫,眼睛被“封”得看不見東西。父親忍無可忍,指著心口說:“小子,朝這兒打!”

他雖然有些倔強,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變得更加少言寡語。沒事時,經常抄寫古詩詞或報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悵之情。

媽媽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窺見他內心那些難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從不埋怨父親,反而總是寬慰和體貼他。他們相濡以沫七十五載。

父親沒有留下什麼,他把艱辛、苦痛和摯愛都帶走了,走得那麼安詳,仿佛這個世界就給他這條路。

媽媽教我做人。

媽媽愛讀古書,經常給我講岳飛、文天祥、諸葛亮等歷史人物的故事,也講我熟悉的長輩往事。她做家務時,我常纏在她身邊,她邊做活邊給我講故事。媽媽常說,人要努力、向上。她總是把做人、志向、責任同刻苦、認真結合起來,使我深切懂得人不僅要有作為,首先要學會做人。媽媽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我的心。我常邊聽邊落淚,下決心為國家和人民而努力學習,做一個有氣節、有學識、有本領的人。每每憶起媽媽說話的神情和至今難以忘卻的話語,我從心中油然萌發一種崇敬和感激之情。

對於我擔當大任,媽媽是憂慮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親的兩封信。一封信寫在 2003 年 11 月,我剛擔任第一屆總理的時候;一封寫在 2007 年 10 月,我即將擔任第二屆總理的時候。

第一封信寫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沒有任何靠山,家裡更不用說了,得來多麼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很難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萬記住孤樹難成林。”

第二封信寫道,“過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換來的,來之不易。後五年的工作是艱難複雜的,繼續保持,談何容易。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百姓,經濟又是這麼錯綜複雜,許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達到一半,就謝天謝地了。這麼多事,你一個人肩膀有多寬能承受得住?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濟,平平穩穩渡過五年難關。”

媽媽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國家身上。她每天看新聞,瞭解國內外大事。她從不過問我的工作,但經常用各種方式告訴我群眾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 年 2 月 2 日,我在英訪問期間,專程到劍橋大學發表演講。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劍橋禮堂座無虛席。我演講的題目是《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我以充滿感情的話語,向師生們介紹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演講博得陣陣掌聲。

臨結束時,出現一個“插曲”。一名西方模樣的學生擾亂會場,大喊大叫,並向主席臺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為所動,表現出冷靜和鎮定。會場安靜後,我講道:“這種卑鄙的伎倆,是不能破壞中英兩國人民友誼的。”“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是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擋的。”我的話引起會場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我不知道就在這一刻,坐在電視機前收看電視直播的母親,因擔心兒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腦血管栓塞,從此視力減退、說話困難、行走不便。那一年母親已 88 歲高齡。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 28 年,其中擔任總理十年。對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做官”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謹,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受事之始,即常作歸計。

退休之後,回到媽媽身邊,我的心情很高興,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又感到難受。八年來,我很少外出,經常陪伴她。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媽媽的愛,媽媽的恩情是無法報答的。她的許多教誨已經滲透到我的細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們之間許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誠、樸實和善良的情感和心靈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難中的勇氣,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就可以窺見他的真實。我同情窮人、同情弱者,反對欺侮和壓迫。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我為此呐喊過、奮鬥過。這是生活讓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媽媽給予的。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19日 来源时间:2021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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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7用户名:游客

评论:中國萬嵗。陳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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