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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三)

作者:榮劍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147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三)

二、革命是世紀的創造還是毀滅?

把20世紀界定為革命世紀,這在中西史學界應該沒有多大爭議。霍布斯鮑姆曾經描述過,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歐洲社會主義黨派依靠他們國家正在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支持以及受到他們最終勝利的歷史必然性信念的鼓舞,似乎都在等待戰爭的爆發,從而將世界戰爭毫無意義的苦難轉化為更加積極的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下誕生的,

十月革命在現代歷史上創造了迄今為止最令人驚歎的組織化的革命運動。自從伊斯蘭教在其創教時期的征服以來,十月革命的影響在全球的蔓延無與倫比。在列寧到達彼得格勒芬蘭車站後僅僅三四十年,三分之一的人類就發現自己生活在某種政權制度中,這種政權制度直接源於「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列寧的組織模式和共產黨。[1]

汪暉當然同意20世紀是革命世紀這個判斷,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在20世紀與19世紀劃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內外條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內容、革命的主體、革命的目標、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發生並持久化的區域、革命對世界格局的改變。」[2]但汪暉不滿意霍布斯鮑姆沒有將中國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並列為決定20世紀歷史走向的兩個核心事件,也就是沒有把中國革命置於20世紀的中心位置來思考。在他看來,「20世紀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即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也可以理解為對抗海洋資本主義的陸地革命,這兩場陸地革命由充分汲取了海洋能量的新勢力所推動,不僅抵抗外來侵略或殖民統治,而且也改變內陸秩序的革命。」

這一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成果便是中國作為現代政治主體的誕生,從而現代中國的主權和內外關係不能一般地從連續性的角度加以論述,而必須將這一「連續性」置於抵抗帝國主義入侵與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加以探索。[3]

按照這個說法,霍布斯鮑姆顯然犯下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他只是把中國革命視為繼承十月革命的一個特殊形態並長期受制於列寧主義邏輯,而且,和他犯下同樣錯誤的肯定可以在西方史學界列出一長串的名單,包括被汪暉經常引述的巴迪歐,因為他們都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及其對20世紀的支配性作用,「沒有考慮全球權力中心的移動對於全球及其不同地區的巨大影響。」[4]

從中國革命的世界歷史性質出發,汪暉不僅是要為中國革命爭取到一個在20世紀中的中心位置,而且還要為中國革命塑造出其普遍性的形式,即中國革命所開創出來的「獨特時勢」對其他國家的示範意義,尤其是在蘇東體制崩潰之後,中國革命在他的心目中足以取代已經壽終正寢的十月革命而成為新的世界革命的楷模。但是,汪暉在確立這樣的理論自信時,他也不得不面對20世紀由十月革命所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失敗的歷史」,以及由俄國和西方知識界所共同開展的關於十月革命的「原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什麼失敗的討論。面對這樣的現實,汪暉有他自己的辯護策略;他絕不認可「當代左翼」以「失敗」為起點來重申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及其原則。「失敗」既不是一種戰略性退卻,也不是一種策略性的挫敗。「失敗」的表面形態是作為革命成果的20世紀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不復存在,但中國、越南和其他仍然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正在捲入全球資本主義進程,這些歷史性變化在汪暉看來,並不代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他寫道:

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但這是一個「失敗」嗎?如果不是或至少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敗」,那麼,如何估價其成就?深入地總結失敗的教訓與重估其成就本來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價其成就甚至比承認其失敗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難。[5]

這段話看起來就像是汪暉的一個悲情告白,他是要在革命已經蛻變為「幽靈」的時候重新為革命招魂。

就像汪暉說「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也沒有人否定十月革命對20世紀歷史的重大影響。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無法忽視十月革命給20世紀的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創造與毀滅、進步與破壞、肯定與否定的歷史作用,包括汪暉為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所提供的辯護──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擴展了沙俄帝國的領土、人口和權力,完成了工業化,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都可以為不同立場的歷史研究者所接受。誠如美國自由主義憲法學家布魯斯.阿克曼所說:「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關鍵問題上存在分歧(而分歧的程度取決於作為特定革命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版本)。但是,分歧不應當遮蔽住他們共同的啟蒙理想──普羅大眾經由動員起來的理性行動,即可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6]20世紀的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的不同地帶形成持續的廣泛的影響,並深刻地改變著特定的地緣政治關係乃至整個世界格局,就是因為20世紀的革命一直延續著法國大革命所賦予的革命正當性和道德性。

馬克思所強調的「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不僅僅是對19世紀以來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動員,也是對20世紀以來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運動的思想啟蒙。作為共同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革命譜系的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肯定是屬於20世紀革命史上兩個影響最大的革命,汪暉把它們稱之為「漫長的革命」並拒絕承認1991年是其失敗的標誌,可以視為是一種堅定的革命信仰。他就是依據這種革命信仰批評巴迪歐僅僅只是把共產主義作為一個假設,而且「共產主義假設」是以對失敗的確認為前提的,承認了「第二個革命序列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群眾民主、列寧主義、先鋒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有效。」[7]對於巴迪歐的這種「失敗主義」主張,汪暉是絕不會苟同的,他拒絕承認革命的失敗,也拒絕對革命進程中持續存在並最終導致了革命失敗的那些「失誤、挫折和悲劇」進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他始終堅信:「中國革命發展了對於失敗與勝利的豐富思考,這些思考也從革命進程內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視野也就難以把握失敗與勝利的辯證關係。」[8]按照汪暉這個「勝利的哲學」的邏輯,蘇東體制的崩潰未必就是十月革命的失敗,而十月革命的「失敗」未必就是中國革命的終結,中國將繼續進行「漫長的革命」。

如何認識革命在一個特定世紀中的位置和影響並評價其得失?在21世紀的時代條件下,是繼續賦予革命作為社會變革和發展的主要方式?還是對歷史上的革命及其後果做實事求是的研究與批判性的反思?這是兩種價值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觀。為此,可以從大革命的發源地——法國開始思考。法國不僅創造了大革命的歷史,也創造了一個持續幾代人以革命為使命的左翼陣營。從薩特那一代左翼知識人開始,他們宣揚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對法國的哲學、文學、歷史學和其他學科形成了空前的優勢,正如雷蒙.阿隆所看到的那樣:「法國被認為是左右對立的故鄉。當『左派』、『右派』之類的術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仍很少出現在英國的政治語言中時,它們在法國早已取得了合法身分。在法國,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於溫和的或保守的黨派也絞盡腦汁從對手的詞彙中借取某些修飾語。人們比試著誰最有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9]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法國左翼知識人在戰後幾十年裡始終保持著對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學術和情感支持,在蘇聯體制徹底暴露出極權主義的本性之後,他們又把支持的熱情轉向中國,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達到了高潮。美國學者理查.沃林觀察到: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開始迷戀中國文化大革命,迷戀毛澤東思想,「毛主義的魅力最初只是一種邊緣現象,然而,這種魅力很快就以參與者自己都無法預料的方式轉換為一種普遍的文化政治陶醉。在某種意義上講,好像整個巴黎都被蔓延的毛主義所控制。」[10]如果汪暉的著作能在這個時候進入法國,我相信會贏得大多數法國青年的喝彩,因為那時在法國流行的關於中國的各種故事都是想像的產物,它們遠遠達不到汪暉精心構造出來的理論敘事水準。

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是中國革命和毛主義在西方世界引發的唯一一次具有國際影響的事件,它培養了諸如巴迪歐、福柯這樣激進的毛主義者。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也就是在1991年之前,法國左翼就開始了對紅色革命及其政治成果的反省與批判。法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這本重要著作中指出了法國思想界的重大轉變:「這個時候,批評蘇聯極權主義,或者更寬泛地說,批評一切自稱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已經不再是右翼思想界的專利(或準專利),它也成為左派思考的主題了。」「重要的是,左翼文化一旦接受思考事實,也就是說從它自身價值方面去思考20世紀共產主義經驗構成的災難,就不得不批判它自身的意識形態,批判它的闡釋,批判它的希望和它的那些所謂合理化的建議。」[11]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轉變,就不難理解從薩特一輩的左翼知識分子到「五月風暴」時期成長起來的毛主義者,為何會先後不約而同地開始從共產主義的迷幻中走出來了。阿隆顯然代表著這個時期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他認為:

右派與左派,或者說法西斯偽右派和蘇聯偽左派難道沒有在極權主義中相匯合嗎?人們對此可以說,前者的思想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義,而後者的思想則源自革命的理想主義。而且,前者從根本上說強調特殊性,強調民族或種族的因素,而後者以一個歷史選定的階級為出發點來強調普遍性。但是,號稱是左翼的極權主義在革命發生三十五年之後,……繼續否認各種自由的和個人的價值觀念,而這些價值觀念是啟蒙運動在反對權力的專斷和教會蒙昧主義的過程中力圖宣導的。[12]

汪暉對於來自於傅勒或阿隆的批評可能會不以為然,他們畢竟是在站在自由主義的右翼的立場,以「修正史學」的觀念來挑戰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左翼話語體系,但法國左翼從1980年代開始的對法國大革命「神話」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會不會給予汪暉以思考和警醒呢?1989年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這個舉世矚目的慶典未公開宣布的主題是:「大革命結束了。」[13]這個主題讓人馬上回想起拿破崙於1799年12月15日當選法國首席執政官後所作出的承諾:「革命結束了。」[14]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阿爾貝.索布爾在他的著作《法國大革命史》中認為,所謂「革命結束了」,是波拿巴保證既不復辟王政,也不恢復共和二年的民主制度,「他使貴族與資產階級秩序,教會與新國家重歸於好,實踐了1789年的諾言。」[15]但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年之際,「大革命結束了」的含義早已超越了貴族和資產階級妥協的層面,而是回到了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最核心的價值:《人權宣言》中所宣揚的理想。兩位法國編輯在1989年為年鑒學派第四代人物羅傑.夏蒂埃的著作《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所寫的導言中指出:

它向這個國家──乃至向世界,呈現了法國最終與自己達成和解的圖景:一個安享人權(它們構成了法國真正的革命性遺產)的民族,一個篤信法國制度的成熟,並準備迎接新歐洲秩序的挑戰和機遇的民族,一個堅定地讓整個國家為民主信條獲得普遍尊重而獻身的民族。它宣稱民主信條是自己對世界各個民族最根本的貢獻。[16]

從「大革命結束」的主題出發,必然意味著對法國大革命的根本性反思,以及對法國傳統的革命史研究的學術霸權結構──以勒費弗爾和索布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觀的某種修正或挑戰。革命史觀對革命的暴力性質和恐怖主義一直抱有寬容態度。比如索布爾就認為:「暴力的必然性;暴力與革命是不可分開的,同社會階級的衝突也是緊密相連的;分析暴力的發生,就是解釋『革命的進程』。找出暴力的倫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17]所以說,法國革命史學和它的研究對象一樣,長期處在一種激進狀態,法國大革命最血腥的一面也始終沒有在史學領域得到根本清算。由此導致的後果是,不僅法國的社會演化進程為激進主義所主導,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革命的暴力路徑及其和戰爭的內在關係。傅勒指出:「俄國畢竟是從法國和19世紀的思想那裡繼承了革命選擇——歷史學的不同話語卻在這兩種革命之上走到一起了,互相感染了。布爾什維克的前輩是雅各賓黨人,而雅各賓黨人扮演了共產黨人的前身。」[18]美國學者托尼.朱特在評述法國革命史觀何以能長期主導20世紀法國思想走向時也精闢地指出:「誰能『控制』法國大革命的闡釋權,誰就能控制法國,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後的法國搶占有利位置,主導關於政治合法性的論爭。」[19]由此可見,對於自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以來十年的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和政治理論與實踐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此後的兩個世紀裡,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和左翼陣營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權威解讀」,為世界各地的激進主義主張制定了意識形態綱領。

 1989年,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儘管法國還存在著「對誰結束了」和「結束了什麼」的問題,但正如夏蒂埃在《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法國大革命無論如何不能被貶損為它所使用的或授權的暴力,但必須深刻反思大革命暴力的自發形式,以及國家壟斷合法地使用暴力的發展趨勢,對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所造成的巨大破壞。[20]法國大革命應該結束的就是革命的神話,結束以革命來形塑20世紀的暴力形式,以及結束賦予羅伯斯庇爾主義以革命信仰的崇高地位,讓大革命的受害者來取代羅伯斯庇爾、丹東、聖茹斯特這些革命英雄而成為革命反思的主角。這個時候,顯然需要重溫艾德蒙.柏克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時所發出的警示:「使光榮革命成為安定之母,而非孕育下一次革命的溫床。」[21]

對法國大革命持續兩個世紀的反思,是否能為反思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提供重要啟示?在1989年「法國大革命結束了」之後,1991年是否意味著「十月革命結束了」?汪暉在他的著作中對此作出了完全否定性的回答:「20世紀則是由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所界定的。這兩場革命不僅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且也將各自的革命道理理解為全世界探索未來的偉大嘗試,從而激發起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俄國與中國的讚揚與詛咒、支援與遏制、熱愛與敵視。」[22]因此,在汪暉看來,所有關於十月革命結束、終結、失敗的觀點,都不過是對於革命的反動大潮中所掀起的幾朵浪花,包括「告別革命」的口號,也不過是「美國版的『歷史終結』命題的亞洲版表述」。汪暉為十月革命所提供的辯護以及他對中國革命為什麼能夠成功的確證,存在著傅勒所指出的那個意識形態頑疾:「還是一種關於起源的敘事,還是一種身分話語」[23],也就是特別強調十月革命區別於歷史上所有革命的不凡身世,用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身分定位塑造其比「資產階級革命」更為優越的道義性和正當性。他對中國革命基於「獨特時勢」以及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兩個薄弱環節中脫穎而出的系統描述,是旨在建構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種新的身分話語:「中國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創新堪稱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之一。」[24]基於這樣的判斷,十月革命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種國家版本,在它們各自進程中所製造的遠比法國大革命更為殘酷和血腥的歷史,都被汪暉忽略不計了。革命史觀在汪暉新的理論包裝下,依舊閃爍著那令人崇高又令人生畏的光環。

革命是世紀的創造還是毀滅?基於不同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肯定會有不同的結論。「革命結束了」針對的是法國大革命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革命從正面推動社會和時代進步的同時也製造了國家和社會的災難性後果,更重要的是,革命並未一勞永逸地解決專制政權束縛和扼殺人性的問題,革命在打碎舊世界之後並未普遍建立起一個新世界。就像阿倫特的描述:「十月革命對於本世紀的深刻意義,與法國大革命對於其同時代人的意義一樣,先是使人類最美好的希望轉化為現實,然後又讓他們徹底絕望。」[25]這就是革命的悖論,革命在創造的同時也是在毀滅,在粉碎舊的國家專制機器的廢墟上又建立起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國家專制機器。


[1]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頁42。

[2]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0。

[3]    同上書,頁60。

[4]    同上書,頁18。

[5]    同上書,頁373。

[6]    [美]布魯斯.阿克曼,《自由革命的未來》,黃陀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序言〉,頁XVII。

[7]    參見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72。

[8]    同上書,頁75。

[9]    [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呂一民、顧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頁4。

[10] [美]理查.沃林,《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北京:中國編譯出版社,2017),〈序言〉,頁5。

[11]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61。

[12] [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頁13。

[13] [法]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慶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頁4。

[14] [法]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馬勝利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432。

[15] 同上書,頁433。

[16] [法]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頁4。

[17] [法]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頁463。

[18]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頁53。

[19] [美]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20世紀》,章樂天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6。

[20] 參見[法]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頁180。

[21] [英]艾德蒙.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馮麗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頁53。

[22]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63。

[23]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頁53。

[24]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410。

[25] [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頁49。

发布时间:2021年09月16日 来源时间:2021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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