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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 中美叙事之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作者:王义桅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已有 357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内容提要

西方对中国最大误解集中在文明型国家和共产党中国上,最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神话。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为此,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在中国国内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消除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的赤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观是赢取叙事之争的关键,也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美叙事之争的目标不是赢,不为争,最终还得消除中美间的误解和隔阂,化解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展开中美和全球治理对话,凝聚中美共识,寻求中美共情。

【关键词】: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叙事之争;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照,加剧了西方的对华焦虑。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西关系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增强,双方甚至进入“同质竞争”层次:以欧洲“新产业战略”和拜登“重建美好未来”计划为代表,西方开始搞“师华长技以制华”,将“中国制造2025”作为其积极干预市场、推动实体经济重振的政策模板。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已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并从全球化核心技术之争向标准之争、规则之争等软实力竞争延展。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话语权竞争是中西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

美欧都是叙事高手,美国相比于欧洲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的国家形成就是一种叙事。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所分析的,“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和‘西方’的形成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产物,更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在叙事之争中,欧美主动放弃“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原则,拒绝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不再奢望“和平演变”中国,转而阻止中国在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弯道超车,将“公平贸易”(fair trade)、“对等原则”(reciprocity)作为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将中国列为西方共同的“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其中,笃信“山巅之城”“上帝选民”之说的美国人更无法容忍中国从数量到质量、从应用创新到原创性创新、从技术到规则,在多个维度挑战美国的全球化主导地位。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已经成为美国各界的基本共识。2021年4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天之际在国会首度发表演讲,称中美关系是一场21世纪的竞争,是民主和专制的竞争。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和粗鲁蛮干,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精细、系统、专业,联合盟友采取“三部曲”,即“美中两国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美国还公开宣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规锁”(confinement)战略,试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技术—贸易—产业问题,为打造“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造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来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此次抗疫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折射出中国公共外交的悖论: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一句话,外界往往认识传统中国文化,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不认同中国的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理解中国的关键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美国人基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出于对无神论的误解和对苏联的记忆,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偏见和敌视,甚至出台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相剥离的政策文件。赢得中美叙事之争的关键是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同时,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探讨如何团结各国认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美叙事之争:争什么?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强调,话语是人们争夺的对象,更是人们进行斗争的手段和目的。当前,中美进入“同质竞争”阶段,话语权争夺也同样如此。美欧都强调中国要遵循“对等”(reciprocity)原则,声称遭遇了中国最严峻的竞争(most serious competitor)。它们或将中国列为“制度性对手”,或出台产业战略,重塑自主、可控、多元的供应链(减少对华依赖),而话语权的同质竞争表现为一种软暴力特征,尽管没有硝烟,却对全球舆论空间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美国为制造涉华负面叙事无所不用其极,主要表现为:第一,炮制概念,将新疆再培中心翻译为“Camp”,既唤起了西方大众对纳粹集中营的记忆,更为将新疆问题与种族灭绝(genocide)挂钩、将中国塑造为新纳粹埋下了伏笔;第二,炮制议题,将中国基于市场的技术转让叙述为“强制转让”,为推卸疫情防控责任而炒作诸如“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论”,将香港分离势力与暴恐势力叙述为人权问题,等等;第三,动员盟友,在北约框架下推动欧美合作应对“中国威胁”,并成立跨大西洋技术贸易理事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制定《数据与数字基础设施通用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Data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构建世界数据同盟(World Data Organization,WDO),在碳中和时代将美元与数据挂钩;第四,梯度升级,对华舆论攻势表现为“媒体试探—学者鼓噪—官员张扬”的特征,各行为体通过资本纽带轮番上场,借助敏感事件或关键选举时机博取眼球;第五,制订规则,抓紧同欧洲盟友就碳边境税征收、数字隐私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领域的新规则达成共识;第六,抢占道义制高点,召开民主峰会,重新捡起为特朗普政府所撕毁的道德面具,积极参与制定新人权宣言、人工智能国际公约等。

在表象之下,美国对华叙事有三大根本逻辑线索。首先,美国宣扬“分”的逻辑,精准打击“天下定于一”“多元一体”的中国自我叙事。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正是“分”的逻辑的产物。它们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对抗正名,挑动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的对立,把几千年的中国大一统歪曲为专制独裁。其次,美国利用基督教的单一世界逻辑替代中国传统的和合世界逻辑,渲染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不兼容与冲突性,借人权议题复活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文明标准”话语。再次,美国用“再工业化”的逻辑作为吸引盟友参与叙事之争的物质基础。新疆占中国面积的1/6,19个省份对口援疆,构成了中国延续全产业链的底气。美国炒作新疆棉花议题的用心,正是意在拉拢与中国存在产业链竞争关系的国家,服务于其对华全面脱钩、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目标。

在六大表象与三大逻辑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将“叙事之争”的焦点落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叙事”之上。在美国推动的叙事框架下,中国被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而非一种文明;中国共产党被理解为仅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西方式执政党,而非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政治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说成构筑中国的新朝贡体系,旨在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

中美叙事之争,争的是什么?首先要强调的是,不是中国去争,而是美国出于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持续对中国进行话语打压。“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而不是取代别人。”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关键是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统筹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走向衰微,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走向终结。中美围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方向、本质、路径出现不同看法,乃正常现象。美欧围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气候变化、新能源等议题也出现巨大分歧。美国政客们将这种分歧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中美叙事之争的错觉。

二、中美叙事之争:为什么?

美国近期为何运用话语权积极打压中国?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细究美国话语霸权的逻辑。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和硬、软实力的全面提升,美国以话语权打压中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其原因可以从人、国家、体系三个层面去理解。

首先,叙事之争事关美国的身份与认同,即“我是谁”的问题。创立美国的新教徒秉承“上帝的选民”理念,在“应许之地”建立“山巅之城”,迄今仍笃信“绝不做老二”的信念,习惯于“赢者通吃”的规则,难以接受中国模式、中国理念反超美国。美国现在指责中国开展不公平竞争、窃取知识产权和隐私权、劳工权益保护不严,抨击“中国制造2025”,就是因为美国难以接受中国制度更加优越、中国人可能更聪明的事实。与美国的认知相反,中国是文明体而非民族国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民族国家的认知非对称性,正是中西方围绕新问题叙事之争的原初逻辑。中国共产党契合了中国的大一统、世俗文明和民本思想,故此才能创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奇迹,才能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概念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西方无法认同的政治逻辑。

其次,中美叙事之争体现了美国难以割舍的制度优越感,以及它对关涉“从哪里来”的制度起源议题坚持西方观念的独占性。在“一神论”“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论”作祟下,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不信教,搞公有制,加上苏联带来的历史记忆,因而认定坚持举国体制的中国是美国的强大对手。美国对中国借抗疫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非常反感,污蔑中国借口罩外交、疫苗外交输出“中国模式”,其背后正是制度优越感在作祟。作为曾宣称自由民主制度乃历史之终结的超级强国,打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是美国维护其自身认同的方式之一。然而,中国是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大一统历史从西周分封算起有三千年,从秦汉郡县制算起有两千年。西方很难理解具有高度地域差异的中国如何实现“多元一体”,因为“罗马之后再无罗马,而中国的大一统延续至今”。

最后,中美叙事之争体现了美国对霸权体系护持的焦虑态度,这关乎“往哪里去”的议题。当代国际体系中,美国依旧处于主导地位,而美元与美国军队是其支撑和物质基础。美国害怕被中国打破其在核心技术与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而以打压中国话语权的方式控制其盟友。在人类进入工业革命“4.0”的新阶段,中国开始引领人类工业革命的方向,但中国却是一个“非西方国家”“非美国盟友”和“非宗教文明”,因而“安全靠美国,市场靠中国”的世界悖论日益明显。美国愈加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数字丝绸之路,建立新的“朝贡体系”,取代美国霸权体系。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非源于赶超美国的冲动,也非来自重回汉唐盛世的错觉,而是立足于助推各国共同复兴的初衷,旨在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中华民族”概念圆了中华文明道统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

美国政客将一切全球治理议题皆泛政治化,推动媒体妖魔化中国,污蔑中国推行“战狼外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正如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所言,“战狼外交”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是又一个“话语陷阱”,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放弃抗争。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吊诡性就在于,双方都存在对对方的恐惧症,中国有些人崇美、恐美、惧美自不必说,美国也存在对华恐惧症(China phobia)。美国的对华恐惧症,原因复杂多样:有的是因为面对中国实力逐渐上升、美国相对衰退的趋势,感到了异常的焦虑,进而产生不安全感;有的是拒绝承认自身问题,把打压中国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有的是出于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天然怀有仇恨;有的是为了政治上投机,特意煽动反华和反共情绪来获取选票和曝光率;有的是为了捞取经济利益,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以获得拨款、资金支持和减免税。因此,对华恐惧症都是美国政治生态下自身矛盾的缓解方式,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还在美国这一边。

三、中美叙事之争:怎么办?

赢取叙事之争的关键是正面阐述,争取国际社会共鸣、共振、共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在阿拉斯加中美战略对话时严正指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战略上的藐视并不等于否认在战术上需要重视对美叙事斗争的章法。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中国应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积极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

(一)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要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史的高度,以守正创新的逻辑,讲好中国共产党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带来的最重要启示。如果说抗日战争树立起现代中国的国家身份——因为在日本入侵之前,每一个中国乡村的乡民们还生活在封建王朝的“家天下”观念中,再造中国的历史性任务尚未完成,辛亥革命尚未成功——那么,精准扶贫,全面脱贫,全面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再造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的共产党。“中国化”的意思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合文化,不是革命斗争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理念。它同时在唤醒各种文化初心——各种传统文化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非洲“乌班图”等,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雏形。但是,各种宗教、文明的共同体思想几乎都是同质性的,无法包容异教徒和异类;其大部分形成于奴隶制或小农经济、农牧经济时代,无法适应工业—信息文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万物互联时代的各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到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伟大历史进程。通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维度中国化;通过全球化时代的时代化、数字化与大众化转型,人民至上的理念进一步丰富了人本主义思想。过去,中国共产党强调党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今天,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与传统文化和全球化结合,成为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已经超越了普通政党的范畴,代表着人类新的文明形态。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世界提供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初心和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为全球化提出了核心价值观;表明中国共产党兼具革命党、执政党、治理党的多重身份。

第二,讲清楚中国天下大同的思想,超越了单一宗教文明和民族国家。世俗文明是人间主义,不是不信仰宗教的那个世俗化(secular)的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崛起和复兴,彰显了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世俗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单一的神,尊重信神的自由,也尊重不信神的自由,所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在延续西方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从政教分离,到今天强调天人合一、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这是真正地让人类消除迷信,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世俗文明的原因。近代人文主义建立在“人—神”关系契约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包括:(1)神与王的契约:“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2)王与贵族的契约:大宪章;(3)“贵族—政府”契约:代议制;(4)“政府—人民”契约:社会契约论。而中华文明认为,人与天不是契约关系,更没必要经历“天—神—王—贵族(政府)—人”的分化,天底下有诸神(相爱而非相杀),反对装神弄鬼和无法无天,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实现天人合一。中国共产党将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上升到党与人民合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建立在“人—神”观基础上的近代政治文明。

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俗伦理,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超越单一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中,中华文明的自然理性或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义,或者中国传统讲的“贵和”理念,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贵和”的内涵是各种差异的东西能够在一起协调共存,这种智慧或许能为未来的多文化、多神信仰世界提供某一种福音。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许可以叫人间主义——天上是神仙的世界,人间不否定神,可以有多神,但主要是人的世界,而且可以天人合一。人间烟火,常识理性,都可以包容在人间主义里。

第三,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什么,这样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将来想干什么。中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要有新的展示,这就是新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人类进步事业;代表人类新文明。

中国是文明型的国家,更多的追求伟大复兴,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政治,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它追求人类的公平正义,倡导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中国共产党将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上升为党与人民合一;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并实现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林肯总统讲的“of the people”(民有)、“by the people”(民治)、“for the people”(民享),为孙中山先生所吸收并发展成为“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in the people”(以人民为中心),注重“before the people”(吃苦在前,做人民的先锋队),更要求“after the people”(享受在后,做人民的公仆)。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要用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观的人文主义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放在全球化新阶段来讲。正如中国抗疫所显示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大一统、举国体制和世俗文化很好地结合,实现了三位一体:既充分利用资本,又驯服了资本,驯服了技术,驯服了神;既创造了工业化奇迹,又在开创数字文明新奇迹;既反对霸权体系,又超越霸权,开创了没有霸权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自信”,实现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群龙无首是《易经》乾卦的最高境界,乾卦又是《易经》的根本核心。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类霜天竞自由,各自都是一条龙,相互关爱,没人出来称霸(无首)。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中国。”我们已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时代,要去中心结构,去权威和霸权。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历史学家尼克拉斯·鲍伊(Niklas Bowie)发现,“在过去的500年时间里,每个世纪的独特风格都是由一些关键的象征性事件所决定的,而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第二个10年的中期……如果一个新世纪要拥有自身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必须在头20年里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成于1921年,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00年后的21世纪的面貌,将由21世纪头20年描绘。要从21世纪人类未来走向的高度,把百年大党和百年大变局联系起来思考,以大历史观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要在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史”基础上,从100年、500年、5000年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属性。

首先看100年。近代以来,中国尝试了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潮,为何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路线?从学理上重新思考和梳理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大一统、世俗文明是什么内在关联?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为何同时具备革命党、执政党、治理党的多重身份?抗击新冠肺炎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治理好国内,而且给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展示治理党的风采。

再看500年。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摧枯拉朽,滥觞于世。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学习借鉴又超越了西方文明,用短短70年实现了从最大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伟大跨越,创造了10亿级的工业文明,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现在还变成了最大的数字化国家。孕育这一转型的基因是什么?为何中国共产党既能带领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又能实现伟大复兴?

最后看5000年。苏联解体了,苏共早已失去执政地位,为何中国蒸蒸日上,中国共产党日益得民心?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契合了中国的世俗文化,将民本思想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适应并维护了大一统局面。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土壤,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果实。刘少奇在《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书中将孟子“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西方文明,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体现了东西文明互鉴,开创了人类新文明。中华文明5000年养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弘扬了中华文明。这不仅体现在党的政策、理念上,更表现为党员、党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比如焦裕禄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干部,也是中华文明孕育出的杰出代表。所以,要从5000岁加100岁的高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说,“中国是一种文明,假装为一个国家”。照此逻辑,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种文明,假装为一个政党。必须超越古代的政党概念和西方政党政治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的本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要诀,是讲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三者的关系。

(二)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是应对美国伪多边主义叙事的关键。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西方媒体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旗手的关键事件。4年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点明了多边主义的要义,即“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从赋能全球化,到赋魂多边主义,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流砥柱。

可以从几个方面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第一,讲清楚中国以多边主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具体实践。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本身就证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方向和理念、模式更多地烙上了中国的印记。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中国成为20国集团(G20)里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且率先控制疫情,复工复产,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和畅通的基石,是经济全球化实实在在的旗手。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正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实实在在地赋能经济全球化。

第二,讲清楚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多边主义与美欧基于西方价值观的伪多边主义的差别。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也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但他讲的多边主义是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搞歧视性、排他性、选择性的安排,而并非真正的多边主义。比如,拜登也要搞高科技同盟、民主同盟,但排斥中国,打压中国,这就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如果是能体现美国的领导、符合其利益的同盟体系,美国就搞多边;不符合的,美国照样退群、毁约或者袖手旁观。因此,中国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和规范各国关系,反对恃强凌弱,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也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要坚持原则,规则一旦确定,大家都要有效遵循。“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

多边主义的前提是各国成为真正的“边”,包容多样性。“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因此,中国的多边主义观折射出“一多不分”的文化观:“一”是目标,是灵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教授指出,“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观是表述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关系,即任何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其特殊性和它所处环境的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

第三,讲清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上,中国与世界相互包容的可能性。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最大的多边机构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欧盟强调多边主义是一种原则,因为欧盟本身就是一个包含27个国家的多边机构。中国和欧盟在多边主义上是存有共识的。尽管欧盟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依赖美国而缺乏真正的战略自主性,但以联合国国际法为准则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共识,仍然在推动中欧以投资协定谈判为代表的多边经贸规则协商中得到充分体现。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议程的致辞中提出多边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为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多边主义观概括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特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以协商合作为基调,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多边主义观的灵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告别了社会制度的线性进化论,不再秉承“社会主义革资本主义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革命学说,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最新阶段——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相结合。一句话,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是最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这与中国主张的包容性全球化、全球治理观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理念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个案分析

美国以疫情、“一带一路”倡议、新疆问题为借口对华打压,引发围绕这些问题的中美叙事之争,折射出中美人权、主权、民族/宗教观的固有分歧,揭示了塑造疫后全球化规则、价值观的竞争。

(一)个案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叙事之争

中世纪的黑死病曾夺去1/3的欧洲人的生命。历史研究表明,当时人们在恐惧瘟疫的情况下会做两件事:一是一起跳死亡之舞;二是谴责犹太人带来病毒。今天这种情形又回来了,只不过犹太人换成了中国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对国际格局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是最先遏制住病毒蔓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同样也是感染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本来希望在两国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合作,遗憾的是美国的反华言行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2020年3月6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第一次使用了“武汉冠状病毒”的名称,称“请记住,是武汉冠状病毒导致了这一切”,并且指责中国信息不透明。2020年3月9日,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抗议。以此为起点,中美官方之间展开了持续的舆论战和外交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总结了美国舆论场就新冠肺炎疫情抛出的各类抹黑中国的论调:(1)“经济骤降”论,如2020年2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一文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2)“中美脱钩”论,如2020年1月31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部分则流向墨西哥”;(3)“国设崩塌”论,在美国一些社交媒体,有网友模仿“人设崩塌”一词,编出“国设崩塌”论,用以污蔑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崩塌”,鼓吹中国无法按期实现全面小康;(4)重提“东亚病夫”论,典型代表为《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登的《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一文;(5)新“黄祸论”,污蔑新型冠状病毒系“中国制造”;(6)“新1984”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病毒的传播,如2020年2月20日,“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刊文,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点类似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描绘的情形;(7)“生化武器”论,如2020年1月31日,美国共和党反华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发推特,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封杀中国”,要求所有美国人逃离中国,甚至还宣称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漏的“生化武器”;(8)“世卫偏袒”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防疫成绩的肯定被某些外国媒体说成“偏袒中国”,当2020年2月12日谭德赛再被提问是否受到中国的授意和压力而一直试图褒扬中国时,他对此进行了反驳并表示不满;(9)“疫情不透明、耽误世界”论,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2021年3月11日说,中方在疫情暴发之初进行了掩盖,耗费了国际社会两个月的时间来做出反应。美国有人声称因为中国才造成了疫情,要对中国发起诉讼,向中国提出高额疫情索赔,怂恿发起对华新庚子赔款;(10)“赎罪”论,认为中国积极援助其他受疫情折磨的国家,是为了替自己赎传播世界病毒的罪。

疫情暴发后不久,习近平主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中国积极推动抗疫国际合作,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同时抗击自然病毒和政治病毒,与美国形成鲜明反差。正如中国政府2020年6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所指出的,“无论是阻击病毒的传播蔓延,还是抵御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衰退,都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都需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

(二)个案二: “一带一路”叙事之争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美国舆论场就出现了各类抹黑中国的论调,美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一是渲染互联互通带来依赖中国的风险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并着手实施新的破坏。疫情暴发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美国大学研究中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变化情况,以及正在出现的传染病威胁,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以预测“一带一路”等大规模发展计划带来的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风险。

二是利用有关国家怕过于依赖中国会有风险的疑虑,破坏供应链。在疫情影响下,一些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产生过度依赖中国、“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疑虑,这将加速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力的争夺。

三是加大金融手段阻止资金融通和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要可持续发展,资金融通至关重要。疫情下的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巨大冲击,出现赖账的可能。美国一方面搞量化宽松,转嫁国内经济困难,制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另一方面又利用美元霸权为油价、大宗商品波动推波助澜,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动荡,破坏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运用“信息—情报”手段破坏关键项目的安全,制造混乱。“一带一路”建设朝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技术安全、标准的协同日益复杂,关键技术、标准受制于西方的局面还会持续相当长时期,这为美国利用“信息—情报”手段停摆某些关键项目,尤其是涉及天上、地上、海上、网上的互联互通,包括电网、北斗导航和光缆等,提供了便利。

五是制造“数字时代1984”,污蔑“一带一路”建设侵犯人权和隐私。“一带一路”建设从传统基建转向新基建,既有利于中国的信息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同时也给美国为首的西方污蔑中国借防疫监控、侵犯他国人权隐私提供了机会,便于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或国际法规(如《世界人权宣言》)的层面进行破坏。

六是污蔑中国借“一带一路”建设输出“数字化+举国体制”的中国模式,在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大做文章。

七是炒作基础设施安全问题。2015~2020年,世界上1/4的新增海底电缆由华为海洋网络公司铺设(后华为公司担心美国打压,主动进行了切割),海底电缆事关大数据和信息。前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所有“一带一路”基建项目都存在安全问题,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要重新审查风险。

八是攻击中国产业政策。部分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造成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环境,但它们一方面批判中国,另一方面又做类似中国的事情。比如,受中国刺激,美国成立了人工智能国家委员会,欧盟也在进行产业政策协调,这也是将中国列为“制度性对手”的潜台词。

2021年6月12日,在美国的推动下,7国集团(G7)宣布启动一项帮助较贫困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以所谓的“价值驱动、高标准、透明”的伙伴关系搞替代版“一带一路”。

总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也体现在“一带一路”叙事之争上,不仅推动美国与中国脱钩,而且让“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的情报间谍联盟)在5G建设中弃用华为公司的技术,胁迫美国盟友与中国脱钩,推行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近年来,美国还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数十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就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等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开展所谓“301调查”,同时收紧对华军事用途出口的许可证商品范围。一些中小国家往往会因此放缓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速度。疫情后各国对全球化会有更多质疑,走向地区化或自保,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产生新的不安情绪,对全球化和外部世界风险的担忧会助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为美国破坏“一带一路”推进的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带来便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中欧班列逆势增长为例,“一带一路”建设为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抗疫国际合作发挥了真正的全球最大公共产品的独特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强调“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中国将本着开放包容的精神,同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三)个案三: 新疆问题的叙事之争

国际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现象在新疆问题上的表现是,新疆近5年未发生一起暴恐事件,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而西方却加紧炒作“强迫劳动”“集中营”“种族灭绝”等话题,搞部分脱钩,叙事新冷战。

新疆叙事之争既是主权、内政问题,也反映出中西方关于民族、宗教、人权、自由、自治、文化多样性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分歧。归纳起来,中西方关于新疆问题有十大叙事分歧,彰显出中西话语的非对称性。

1. 程序-结果:西方强调程序,中方注重结果

近5年来,新疆实现零暴恐,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比世界其他地方频繁出现的恐怖袭击,如伦敦桥附近的持刀袭击事件、法国历史老师巴黎遇刺事件,新疆显得极为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成果。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难以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好在细节、过程上做文章,认为教培中心缺乏程序正义,质疑教培中心收留人士未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有意忽略新疆社会稳定、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结果。

2. 个体-集体:西方强调个体利益,中方注重集体利益

儒家文化提倡天下为公,历来重视集体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集体利益的体现。追求集体利益不代表牺牲个体利益,精准扶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社会个体。西方所谓的理性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利益,往往抓住一些子虚乌有的细节无限放大,利用从所谓教培中心逃离的维吾尔族人之口,控诉中国侵犯维吾尔族权利、妇女权利和儿童权益,炒作个案。新疆分裂势力乐于为此编造故事,哄骗西方。

3. 假-真:以假套真,以假乱真

妄称教培中心有多达百万人,引诱中国批驳,套出真实数据,好大肆宣扬。西方屡屡使用这一招术抹黑中国。武汉染疫之时,西方非但没有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反而质疑中方关于疫情的数据不实,就算事后自证清白,西方抹黑的目的也已达到。

4. 虚-实:阴阳两面

西方媒体抱怨在中国采访受限,新闻不自由,实为西方记者对新疆已有先入为主的猎奇心态,在掌握证据之前就有了观点。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进行客观报道?西方媒体提出要采访所谓维吾尔族持不同政见者(实乃罪犯)等无理要求,明明知道中方无法答应,最后便说中方采访设限,掩盖真相。近代的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等前来新疆考察,有不少为间谍,借考察之名搜集情报,意图分裂中国,实现地缘扩张。如今,不能保证故技不被重施。

5. 名-实:有名无实

由于地理上的隔绝,西方对东方一直充满各种夸张的想象。《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流行之后,西方人幻想中国是充满黄金和香料的神秘国度,刺激其开启大航海时代探索东方。如今西方人又对新疆进行了捕风捉影的臆想,给共产党扣上了访疆受限、同化维吾尔族、监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集中营、再教育营、种族灭绝、强制绝育、镇压宗教民族等种种帽子。

6. 分-合:西方的逻辑是“分”,中方是“合”

中国强调民族团结,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强调“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同时以中医治未病的智慧,通过教培中心预防极端思想的滋长,逐步消除“双泛”(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的土壤。西方则抱着西医的事后切割治疗观,无法认同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路,想当然地认为“魔鬼在细节里”,要求所期待的“真相”,导致“鸡同鸭讲”。这就要求我们解释好“故土新归”,而不是大而泛之地讲“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

7. 主权-人权:新疆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人权化,是中西方涉藏、涉疆外交斗争的焦点

新疆问题人权化之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判断在西方较为流行。西方天然假定作为无神论的共产党反对宗教,借此认定共产党国家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可能尊重和保护好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少数民族,不自觉地流露出宗教自由与人权卫士的心态。西方因为重视个人权利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泛滥,社会停摆,经济停滞。举国体制塑造的稳定性使得中国可以一次次化危为机,给人民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西方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的问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此胁迫中国早日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涉及强迫劳动的29号公约和105号公约。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中欧投资协定中。西方以维权质疑中国维稳,并质疑维稳的成本,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执意让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前来调查教培中心侵犯人权状况,搞有罪推定,将新疆问题人权化、国际化,中国当然无法接受,西方于是又指责中国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条约。

8. 身份-认同: 借攻击中国表达政治正确

近年来,西方政治趋于民粹化、碎片化、极化,身份政治、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借攻击中国来表达阶级身份和政治认同。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成为靶子。西方左派打造了一系列政治正确的框架,诸如重视妇女儿童权利和少数族群权益、尊重和保护弱者的权益等,以期站在道义制高点争取人心和选票。新疆的少数民族成为西方白左操纵议题的工具,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不了解,对新疆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只能通过媒体获取他们天然假定为弱者的少数民族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的消息。他们同情维吾尔人的处境,本质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9. 民族国(nation-state)-文明国(civilization-state):不同的国家观念造成政治价值分歧

西方国际关系观的核心是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观,不理解也不认同中华民族观。由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作怪,西方荒诞地认为大国都会压制内部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应该争取脱离大国,建立民族国家。历史上,西方多次利用民族独立瓦解帝国:西班牙独立战争使得西班牙帝国崩溃,拉丁美洲被分成一个个小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成40个小国,埋下今天中东内乱的祸根;冷战结束后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令其元气大伤……这些运动背后都有西方的幕后黑手。在西方人心目中,清末的中华帝国终结后,新疆就应该独立出来,不料中国却继续维持了统一的局面,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西方人自己吃够了民族斗争的苦头,为此不得不造出欧盟这样的人造组织来团结欧洲,对外却不能接受他国的统一和团结。西方人接受了欧洲民族这样的“地理身份”,却不能理解“中华民族”这种超越传统民族观的“文化身份”和“文明身份”。西方自己认同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都是欧洲人,却不认为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明目张胆地搞双重标准。

10. 宗教-世俗: 宗教文明对世俗文明的排斥

西方文明无法兼容伊斯兰文明,这种不兼容在古代催生了惨烈的宗教战争,在现代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西方自身无法包容穆斯林,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不能。西方的世俗化是残留着宗教影响的世俗化,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信仰宗教的世俗文明,其世俗的一面也体现在可以包容各种宗教。世俗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单一的神,尊重信神的自由,也尊重不信神的自由,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世俗伦理是大世俗,如果翻译成英文的“secular”,确实会造成误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提法给西方以借口,因此,应强调教义的本土化表达(contextulization),因为宗教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

新疆问题源于西方人的历史记忆、价值体系与信仰逻辑。西方对新疆的误解,往往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们从来不打算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他们只需要一个服务于他们的目的的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激励西方人前往东方探索,新疆则为西方打压中国创造了绝佳的借口。这是西方领导人不时借新疆事务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根本原因。

中西方关于新疆问题的斗争,不仅是主权与安全的斗争,也是叙事之争,可能会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抗疫成功彰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加速了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中国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和一次次逆危机实现经济增长的实力令西方无法正视。于是,西方重操旧业,捡起挑动内部矛盾进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所谓的“分而治之”就是在无法应对单个强大对手的情况下,将其分化成更小的单元,或策动内部分裂,或各个击破,以达到削弱的目的。意在策动中国分裂的“五毒”势力背后,都有西方支持的幕后黑手。“五毒”之中属新疆分裂势力和“藏独”最为西方所支持,中西冲突不在西藏爆发,就在新疆爆发,这对中国而言也是一种历练。

五、结论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交织。中西叙事之争事关国际话语权、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事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话语权斗争要有破有立。我们强调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话语权斗争也是如此。建构更具包容性、代表性、正义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话语体系,讲清楚中国,讲清楚美国,讲清楚世界,成为中美“叙事之争”的关键。

2021年3月18日,在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正告美方:编个故事、造个谎言就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美博弈在制度、体系和理念三个方面开展,可谓“三个代表”之争——谁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谁代表先进文化,谁代表多数民意。同时,话语打压是美国脱钩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塑造服务于西方全球化体系调整的全球话语体系。美国的“脱钩”战略带来的将是一种分层的全球化,高层领域已经开始出现断层和脱钩;中层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层则早已全球化,铆在一块儿了。从创新的过程来看,中国具有全产业门类,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完全掌握核心技术,否则无法制约中国。话语权之争服务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重塑和全球化规则的重塑。以中庸思想来看,最终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

中美话语权博弈已进入叙事之争阶段,中国对美国的公共外交要改变三个局面:一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说各话,鸡同鸭讲,美国主导的西方甚至可以造遥污蔑而不必付出代价;二是改变宏大叙事与揪住细节的不对称;三是被动应对有余而主动出牌不足,求异有余而求同不足。因此,赢得中美“叙事之争”首先要破除西方的虚假信息,要有针对性地解构其话语体系,及时有效地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污蔑和攻击;同时,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和目标,积极主动系统地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话语体系。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毕竟是选举政治,利益分化而政治多元,中国构筑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唤醒骑墙派,仍然有大量可做工作的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1年5月31日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3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探讨中美叙事之争,如老子所言,“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中国是通过改变自身而改变世界的。自我形象的塑造,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之所在,也是提升中国形象的基础。否则,中国故事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故事讲得再好也无济于事。未来,应当强调中国与全球基本价值理念的融通和包容之处,而不是凸显自身的不同,这样才能拉近与世界的距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2021年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

故此,中美叙事之争的目标不是赢,不为争;不做减法(排他),而是做加法(增量);不做除法(脱钩)而是做乘法(互联互通伙伴);是正本清源,是开放包容,强调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的权利。中美叙事之争要超越中美,超越时代,超越意识形态,最终消除误解隔阂,化解意识形态分歧。

文章来源:

《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年10月11日 来源时间: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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