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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 | 高峥教授的为人、为学和为友

作者:洪朝辉   来源:海外看世界  已有 102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这句诗画龙点睛般地描绘出高峥的一生。为悼念海看作者/美国马里兰大学高峥教授的去世,我们在2021年11月6日“高峥教授大华府追思会”的基础上,将陆续推出来自方方面面的对高峥的追忆文章,以表达对他的哀思与不舍。

洪朝辉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主管科研与专业发展的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

高峥教授的为人、为学和为友

“追忆高峥”系列文章第十四篇

老友高峥教授驾鹤西去,内心充满哀伤和不舍。

2021年9月1日,我在华盛顿DC开会期间,专程去母校马里兰大学绕了一圈,并走进阔别近30年的历史系大楼,在那里看到了导师E.B. Smith 和高峥的照片(见相片后排右三),想起很多往事,高峥的办公室没有人。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病了。

认识高峥是在1987年的9月,当时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US)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高峥高票当选为第一届会长。他的高大、博学和幽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30多年中,与高峥教授交往甚多,获益匪浅,其中四次记忆特别清晰、鲜活。

第一次是1989年7月,我们一起从马里兰驾车前去芝加哥参加全美学自联成立大会。来回二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数人同车、同屋、同吃、同聊、同悲、同乐。当时的学自联为了史无前例的成立宣言,产生重大矛盾,因为山头林立、高手云集,人人才高八斗,个个自命不凡,争论到凌晨4点还没有结论,而宣言必须在几小时后的大会上通过。

这时高峥站出来,展现了那种“寻常看不见、偶然露峥嵘”的大才。他提出了一个中道、公道,并具有最大公约数的解决方案,既充满激情,又理性平衡。他提出,类似宣言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既要贴近地气、符合即时民意,又要经得起历史考验。所以,要将优术、明道、取势兼而有之。高峥还当仁不让,在最后时刻通宵达旦重新修改宣言。结果,在当天上午的大会上,代表们全体起立,全数通过宣言。此番情景使我领教了高峥的睿智、远见和卓越的领袖才华,内心充满敬意。

第二次是1990年暑假,我决定竞选CHUS的第四届会长,事前向高峥讨教胜选秘诀。高峥给我传授了三条“精囊妙计”:一是打“悲情牌”,坦白自己的学术出身“贫寒”,因为我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研究生念的是马里兰大学,远远不如当时CHUS那些不是北大、复旦,就是耶鲁、哥大的精英,但请求大家响应毛主席的教导,不要重成份,要重表现,强调自己是一个“可以被改造好的孩子”。二是承诺帮助学会筹款,高峥与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保持着良好关系,后来就在他和王希的引领下,于1991年我们为CHUS成功争取到鲁斯基金会的25000美元基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成为我后来走上把筹集研究基金,从爱好当职业的重要动力。三是提出好的项目,因为要办好学会,需要项目引资金、资金聚人才、人才再推项目。当时我们商量推出“回国讲学计划”,为1989年6月以来的中美关系破冰。但他建议把“回国”改成“回母校”,把“讲学”改成“讲课”,以示低调,减少争议。结果,我们在1991年5月成功组织了10位CHUS会员回母校讲课项目,恢复了停顿两年的中美学术交流。

当然,高峥的三条妙计成功帮我当选。他还开玩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因为黄埔一期与四期的学员都是最有出息的,我是第一届会长,希望第四任会长也能干出点事来。由此经历,我更加认定高峥的境界、眼光和阅历,高人一等。

第三次是1990年12月底的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当时,我们都已进入求职市场,但个个像只“菜鸟”,到处乱飞、乱撞。我在AHA年会中得到12个面试的机会,于是,就自信满满、洋洋得意,但得意往往容易忘形,而忘形的结果就是全军覆没、颗粒无收。我内心由此充满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这期间,高峥及时分享了他面对挫折的“阿Q”战术。他说,他把申请工作的结果,分成三类:一是发来拒绝信的大学,他将这一类设了一个标题:“不识好歹,终将后悔类”;二是暂无反馈的大学,被他列为“孺子可教类”;三是邀请他进行校园面试的大学,则属于“识货的伯乐类”。高峥还很严肃地给我精神安慰,这些拒绝我们哥们的大学,真的是不识货,一定后悔,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哥们是经历过多少次炼狱,才熬到今天。首先,我们是77、78级大学生,属于“百里挑五”的精英,入大学的录取率远远低于当时的哈佛、耶鲁;其次,我们又是以“万分之一”的比例,杀出重围,来到美国留学,尤其是学历史的留美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最后,我们在美国大学“过十关、宰百将”,即将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并愿意继续为美帝卖命,他们如果不要,那他们不是无知,就是偏见和傲慢。

听他这席话,我当场回答:高峥,你就是高,“高家庄的高”。这是大实话,高铮是我们留美历史学会长得最高的,接近1米90的高度,而有了“高度”,才有深度和广度。此后的30年,我申请过N个工作,换了四所大学,高峥的指点,让我从大挫折走向小挫折,直至无挫折,受益终身。

第四次记忆深刻的相遇是在1992年12月底的美国历史学年会。我们当时都已经找到了一份勉强可以糊口的饭碗,并开始为了拿终身教职而寻找研究课题和灵感。这次,我们又是同住一室,高峥说的原因是,朝辉尽管醒的时候噪音很大,但睡的时候,完全无声无息无味,是最佳的室友。在会议期间的茶余饭后,高峥的气场最大,他时常即兴发表精辟的学术高见。比如,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主要由三大强人(慈禧、蒋介石、毛泽东)和三大“次强人”(袁世凯、蒋经国、邓小平)构成,而强人死后,中国的天下并没有立即大乱,是因为强人之后出现了次强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但常被忽略的作用。

这一观点使我脑洞大开,我当时补充道:在这六大人物之间,不能忽略三位弱势、却非常关键的“过渡人”,包括介于慈禧太后与袁世凯之间的溥仪儿皇帝、介于蒋介石和蒋经国之间的严家淦代总统,尤其是介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对此,我是深深佩服高峥卓越的研究能力、敏锐的问题意识、广博的史学功力。

回想高峥的往事,我才意识到他对我的引领、给我的启发都非常珍贵,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如何协调矛盾、中道适度、执二用中;二是如何在竞选中,知己知彼,提出可操作、可成功、可持续(feasible, deliverable, sustainable)的竞选承诺;三是如何耐心求职,成功不狂、失败不倒、不卑不亢;四是如何发现研究课题,积累史学知识、培养问题意识、提升写作能力。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早一点知晓他的病情,没有机会在他生前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听说高峥重病期间,曾纠结是否对朋友公开病况。确实,与朋友们讨论病情很难,但也许是个疗伤的方法,能听到哥们的一些真诚的好话和善良的“谎话”,说不定可多一些温暖和快乐,增强免疫力。大家知道,“藥”与“樂”是通的,音“乐”和快“乐”虽不是药,但有时却胜于药。

高峥兄虽然走了,但我将永远珍藏对他为人、为学、为友的美好记忆。在我心目中,高峥名如其人,高大非凡,是一个睿智、博学、通透、幽默、无私的好朋友、好学者,愿高峥兄安息!

2021年11月2日于美国纽约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03日 来源时间: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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