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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与中美交往“新模式”

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已有 1041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参议院经投票确认了拜登总统对驻华大使人选的提名——今年66岁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近期将到北京赴任。

驻华大使这一职位自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2020年9月辞职离任后一直空缺。此前,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对伯恩斯的提名确认一直多有阻挠,理由是他不充分了解“中国威胁”。

随着伯恩斯的到来,美国驻华使馆终于有了正式的“一把手”。这也显示出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的一些变化。在中美高层战略沟通艰难恢复的背景下,白宫派遣伯恩斯使华,或体现出拜登政府试图构建两国外交互动的一种“新模式”。

外交老将伯恩斯

伯恩斯于1956年1月出生于纽约,此前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实践教授”。伯恩斯曾在美国政府供职27年,而且横跨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外交经验极为丰富,尤其擅长谈判。选择这么一个人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显示白宫希望以专业性方式而非“政治家模式”处理中美关系难题。

伯恩斯曾于 2005 年至 2008 年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一职位相当于国务院的“三把手”。此外,他拥有多次担任美国驻外大使的经历——2001-2005年驻北约代表、1997-2001年驻希腊大使,早年还有在以色列、埃及等国担任外交官的经历,在外交一线处理棘手事务的经验较多,会讲法语、阿拉伯语、希腊语。

伯恩斯堪称谈判桌上的“老手”,曾牵头一系列事关美国重大利益的谈判工作,如美国-印度民用核协议、美国与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协议等;还曾作为美方主要成员,推动伊朗核问题协议的谈判进程。

反观过去几任美国驻华大使,要么是国会议员,要么是与总统有特殊关系的州长或部长——这些任命体现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政治家模式”。这种模式有较高的灵活性,体现出白宫希望通过这些人物与中国领导层之间的特殊关系处理两国外交难题的用意。比如,特里·布兰斯塔德是前艾奥瓦州州长,他早年即与中国领导人相识。

“政治家模式”也有其弊端,一些美国政治人士在华期间的表现容易沦为“政治秀”,目的是为了未来的进阶累积更多的政治资本。拜登政府放弃这一模式,或许表明在眼下中美关系激烈竞争、高度紧张的阶段,它试图通过任命具有丰富政府和外交经验的人士担任驻华大使,从而更加严密地管控对华外交关系,使用更加清晰的外交信号传递信息、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来处理棘手难题和突发事件。

伯恩斯与白宫关系密切

评断某位驻华大使是不是重要,首先要看他和最高决策层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应当说,伯恩斯对白宫内部决策程序非常熟悉,他与拜登核心团队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伯恩斯拥有在美国总统身边和白宫直接服务的丰富经历,这使他对美国最高层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模式、协调方式、政治偏好等有着直观而深入的了解,他懂得如何与“一把手”以及总统身边最重要的人物打交道。

伯恩斯曾在老布什政府担任苏联事务主任,参与了当年美苏两国元首的所有峰会,并在苏联解体后负责实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1990 -1995年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以及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有权向总统直接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为此,他曾获得“总统卓越服务奖”。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伯恩斯还担任过她的非正式顾问,总之与民主党高层之间的关系相当好。

伯恩斯与拜登本人更是关系密切,拜登竞选总统时,他就是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此外,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重要成员,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保持着长期交往,这些人对伯恩斯都比较敬重。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等人认为,伯恩斯在未来拜登政府对华决策中将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受到白宫信任、熟知美国政府官僚体系、擅长政治沟通的外交老将,伯恩斯将是未来中美决策层之间的沟通桥梁。在中美元首峰会因各种因素难以定期举行的情况下,白宫对伯恩斯的任用,体现出拜登政府试图构建美中高层交往的一种“新模式”。

伯恩斯与美国对华竞争的深化

伯恩斯在美国战略界堪称“长袖善舞”,对美国外交全局的认识较为深刻,尤其对欧洲、俄罗斯等全球政治的“主要玩家”十分了解。拜登任用伯恩斯,显示了美国在世界大棋局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层用意,希望借此进一步落实美国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激烈竞争”“负责任竞争”等核心政策理念。

长期以来,伯恩斯以其外交和战略事务方面的傲人职业资本,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纵横驰骋。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美国“军工复合体”关系密切。2008年从美国国务院退休后,伯恩斯加入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科恩等高官组建的“科恩集团”,为美国的重要军工企业等提供商业和政策咨询服务。伯恩斯尤其重视科技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是美国半导体领域企业应特格公司(Entegris, Inc.)的董事会成员,该公司业务涉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以色列等。

伯恩斯在多家美国顶尖智库扮演领导者角色。除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职,他还是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阿斯彭战略集团等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这些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较大,而且近年来越发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伯恩斯曾利用阿斯彭学会的平台推动有关美中战略竞争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此外,伯恩斯还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唤醒良知基金会(Appeal of Conscience Foundation)等机构的董事。这些机构以慈善、宗教等问题为关注点,广泛连结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精英。拜登政府或希望发挥伯恩斯在美国战略界的广泛影响力,把政商学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针对如何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提出有效的、可落地的政策建议。可以说,伯恩斯这类的人物既精通大国政治,又懂得外交运作,还擅长精英联络,他们注重弥合战略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的差距,或许会更加有力地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一系列构想落到实处。

伯恩斯的“中国观”

在对华政策方面,伯恩斯抱持一种总体强势但相对稳健的看法。他的外交职业经历也使其具有某种全局观和长远视角,能够以务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处理外交难题。近年来,伯恩斯较多地参与了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活动。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却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和“对手”(adversary)。伯恩斯主张在军事上加大对华威慑,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性强化,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他在今年2月称,美国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同时,伯恩斯也认为,美中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两国经济不应“脱钩”。美国与中国既要竞争,也需要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展开合作。

二是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印太、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四大领域,其中技术的竞争将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应不断完善“全政府”“全社会”方式应对中国。伯恩斯强调,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与中国进行有力的竞争但不滑向战争,尤其是中美不要被第三方拖入战争。伯恩斯曾表示,美中两国开战将是毁灭性的,双方需要建立高层热线联系和危机管理机制,用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

三是认为美国应当保持自信,不要高估中国带来的威胁,也不要低估美国自身的优势。伯恩斯提出,美国在冷战中应对苏联的教训之一就是缺乏针对对手的客观评估,美国决策层应认识到自己在制度、军事、科技方面具有“长远的优势”,要准确认识中国的“弱点”,减少对中国的无端恐惧。伯恩斯认为,虽然未来几十年美中之间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但美国仍可以依靠外交的力量与中国保持和平,美国需要学会分享权力,可以让中国承担部分全球事务的领导权。

四是认为美国与中国“竞而胜之”的关键是重组和加强美国的同盟关系。伯恩斯称,日本、澳大利亚等条约盟友以及新加坡等安全伙伴的存在,可以“放大”美国针对中国的优势。在打造对华阵营方面,伯恩斯高度重视印度的作用。他提出2050年前世界权力格局将会产生重大变化,印度将会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孟加拉湾等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也会上升。此外,伯恩斯还提出,要推动欧盟和北约盟友对中国施压更大的压力。

总之,伯恩斯填补美国驻华大使长达一年半的空缺,对于中美高层战略交往的“正常化”是有帮助的。在当前美国国内肆意炒作“中国威胁”、拜登政府大力深化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需要倡导以理性、专业、建设性方式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诸多难题,尤其是要持续推动两国构建顺畅、精准、高效的高层战略沟通模式。要想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避免双方陷入军事冲突,就必须设法“让外交回归外交”。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17日 来源时间:202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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