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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撤军后,美军正谋划全球统治新方案

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   来源:法意观天下  已有 113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法意导言

八月底,美国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随着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发表声明而正式结束。这一举措连带导致的负面后果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人道主义谴责以及对拜登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长远看来,美国是否面临着国家实力的下滑?而这样的军事力量调整又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战略布局与军事规划?《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杂志撰稿人亚当·图兹(Adam Tooze),于2021年9月在该刊发表了《美国力量的全新时代》(The New Age of American Power)。亚当·图兹指出美国的金融及军事力量使其能够继续主导世界秩序,而阿富汗撤军行动既是以保持美国实力居于世界首位为目的的拜登政府对军队高层的权力宣示,也体现了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试图通过缓解经济表现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以及重组全球高科技经济秩序,以确保其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主导地位。

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引发了其实力衰退的猜测,但美国军方正在计划下一个世纪的全球统治。

2021年8月,美军从喀布尔机场撤离,这令人沮丧的一幕引发了许多有关美国实力衰落的悲观报道,其中的痛苦语气不仅是地面上恐怖景象的映射,还反映出权威人士所感受到的背叛。对于任何有历史想象的人来说,不光彩的撤退行动是西方衰落剧目中的最新一幕。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从上海延伸到卡拉奇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阿富汗纳入其中。我们正在走向后美国时代。

美国陨落主义的判断可能具有说服力,同时也具有误导性。在两个关键方面,美国实力将继续定义世界秩序。

第一是通过金融。不同于贸易或经济增长问题,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仍然占主导地位,世界上的大部分支付、信贷和金融继续依赖美元。自2001年至今,阿富汗一潭死水的经济体系已被吸纳进来。塔利班或许因征服喀布尔而欢欣鼓舞,但他们试图动用大部分由纽约联储持有的阿富汗国家外汇储备时,便会发现至少阿富汗的财富仍然留存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里。

美国实力的第二个维度是军事力量。美国的规划者们在喀布尔撤军方面做得一塌糊涂,但这不代表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被分散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定义了全球秩序,首次成为军事超级大国,拥有庞大的海军和无与伦比的核武装空军。美国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从阿富汗撤军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一优势。相反,这是在巴拉克·奥巴马任期时就开始的再结盟调整的一部分。

解读美国逻辑与动向的出发点不在于喀布尔机场或专栏文章的喧嚣和愤怒,而是五角大楼的预算及其指导战略。美国的军事领导层并没有出让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世界,而是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美国没有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其意图是通过否定中国的战略技术和增强美国自身的技术优势来打破GDP与军事实力之间的联系。

阿富汗撤军行动刺痛了美国精英的自尊心,但阿富汗早已不再是决定性的战场。阿富汗撤军意义之重大,并不是由于它透露给我们全球力量平衡的信息,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由谁主导华盛顿特区。

乔·拜登为其撤军决定辩护时,坚称美国士兵从不“应该”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就2001年的最初干预而言,他对了一半。二十年前,乔治·W·布什的目标是击溃基地组织并置换掉窝藏它的塔利班政权。他在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私人会议上说道,“我们没有部署一支进行国家建设的军队。”

美国政府并不天真。当时很明显,经过二十多年的冲突,阿富汗需要重建。若要重建,美国将与其盟友一起提供少量的发展资金。对于布什政府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这样的人来说,这只是大企业和市场经济将完成剩余建设工作的信条,正如2004年美国在阿富汗宪法所写的那样。

所有这些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自2006年起美国开始了一项国家建设计划,2009年至 2014年间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反叛乱、经济发展和中亚地缘经济愿景汇聚在一起,共同致力于国家转型和区域稳定。2010年至2014年间,国会拨款超过5000亿美元专门用于阿富汗的作战和发展。

美国及其盟友之所以准备撤退、拜登之所以想要与阿富汗国家建设理念保持距离,是因为这一计划失败了。这与许多因素有关,例如腐败和错误支出,也与奥巴马政府不愿为阿富汗的长远未来做出承诺有关。塔利班知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潮水退去。

2014年,随着美国和北约部队将安保责任移交给阿富汗国民军,塔利班加大了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攻击力度。与此同时,卡尔扎伊家族等喀布尔政权周围的投机商也知道长期投资没有任何意义。这里没有所谓“长期”可言。

自撤军以来,引发了众多关于美国可靠度丧失的讨论。但什么样的信用是它必须放弃的?可信度不是说你为了什么献身,甚至不是关于军队的派遣问题,而是在于你的对手相信你的公开声明符合你的利益,因而即使情况恶化你也会坚持下去。美国插手阿富汗事务的问题在于,它显然不愿长期停驻于此。

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也始终反对更深入的参与。最近的民意调查似乎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中,70%的美国人赞成在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及时撤出阿富汗。虽然人们很容易因为阿富汗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就将此归咎于地理原因,但地理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是零散的,但这并不会阻止他们关注遥远的地区,想想对冷战中的苏联、以色列或者中国的关注。阿富汗使人精疲力竭并不是因为地理位置,而是时间与日益增长的徒劳感。乐观主义让位于犬儒主义。利益转移,一切便归于终结。

不管美国的干预行动“应当”以何种面貌介入,对911事件的报复行为改变了阿富汗社会。阿富汗的中值年龄为18.4岁,如今活下来的大多数阿富汗人对2001年以前的国家没有记忆。数百万人的生活轨迹被重新定向,其中许多朝着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但美国辜负了这种希望。

得到解放的女性、成千上万进入大学的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萌芽是西方国家通过干预所创造的一部分现代化社会,这一社会现在面临着两种生存威胁。其一来自塔利班,第二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事实上,阿富汗的现代生活依赖稳定流入的进口和外国援助,其衡量标准是占该国GDP25%的贸易赤字。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直接为西方人工作,担任翻译、修理工和其他工作人员。塔利班可能会压制公共生活,但财政制裁将消除其物质基础。

现实迹象令人担忧。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冻结阿富汗的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为其成员创造信贷的合成货币,分配给阿富汗的特别提款权也将取决于美方。阿富汗的主要进口产品包括汽油、面粉、糖、机械和电子产品等现代经济的基本成分。阿富汗很少与西方国家直接进行贸易活动,但其贸易伙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巴基斯坦,都希望得到偿付。

外部资金的缺乏会导致汇率暴跌、物价飙升,经济将失活,最脆弱的群体要面临粮食危机。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政权垮台之前,世界粮食计划署估测阿富汗3900万人口中有1400万人面临食物缺乏,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干旱席卷了大部分乡村,寒冷的天气即将来临,而医疗保健系统又是该国最直接依赖外国资金的部门之一。阿富汗正面临一场正在酝酿中的人道主义灾难。

塔利班确实有潜在的援助来源,尤其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但巴基斯坦本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中国可能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财政援助。如果两者最终都进入中国的轨道,美国将有所行动。

只有目睹这种多边金融关系如何发展时,我们才会了解美国撤军对阿富汗社会究竟有何意义。在塔利班镇压之上的经济封锁将摧毁过去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持续的援助将是美国继续介入的一种方式。2001年的国家干预后,阿富汗货币体系陷入混乱,美国专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该国美元化。这一计划被阿富汗爱国人士拒绝,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最近几个月阿富汗的货币阿富汗尼(Afghani)一直在贬值。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很棘手的情形,但在新统治者的领导下流入阿富汗的美元将为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提供一条生命线。人们不应假装美国的军事撤退免除了其继续提供必要支持的责任。

总的来说,用于国家重建的财政援助是西方在阿富汗数目最低的支出部分。在奥巴马大幅提高的5000亿美元预算中,299亿美元用于民用援助,328亿美元用于阿富汗军队,大部分用于美国自己的军费开支,这些开支以工资、采购和服务合同的形式直接流转到西方国家。

2007年至2013年局势最为紧张的阶段中,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行动涉及成千上万的部队,每年支出超过1500亿美元。就脑力与精力而言,这些战役主导了军事议程。

美国军队是一个巨大的专业组织,由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学位的高级军官管理。有时候美国军队看起来就像一个从事军事压迫的管理咨询企业。与任何这类组织一样,它等级分明且权势极大,各分支机构之间的资源争夺非常激烈。但是,与这类组织相似的是,“企业”文化也很重要。新奇时髦的话语与理念使管理军队的官僚联盟充满活力。2006年至2010年初的口号是COIN(counterinsurgency),一场旨在通过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手段来镇压那些抵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存在的反叛乱行动。

正是在反恐时代,前驻阿美军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前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曾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担任指挥官的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曾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担任特种部队联合作战司令部情报主管的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和前美国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等人物成为了举国关注的新型勇士,他们坚韧强硬,老于世故,思维自成体系。

有正统之处也有异端,尤其是血肉与财富悬于一线之际。在争论不休的军事知识界,对COIN行动的整体关注总是存在争议,这不仅涉及国家建设的成功与否,还涉及更广泛的战略原理。美军迷失方向了吗?它面对的是正确的敌人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五角大楼相关的智库就开始进行预测模拟21世纪与中国对抗的军事演习。在这一背景下,反恐战争似乎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当美国把资源浪费到搜捕追杀本·拉登和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时,中国正全力发展。

2011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美国战略转向亚洲。对于自诩前卫先锋的美国军方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其战略视野是时候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市和阿富汗的赫尔曼德省移开,转移到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了。正如兰德智库所揭示的那样,2012年五角大楼的一群官员开始讨论略带神秘色彩的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抵消战略意图通过技术优势保证美国在充满挑战、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保持其决定性优势。

随着对伊拉克的占领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及阿富汗交接工作的完成,2014年美军开始重新定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东欧日益加剧的焦虑证实了美国需要正视新对手的现实需要,但中国一直被视为是货真价实的大国竞争对手。

为了同中国竞争,美军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网络武器和新的太空技术等变革性科技,为此五角大楼需要改造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一技术来自硅谷,深深融入了全球供应链和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的军事规划者目前所设想的并不是改造阿富汗的村庄,而是改造全球化的主要引擎与工具。

将巨型机械般的五角大楼与如此抽象的目标相匹配是艰难费力的任务,但中国的崛起是无情的现实,美国战略从根本上重新定位的想法一直延续到唐纳德·特朗普任职期间。2018年的国防战略指出美国未来的挑战是与对等或接近同等对手的大国竞争,而非反恐;美国的主要战场不是中亚或中东,而是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正在加倍努力地实现这一战略蓝图。

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讨论之所以至关重要,因为它产生于美国权力的核心,直接关系到五角大楼和情报界的巨额预算,而这正是其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如果反恐战争是一笔大生意,那么一旦人们有机会完全了解五角大楼的预算,这些数字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2001年美国国防预算为 3110亿美元,到了2010年,在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国防预算翻了一倍多,达到6900亿美元。随后,奥巴马的白宫与国会中共和党人之间的僵局造成了对预算的限制,2015年的支出下降到560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以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拜登最近提议继续增加军费,要求2022年达到7530亿美元。军费开支约占联邦政府所有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一半。若将国土安全纳入军费开支的概念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三分之二或更多。诸如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或拜登的基础设施和福利计划等提案的激进之处在于,他们提出了五角大楼认为理所当然的规模的民用开支。

鉴于这种摩罗神般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规模,军事专家不能简单地将其重定向到他们的高科技优先事项上。但转变正在发生。拜登政府已将国防部网络指挥部的预算提高至104亿美元,主要用于进攻而非防御能力。美国国防研发总额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情报体系又获得了85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用于电子数据的收集。

这种高科技军国主义将人类身心能力、人工智能的潜力与物质的性能推向了极限。解析卫星数据的强大算法可以追踪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无视敌人的防御。太空司令部的logo可能有些愚蠢,但自2019年脱离空军后,其预算已增至174亿美元。美国军队不仅没有从全球体系中退出,而是打算从太空轨道的层面上就开始包围环绕全世界。虽然新技术仍然占总军事预算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人们核对经典的高价项目购入清单,便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美国军队并不是撤离后退,而是力求增强全球主导地位。

F-35战斗机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产品开发项目,但它并不是用于打击叛乱分子的武器,而是用来击落中国和俄罗斯空中最好的战斗机。这一计划构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飞机预期66年生命周期内,开发、供应及维护的费用目前为1.7万亿美元。简单地把F-35视为一架飞机并不能公正地对待这个庞大的开发项目。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由近2000家供应商组成,直接雇佣了25万工人。其持续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并将植入世界各地的合作中,F-35的发射是英国新航母的主要目的之一。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航母方面一直是无与伦比的。最新一代是巨大的核动力CVN-21福特级,每个都耗资约124亿美元。然而由于担心其成本和易受中国导弹攻击的脆弱性,美国海军可能更喜欢数量较少的九枚而非十一枚导弹,但国会中的军工复合体根深蒂固,海军规划人员无法做出决定。2015年,现役水面舰艇数量降至271艘,国会已授权海军应将其舰队扩充到至少355艘舰艇。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后的日子里做得更好。2020年12月,宣称美国应拥有至少400艘船舶,最终结果将在320到390艘之间。无论数量多少,它都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由于大型水面舰艇容易受到攻击,一个与高科技性质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保持一致的解决方案是使其通过无人驾驶来操作,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潜入水下。十年内将开始采购的超级先进的下一代攻击潜艇将通过向伊拉克等地发射巡航导弹的方式,使海底舰队的重心从辅助陆战转移到支持与中国舰队的水面及水下作战。

但美国海军的首要任务是采购一支新的巨型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舰队。哥伦比亚级洲际弹道导弹潜艇是2013年首次推出的终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目的在于当美国遭受核攻击时发动毁灭世界的第二次打击。2021年开始采购该级别的第一艘核潜艇,海军希望以1090亿美元的成本建造12艘。潜射导弹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现代化,与空中重型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并属美国三大核武器。分析人员将其三十年计划的预计成本定为1.5万美元。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具有与美国相匹敌的核实力的大国,但最近中国新导弹发射井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五角大楼的支出计划因其成本超支与结果可疑而臭名昭著。2000年左右,军队开发新一代无人机器人车辆的努力以320亿美元破产。但无论是高科技还是老式技术,没有任何美国军费开支可能下降的迹象。这是巩固美国作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角色的蓝图。

这笔支出还与美国经济政策的军事化有关,这种军事化甚至在冷战期间也未曾得见。为了对抗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抱有重塑全球经济的新雄心。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被移除,硅谷来自中国的投资将被清除。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支持的风险投资家正在为军工复合体提供用于有前景的高科技新成员的种子资金。

与此同时,白宫要求美国的每一家大公司提高其网络防御能力。在数字世界中,真正能够衡量美国影响力的标准不是喀布尔撤退的绝望场面,而是来自中国5G支持者华为的羞辱,或者是美国对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的说服,以确保其只向美国政府批准的客户提供高度专业化的芯片制造设备。对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来说,重组全球高科技经济的构想比美国失去其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的忧虑要容易得多。

那么,以上这一切与阿富汗有什么联系呢?为拜登政府撤退辩护的人可能会说,这为与中国的对抗腾出了资源。但这一说法毫无意义。2020年五角大楼的预算中用于阿富汗的资源微不足道。美国最资深的士兵希望留在阿富汗以维持喀布尔政权并保留他们二十年来建设的成果。美国军方高层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意愿行事,而这正是阿富汗决定的真正问题所在。众所周知,2009 年在华盛顿特区,最近在平定伊拉克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的指挥官曾迫使奥巴马在阿富汗增兵。作为副总统的拜登深感惊骇。2020年,军方再次反击了特朗普加速从阿富汗撤军的愿望。

如果拜登延长了特朗普在与塔利班会谈时商定的时间表,他所屈从的对象将是美国军队。而这一次被打败的却是将军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只是被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等文职官员推翻。

无论好坏,阿富汗撤军行动是对拜登权威的戏剧性声明。处于喀布尔的第82空降师里气氛严峻。由于这样的决定,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想想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时产生的动荡,首先导致了1958年第四共和国被推翻,然后是1961年未遂的政变。但米莱并未离任,相反的是退伍军人组织分发了预防自杀热线的电话号码。

有关阿富汗的篇章业已告终。军方领导层不想与一个如此致力于确保美国位居世界首位的政府发生冲突。

随着塔利班在喀布尔肆虐暴乱,伊斯兰国的炸弹炸死十三名美国士兵,各地人们都在谈论美国1975年从南越傀儡国家的首都西贡撤离的失败,那时也有同样的混乱场面。似曾相识的背叛感袭来,以前的盟友被抛在后面。就像南越一样,重建阿富汗的拙劣努力的残骸正在被历史淹没。但是对于美军精英来说,退出越南有着更复杂的意义,那既是悲伤传奇的结局,也是复兴时刻的起始。

2012年,五角大楼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开始推动其高科技全球战争运动时,他们选择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神秘代号,以唤起早期美国军队内两段带来令人震颤的巨大冲击的重生时刻的民族历史。

第一次技术飞跃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当时美国采用了一系列复杂的战术核武器。第二次是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转型,带来了八十年代重振旗鼓的军队,配备了新一代武器、采用了更复杂的战争学说和空地一体战等概念,强调陆空协调的闪电战战略。

正是这支军队在1991年成功重新征服科威特,为美国军国主义恢复了光彩,而这也许是该国最后一场值得称道的战争。目前的美国高层领导人都沉浸在这段历史中。七十年代左右米莱在普林斯顿研究游击战,于八十年代美军复兴之初得到委任。

2014年第三次抵消战略启动,目的在于重振美国军国主义,使其摆脱反叛乱的泥潭并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集中于更重要的历史目标。从那以后,这一重新定位变得更具目的性。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与911事件二十周年的巧合令人痛苦,但人们不能因此质疑战略的这一转变。美国安全机构远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是投入了惊人的资源来对抗其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对手:中国。

美国军国主义的最新迭代不仅是对技术界限的考验,也对美国塑造现代历史进程的基本能力提出了质疑。美国之所以能处于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是因为士兵的天赋与精神,也不是因为武器在质量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其经济霸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能力反映了其巨大的资源优势。

现在,五角大楼战略规划者的最终目标是缓解经济表现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他们旨在确保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即使全球经济增长的离心效应降低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决定性因素是超先进技术而非GDP的数值。随着美国力量的扭转,整个世界都会感受到由此而来的影响。

文章来源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power. Adam Tooze. The New Statesman, September 9,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long-read/2021/09/the-new-age-of-american-power

董璐瑶

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21日 来源时间:202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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