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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他者: 一股危险的政治意识在美国当代复归

作者:王传兴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已有 692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导读:自特朗普当政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意识形态化,中美竞争何以愈演愈烈?本文认为,由于美国国家的形成源于英裔美国人定居者社会,因此定居主义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底色。美国国家认同基于源自新教主义的美国信念,美国定居主义的内核是新教主义。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异质性“他者”的构建来实现,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思想传统,蕴含于不同时期的各种美国外交思想之中;不论是基于孤立主义的“拒斥”“他者”,还是基于国际主义的“拯救”“他者”,实质上都是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二者殊途同归地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服务。 作者强调,中美关系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难境地,是与特朗普政府在其对华政策中对中国进行的美国定居主义异质性“他者”构建密不可分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方面,中国固然需要继续为避免双方对抗升级而做出不懈的努力;但另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当政的特朗普政府开始启动对中国的异质性“他者”构建,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将继续、甚或更严重地在其美国华政策中发挥决定性影响。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美国问题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美国对外政策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根源

文|王传兴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尤其是在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发生实质性调整之前,论及“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时,有观点认为“它的兴起并最终压倒‘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价值的内生和外来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诚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多元文化主义”曾经使得美国政治中“包容性”的一面异彩绽放。但问题是,由于“‘身份政治’是1965年以来文化多元主义所开启的国族认同‘去美国化’进程的产物”,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导致美国国家认同问题重新出现。对此,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美国精英颇为担忧地指出,因为“美国信念的政治思想已成为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所以“在美国,而非在任何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与国民性是融合为一体的”。结果,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近50年来”的“身份政治范式对美国政治和美国人政治意识的影响乃至塑造愈加强烈”,从而使得蕴含排他性的美国定居主义开始“复归”,并再次对当今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尤其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那么,何谓美国定居主义呢?

1 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内涵

定居主义(settler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居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定居主义是“对统治合法性的信奉”,通过信仰体系可以将物质控制转变为合法统治,而所谓信仰体系指的是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定居主义可谓美国意识形态的底色,因为美国最初开始的政治根基,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一个定居者社会;美国定居者社会产生了将对内部的自由和成员身份的丰富叙述,与外部的帝国从属模式二者结合起来的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这是美国定居主义的两个大前提——美国的对内、对外扩张与自由公民权力下放且自主的自治。虽然这种对自治的渴求使得美国第一部宪法“邦联条款”“为寻求对自由的确保而对中央政府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但美国定居者社会认为“共和主义原则在根本上并非普遍包容的”、而是“将内部人的自由与使(外部人)从属的做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将“外部人”排除在享有自由的“内部人”之外。

因此,定居主义强调“‘国家’对内建立法治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创造带有保护性的经济秩序,对外则采取野蛮方式,无视他人利益。”而美国自身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美国定居主义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包裹在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内涵之中的新教主义内核。美国定居主义与新教主义之间存在天然联系,亨廷顿在基于“信念政治范式”对美国政治结构进行解释的时候,从三个方面对这种天然联系进行了递进式的论述。

第一,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是美国政治认同的根本。亨廷顿认为,美国信念的内容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宪政下的法治,美国的民族主义因而“是从政治上而非从基本构成上来界定的”。因此,在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消失将意味着美国国民性的终结。

第二,美国信念的根本来源是美国新教主义。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美国认同的核心已有三个世纪之久,包括“自由”在内的美国信念的几乎所有核心思想,“都在持异议的新教主义中有其源头”。当然,“盎格鲁-新教文化”中的新教,是指源于英国更深层次的宗教改革中的清教运动。

第三,美国定居主义的内核是新教主义。亨廷顿指出,在英裔美国人定居者社会中,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核与新教主义密不可分,因为早期英国定居者移民到北美时,许多定居者“将北美看作一个‘神圣的实验’、一个免受宗教压迫干扰的宗教天堂。因此,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界定美国的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所谓美国信念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的产物。

由此可知,虽然从现有文献看,定居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美国学者阿齐兹·拉纳(Aziz Rana)于2010年在《美国自由的两面性》一书中正式提出,但从美国政治思想角度看,思考定居者社会之于移民社会的区别,在美国学术界则有着更深厚的传统。

面对上述因“文化多元主义”而开启的国族认同“去美国化”进程——身份政治即是其产物,亨廷顿以“信念政治范式”为基础,将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开拓者定义为“定居者”而非“移民”;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在他看来,早期的英裔美国定居者中的许多人当时定居美国,是因为“在旧世界几乎看不到实现自己目标的任何希望”而来到这里、是要在这里建立“山巅之城”、是要使北美的新英格兰成为“一座矗立在浑浊黑暗的旧世界中唯一的纯洁明亮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美国的核心文化就是由这些早期定居者创造的。而移民则与其先辈定居者相反,他们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盎格鲁-新教文化而已。

亨廷顿这种有关“后来的移民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文化而已”的观点,道出了他所认为的美国“早期定居者”与“后来的移民”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即作为承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定居者,其对立面是后来的移民。前者是“内部人”,后者是“外部人”;前者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承载者,后者只是需要“顺应”这种文化的“接受者”而已。亨廷顿基于美国信念的“内部人”与“外部人”理论诠释,其目标指向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当然,历史上,出于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出于“占支配地位阶级的人们认识到不能将自由局限在一小部分精英身上”,美国社会中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所包含的不同群体,则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新教主义成为以包容性-排他性(“内部人”-“外部人”)和扩张性为其两大前提的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核,有着以下这样两个原因。

其一,新教的一神教观念。“清教徒不承认伪教,斥之为缺乏神性”。这种排他性在清教徒定居者中间最为明显,因为他们尤其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差遣到蛮荒之野”,以作为基督教虔诚的典范,并帮助促成人间天国的降临。在殖民地时期,许多英国扩张主义者是极端派清教徒,他们甚至连将天主教礼拜仪式与前基督教传统混合在一起的爱尔兰人,都看作“既是非宗教的,又明显是异教徒的”“外部人”,而北美原住民更是被如此看待。结果,原住民的“异教徒主义和野蛮状态”,使他们的“当地社会丧失了他们宣称对自己土地所拥有合法主权的资格。”

其二,新教强调禁欲主义,即强调勤勉劳动的价值和反对享乐。一方面,清教徒认为“劳动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因此“除非从事某种正经行业,否则人的一切业绩只可能是无足轻重,不成体统,他会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懒散闲逛而非工作上”;另一方面,清教徒认为“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都会驱使人舍弃职责,背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在殖民地时期,像潘恩那样的定居者精英,将原住民构建为终日闲逛、无所事事的“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认为依然处于“自然的原始人状态”的原住民,“由于缺乏全部文明和对工作价值的欣赏,原住民的生活乃是‘接连不断的假日’”。而洛克“把未开垦土地看作‘未耕耘荒地’”,则意味着“领土既可以是有人居住的,也可以是出于道德和政治目的而被视为无人居住的。”在这样的异质性“他者”构建过程中,定居者因此可以“通过种族和宗教优越论观点”,来使得对异教徒“外部人”“原住民土地的剥夺……正当化。”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核是新教主义,但却并不能反过来说新教主义等同于定居主义,因为美国文明当中“不乏对歧视、排斥和压迫予以缓释、纠正和抗拒的道德要素和智识力量,蕴含对‘他者’的欣赏和尊重。”

由此可见,美国理想中的政治自由与美国的政治实践注定发生错位。一方面,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无疑是美国信念的一个核心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在实践中英裔美国定居者“将他们对内部自由的考虑,理解为必须对外部进行监管和控制的模式”,因此早期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帝国主义事实上是“相互依赖的”。这种有关美国自由双重性的“激动人心的修正主义故事”,明显与亨廷顿有关美国信念的“主流”且正面的叙述截然不同。

2 美国外交政策中定居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响

由于“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从政治上而非从基本构成上来界定的”,因此美国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立国的,而定居主义则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底色,它也必然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理解。

第一,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两大外交政策传统。一般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是孤立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人们经常“根据两个相反的总体外交政策方向——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紧张状况”来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孤立主义认为,“通过‘离开世界’或至少坚持与其他地方所发生事件相脱离的正常合理的理智,是最能够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国际主义则认为,美国并不能独善其身地“摆脱这个界”,“国外发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影响、而且任何基于否认这种关联性的政策都是适得其反的”,因此要求美国有着“行动派的外交政策”。美国内向性的(孤立主义的)与外向性的(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大约25年到30年期间”发生一次转换。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周期性运动在本质上是螺旋式的,即“每次朝向国际主义的运动比以前都更强烈,而每次朝向孤立主义逆转都比以前更不彻底”。

第二,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两大外交传统,是不同时期美国具体外交政策思想——各种思想主义(doctrine)——的底色。由于“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外交事务中如此严重地依赖‘主义的’(doctrinal)声明和原则”,因此,孤立主义或国际主义会在不同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主义”中得到体现。而把握了解“这些主义(doctrines)的发布及其发展,将对自19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相当充分的理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以总统的名字冠名,如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或克林顿主义。

第三,定居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内涵。虽然有关美国“这个国家的外交思想(diplomatic doctrines)‘含义’已是一个重复出现的难题”,但一般认为它“有三种重要且实际上显而易见的内涵”,即法律维度的内涵、宗教教义或形而上学维度的内涵、美国社会所赞成的意识形态原则方面的内涵。就意识形态维度含义而言,它有“七种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信条,这些信条已在美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反映”:包括新世界的独特性、对和平与非暴力关系的笃信、对自治的信心、美国“典范”的力量、美国“使命”的思想、美国思想的“千禧年”特性、美国的“单边主义”传统。这些内容与作为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内核的新教主义思想无疑是一致的。

美国主流叙述认为,上述意识形态信条在其外交政策中,分别意味着美国社会是“人性未来的守夜人”,意味着“所有的主要外交政策声明……都已将和平的维护作为其首要目标”,意味着“美国人愿意为了自治的思想而牺牲他们的生命”,意味着“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人类的典范和注定成为普遍采取的方式”,意味着“美国社会对文明世界的‘使命’”,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也证明了美国人对政治问题所持态度的‘千禧年’或乌托邦特质”,意味着“美国已在外交上坚持‘自耕不息’(plow its own furrow)”、“不受拘束”的“单边主义”思想。

质言之,这些基于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叙述,体现的是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在其对外政策中的延伸。其内在逻辑是基于定居主义意识形态的异质性“他者”构建;无论是采取孤立主义的“拒斥”“他者”政策,还是采取国际主义的“拯救”“他者”政策,其目的都是殊途同归地服务于特定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需要。按照美国的“主流”叙述,这种定居主义意识形态的异质性“他者”构建思想,本质上与法律维度上美国“将来自国内的法律概念移植到国际领域”的倾向相一致,与宗教教义或形而上学维度上“自1787年以来美国外交最明显的主题”——司法平等的概念与国家的道德完善——相一致,与美国社会所赞成的意识形态原则——自治信条、“守夜人”信条、美国生活方式的典范性信条、“使命”信条、“对政治问题所持态度的“千禧年”信条、单边主义信条——相一致。在上述这些“一致”中,美国基于定居主义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实践,则出现了与其政治理想大相径庭的“灯塔泯灭”和“双标”现象。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如果支持民主就得接受左翼政府,但左翼政府反美;美国如果支持独裁政府,则虽然有违民主理想初衷,但独裁政府反共、对美友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先后在1953年推翻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64年颠覆巴西古拉特(Joao Belchior Goulart)政府、1973年颠覆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Gossens)。

虽然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就其本质内涵而言是恒久不变的,但其具体内涵却随着美国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体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宏观历史阶段,来理解定居者拥有的作为自治的自由与美国定居者帝国内外扩张性的相互交织。

第一阶段,殖民地时期英裔美国人面对的定居主义双重矛盾。这一时期英裔美国人的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典型特点,是存在于宗主国英国与英裔定居者之间,以及英裔定居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两对虽然不同但密切关联的矛盾。前者表现为宗主国的帝国利益与英裔定居者寻求维持其作为帝国中心臣民的自由(自治)之间的矛盾,后者则是英裔美国人“要求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而这种自治憧憬的先决条件,却将原住民构建为异质性他者,从而实施“对原住民土地财产的剥夺”,并进而牢固地确立“定居者享有对非英裔人口的至上社会政治地位”。这一阶段对原住民异质性“他者”的构建,为定居主义的内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建国以来美国对定居主义“自由”追求。从美国建国到美国作为大国登上世界舞台之前的这一时期,美国定居主义“自由”的追求,突出表现为定居者特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拓疆过程中由盛而衰的变化,并最终使得定居者社会走向解体。结果,在抱怨沿海精英没有充分尽力减少原住民进攻的威胁,或者为定居者农业扩大领地的时候,出现的民粹主义自治愿景扭曲变形为“将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行动与对外建立帝国计划连接到了一起”;结果,民粹主义者认为“深肤色种族必须以某种方式自愿服从白人”;结果,美国的“领土扩张不再是‘天定命运’的杰作,而是一场……‘巨大的土地抢夺’,利用联邦军队强行迁移印第安人部落是利用‘国家’权力为白人定居者腾出兴建棉花种植园的空间”。这一阶段基于定居主义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外扩张,最集中地反映在门罗主义之中。

第三阶段,美国对定居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追求。随着19世纪末美国大陆拓疆活动的结束,美国定居者社会因而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登上舞台,定居主义转而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美国定居主义国内政治中的“内部人”与“外部人”区隔,开始更彻底地运用到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之中。由于“从根本上使得领土扩张与提供内部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帝国连接断裂了”,因此“团体中的完全成员身份失去了其伦理基础。”解决之道是求助于美国定居主义的“另一个前提——帝国方案”。对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反帝国扩论者担心帝国扩张导致英裔美国人定居者社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种族混杂;帝国扩张者则明确表示,“殖民主义只是实现和平、自由世界的一种手段。”到了新政时期,像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这样的拥护者认为,“美国应该使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国内外成为社会政策的一般基础”,定居者帝国因而“必须让位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和国内安全的迫切需求。”随着冷战来临,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呼应了阿诺德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理想,并排他性地将苏联归为“外部人”异类;认为除寻求制衡苏联这一目标外,“我们应努力通过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带来秩序和正义”。质言之,异质性的苏联与西方阵营“在对法律的诠释和一般性态度上有着最重大的差别,而法律与制度性质的差异相一致”。

案例研究: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时期外交政策中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回响。到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在世界工业强国的排名中,美国从1840年的第五位上升到1860年的第四位,……并于1895年占据首位。”结果,1865—1912年美国达工业中心的起飞“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并因而改变了它的外交政策”,开始“以1899-1900的门户开放政策取代1823年的门罗主义;也就是说,随着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超越了国内市场的需求、随着美国人完成了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的陆上扩张;……着手在亚洲和非洲部分的帝国主义路线”,美国“抛弃孤立主义原则已变得不可避免,取而代之的是‘昭昭天命’以及把‘预先打造好的’文明带给未开化人的使命的信念。”在此过程中,如果要实现美国的对内、对外扩张,就还需要借助美国定居主义的另一个前提,即蕴含于“内部人”-“外部人”区分之中的异质性“他者”构建。

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着扩张性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基因。建国伊始,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就曾“将美国构想为一个‘崛起的帝国’,一个在人口、领土和权力方面注定增加的广阔的帝国。”托马斯·潘恩、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那些其他的美国建国者,也都“曾梦想过乌托邦和帝国”,认为“不要对领土扩张进行限制”,因为“这个(美国)社会范围越大,它就将越很快地能够具有自治性”。这种观点无异于说,这个“‘共和国的事业’需要领土扩充,……以确立针对反动的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界限。”为了实现定居主义的扩张性目标,因而需要构建异质性“他者”。结果,无论是出于自欺欺人还是出于理性考虑,在美国的对外扩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迷思,即“只要(美国)这个‘自由世界’地区向印第安人、奴隶制、欧洲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扩展,这个自由民主国家在国内就会繁荣昌盛。”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30年里,美国外交政策先后经历了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再从国际主义重回孤立主义的过程。在这一时期,通过异质性他者的构建,扩张性的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在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Taft)和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四任总统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世纪之交的美国第25任总统(1897年3月4日—1901年9月14日)麦金莱,从1877年当选国会议员时“坚定的‘保护主义者’”,转变为1899年开始担任俄亥俄州州长时既是“一个经济民主主义者”、又“几乎同样强调海外经济扩张”,而到1897年担任总统时他已经转变为主张“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美国至上地位”。在他任内,美国的扩张对象包括古巴、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为此,美国需要将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宗主国构建为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他者。

麦金莱因此提出,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将菲律宾留给反动的西班牙人控制,那么他(麦金莱)就将不是始终如一的(或者说就将不能使道德主义者满意)。”为了控制中美洲,罗斯福政府(1901年9月14日—1909年3月4日)放风说,巴拿马“运河区外交因此关乎美国保护领地体系的扩展,而不仅仅是未来的文明通道。它也为罗斯福推论走向门罗主义开辟了道路”;因此,“当明目张胆的不道德行为的事例出现在西半球的时候,无论有多么不情愿,他将被迫采取行动。”因此,当尼加拉瓜总统何塞·桑托斯·塞拉亚(José Santos Zelaya)在1909年4月在伦敦谈判“稳固尼加拉瓜的债务和建设一条东-西向铁路”的时候,塔夫脱政府(1909年3月4日—1913年3月4日)认为塞拉亚“对其邻邦的不断威胁和他热衷于与欧洲银行家和资本家做生意为中美洲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美国驻尼加拉瓜布卢菲尔茨(Bluefields)的领事因而预见到了针对被贴上独裁者标签的塞拉亚的革命的爆发。威尔逊总统(1913年3月4日—1921年3月4日)则是美国首位最具典型性的国际主义领导人,他大力推崇和重视美国的商业利益,强调美国“政府不能够置之不理的事情恰恰是商业,因为商业是我们生活各部分的基础”。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已经完全把拉美当作后院来控制,因此他放言说,“我将教会南美洲那些共和国选出好的人”;而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美国“将提供无论什么可能必要的武力来镇压叛乱”。在与墨西哥利益发生冲突时,威尔逊一方面谴责外国租界、谴责被贴上独裁者标签的墨西哥总统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Huerta)是他们(欧洲人)的工具;另一方面,他“现在他却谴责同一个韦尔塔……威胁到……外国租界。”关于第一次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威尔逊认为“针对商船的潜艇战是一场反人类战争”,并将“潜艇战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一种区分两个相互对立的联盟之间的手段”;威尔逊在界定美国战争目标时说,美国的目标“不是有组织的敌对,而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因此,美国战胜的国家及其轴心国的唯一阶段性目标,是“维护那些针对自私自利、专制独裁权力的世界生活中的和平正义原则”。战后美国开始走向孤立主义,因为美国认为既然“美国有许多资产用来赢得世人对其要求的关注”,“为什么要自我受国联的束缚呢?”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无论是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还是从国际主义重回孤立主义,其中回响的是定居主义异质性“他者”构建的“拒斥”声或“拯救”声!

3 定居主义“复归”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几乎与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同步,国内对此的相关研究先后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在前一阶段,学界比较注重对特朗普“实用主义的外交思维和不按常理行事的外交风格”的研究,或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或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能够维持总体稳定”;或认为“目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两个重点”,即朝核问题和贸易问题。但在相继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18日)、《国防战略报告》(2018 年1月19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2018年2月2日)中,美国认为自己身处来自中国等国不断加剧的“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世界之中,指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认为世界目前已重新回到(与中俄的)“大国竞争”时代。因此,国内相关研究相应地进入第二阶段,其特点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检讨日趋严厉,认为随着“中美之间‘内外-强弱’的格局逐渐宣告结束”,“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两国关系正常化近40年来最深刻的调整”、美国认定“中国的崛起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从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调整。这一波“中国威胁论”因而可以被称为“新麦卡锡主义”,并进而使美国对华政策上升到“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

在上述从个体、国家和体系三个不同层次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分析中,个体层次分析认为,“从特朗普实用主义的外交思维和不按常理行事的外交风格”,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因此他的信条是‘美国至上’,而非全球主义”;体系层次分析认为,“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失望,以及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系统性误读和曲解”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并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 21 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等等。在国家层次上,既有成果中的代表性观点包括两类。第一类观点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出发,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及其调整,因“美国各界多不愿承受在与中国对抗中的利益严重受损”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美对抗的烈度”。第二类观点从美国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根源出发,或认为“由保守福音派领袖组成的‘宫廷福音派’,作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政治基础的白人福音派,以及美国跨宗教、跨党派的宗教人权建制或宗教领域的‘深暗势力’”等三大宗教势力,它们之间的“配合运作”“不仅策动了美国当前对华‘宗教冷战式动员’,而且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或认为“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

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曾经“低调处理价值观外交和人权问题”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厚,以至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开始指称中国对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自由,以及事实上对其未来构成了威胁。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些发展意味着,对特朗普政府以及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意识形态根源的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美国对华政策在奥巴马政府时开始发生调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及其调整、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的对华政策调整,则与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复归”密切相关。以下是从这两个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分析。

第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自冷战结束至奥巴马初期,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战略再保证”。在奥巴马政府中后期,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各界对华焦虑感增强,包括美国“改造中国”愿景的实现能力、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能力、美国对全球领导权的护持能力。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已认为需要重新定位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需要为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奠定主基调,并进行战略和政策设计;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整体战略转换其实早已有迹可寻。

纵观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经历了以2017年年终为分界线的前后两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又可区分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的两个不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年,由于特朗普政府深陷困境之中,包括白宫重要官员走马灯似的被撤换、政府各部门政务官岗位大量缺位、“禁穆令”被联邦法院裁定违宪、废除和替换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的角力、筑墙令因两党斗争执行不力、“通俄门”调查、因退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遭受广泛批评、特朗普对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平权主义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引起轩然大波等,这一切“表明特朗普政府无力、也没有条件制定完整的对外战略。”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却已初露端倪,因此其对华政策也趋于明朗,即基于“美国至上”信条而“强调务实交易”的对华政策;为了“美国优先”,特朗普甚至“扬言美国遵循了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可以被用作在贸易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筹码”,以达到在“务实交易”迫使中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的目的。因此,这一阶段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的特点。

在第二个阶段的前一阶段,即自2017年底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相继出台三份重要文件,美国对华战略目标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这些文件均强调大国战略竞争的紧迫性,并直接、多次地点名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象,强调美国需要与其所指称的中国(和俄罗斯两大)“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s)开展竞争。具体而言,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2018 年1月19日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是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并再次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首要竞争者”;2018年2月2日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继续指出,尽管“美国不希望将俄国或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但却“对俄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战略政策、设计和能力,特别是和能力构成的挑战直言不讳”,认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在第二阶段的后一阶段,即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高层业已形成以对抗为主线的对华战略共识,在对华政策中强调“我们的工作是把美国放在首位”、指责“中国没有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做”。

第二,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复归”的对华政策意蕴。以扩张性的异质性“他者”构建为特点的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需要放在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复归”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当然,所谓“复归”,事实上并不意味着美国定居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曾经缺位。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复归”集中体现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场运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20世纪1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之中。其中坚持把“外部人”——包括美国境内移民——当作工具来实现美国国家“财富和支配权”的目标,现已“日益呈现为诸如此类的内部安全问题,以及对美国地位进行无限的保护。”

20世纪60年代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复归”的结果,是民权运动最终在形式上解决了黑人的“外部人”身份问题,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在这场运动中黑人实质上的“外部人”身份问题仍然是积重难返的一个痼疾。而唯有消除实质上的等级制,美国人才终将能够“恢复民主制”。但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黑人、穷困白人,以及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联合起来“克服我们必须实际预料到的激烈反对”;需要“我们永远反对贫穷、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与此相对,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总体上是积极的、正面的话,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则是一种反动。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2010年代的美国见证了“政治极化、有关谁属于政治共同体的冲突、经济不平等严重且日益加剧、行政权力过度使用”等威胁;而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则反映了美国政治中又一次族裔或身份——“内部人”与“外部人”——政治的“复归”。在此过程中,被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称之为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洛克式的共识”被打破、蕴含于其中的“政治正确性”底线被不断突破,民粹主义所诉诸的“人民”因此被撕裂。其中突出表现为当代美国的移民问题和少数族裔权利问题。在移民问题上,“这些身处集体生活边缘的(主要来自全球南方)移民的地位,恰恰在美国边界之内,重复了国外支配西方与其历史上的殖民之间的依附性关系。”在族裔问题上,2020年5月25日发生的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又一悲剧,以及随后爆发的“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或BLM)运动表明,至今黑人自由所涉及的依然“不仅仅是结束形式上的种族隔离”。

结果,最新一波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定居主义“外部人”身份政治,也被裹挟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之中。换言之,这一波的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回归”,不仅体现在美国国内政治的“他者”构建中,而且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他者”构建中。在美国定居主义“外部人”政治意识形态执念下,特朗普政府不是组织动员美国社会力量并携手国际社会合作抗疫,而是采取一种“全政府方法”来与像中国这样的所谓“敌对力量进行竞争”。扩张性的定居主义异质性“他者”构建,因而开始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开始意识形态化。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来理解北京政权的本质及其对美国经济利益、安全,以及价值所构成的威胁”;并因此认为是时候“重新思考过去20年失败(对华)的政策”,而这“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行为,是如何迫使美国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回归的指导下采取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原因。”因此,“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意图和行为的清醒评估、基于对美国的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重新评价、基于更大程度的双边摩擦的容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的方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开始激化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以及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原则相冲突”,认为与中国等敌手的竞争“不仅正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发生,而且还在信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没有朝美国(西方)所设定剧本方向发展变得日益失望和失落。

4 余 论

在过去数年里,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在为防止中美两国陷入“新冷战”而进行努力。早在2014年1月22日,我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接受《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子报《世界邮报》(The World Post)创刊号专访时即强调,中美两国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22日在西雅图访问时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更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政府因此认为,需要努力走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国际关系新路;中美之间可以突破冲突对抗的思维,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在学术界,有学者早在2016年即指出,中美两国“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他更广泛的领域”;认为“在特朗普没有认定中美是‘模式之争’之前,我们是有机会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的”。我们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努力,是因为“搞意识形态之争则不利于我国实现民族复兴”。

但遗憾的是,中美关系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科技与军事领域的对抗而走进新冷战,双方已出现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究其根源,中美关系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难境地,是与特朗普政府在其对华政策中对中国进行的美国定居主义异质性“他者”构建密不可分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方面,中国固然需要继续为避免双方对抗升级而做出不懈的努力;但另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当政的特朗普政府开始启动对中国的异质性“他者”构建,美国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将继续、甚或更严重地在其美国华政策中发挥决定性影响。

明乎此,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我们依然认为,在美国基于根深蒂固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异质性“他者”构建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宏观的双边关系上,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把中国构建为异质性“他者”,认为美国需要“同我们的民主伙伴国一道工作”,“同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在具体问题上,拜登政府也以“我者”与“他者”为界限,强调美国“将加入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以发展和保护可信的关键供应链和技术设施,并推动对大流行的准备工作和清洁能源”;在美国国内,由于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我者-他者”之分的情结,美国华裔/亚裔受到严厉排斥、攻击,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

*文章原载于《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辑。

发布时间:2022年01月15日 来源时间:2022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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