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美国的大流行导致近两年亚裔受到的偏见、歧视乃至暴力犯罪呈井喷式增长。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尽管仇恨犯罪总数下降了7%,2020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报告的亚裔仇恨犯罪案件的数量却增加了149%。“停止亚太裔仇恨”联盟(Stop AAPI Hate)截至2021年9月的全国调查报告显示,约1/5的亚裔美国人在过去一年经历过仇恨事件,包括各种类型的骚扰(66.8%)、身体攻击(16.1%)、线上的不当行为(8.6%)、咳嗽或吐口水(8.2%)等,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有500万甚至更多的亚裔在疫情背景下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仇恨对待。新冠疫情正在塑造美国亚裔的团结力量,2021年3月美国亚特兰大市发生的枪击案引发了全美亚裔以“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等为口号的集会与游行,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站出来发声”,呼吁亚裔团结起来、共同与种族主义对抗。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是否成为了美国亚裔“大团结”的一个新契机?本文将回顾美国亚洲移民的历史、“亚裔”概念的产生及其争议,从身份认同视角切入,考察亚裔内部的分化与差异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难题造成的其在政治参与中的团结困境,尝试探讨疫情是否正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亚裔的身份认同,并进一步为亚裔在政治参与中的“大团结”提供契机和基础。
一、美国的亚洲移民与“亚裔”概念的产生及其争议
美国较大规模的亚洲移民潮始于19世纪中叶的加州“黄金热”,此后不断有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移民作为劳动力进入美国。但美国长期采取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导向的移民政策,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限制性法案,如第一个旨在针对少数族裔的法案——1882年《排华法案》;第一部大幅限制移民进入美国并通过识字测试等条款歧视特定少数族裔群体的1917年移民法案;限制年度移民人数的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案》等,都在不同时期明确限制了来自中、日、印、菲等国的不同亚洲移民群体,并且禁止亚洲移民拥有公民身份。直到1952年《麦卡伦-沃尔特法案》解除了亚洲移民不得入籍的禁令,其才可以正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965年颁布的《移民和国籍法》是美国移民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法案取消了对来自亚洲、非洲、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的限制性配额,标志着美国正式废除了种族来源限额制,实施全球限额制。该法案的影响之深远连其制定者也未预料到,其不仅带来了移民的又一波浪潮,还在后来大幅度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1960年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约占美国移民人口的84%,来自东亚和南亚的移民只占4%。而自从1965年法案颁布以后,来自亚洲的现代移民占到美国所有移民的四分之一,亚裔新人口不断涌入。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洛文夫妇诉弗吉尼亚州案中(Lovingv. Virginia)推翻了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律,导致多族裔混血亚裔美国人数量的激增。近五十年以来,美国的亚裔人口不断壮大,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美国的亚裔人口从1960年的98万迅速蹿升至1980年的350万,到2019年美国已有约2240万亚裔,相比2000年的1190万又翻了几乎一倍。亚裔在1960年以前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到0.5%,现在约占全美人口的7%。
图片:美国的亚裔人口在2000-2019年间几乎翻了一倍,预计到2060年将超过4600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虽然亚洲移民在美国的存在已有近两百年历史,但“亚裔”的概念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正式创生。在民权运动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等背景下,1968年5月,当时还是研究生的美国历史学家、民权活动家市冈雄二(YujiIchioka)与艾玛·吉(EmmaGee)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AAPA),这一政治组织的成立期间市冈雄二创造了“亚裔美国人”一词。这一概念创立之时也正值“亚裔美国人运动”(AsianAmerican Movement, AAM)的高峰时期。当时,受到一个多世纪压迫与歧视的亚裔对自身在美国社会“永远的外国人”的处境感到不满,越南战争又更直接地将亚裔暴露在美国社会的不公正与种族主义面前,遭受的共同敌意加强了美国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亚裔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亚裔遂发起了史称“亚裔美国人运动”的社会政治运动,聚焦于反战、反帝国主义和泛亚主义等的思想宣传和实践,强调和呼吁所有种族的亚洲人的团结,包括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团结,亚裔与非裔、拉丁裔和原住民等之间的多族裔、跨族裔团结乃至受到美国帝国主义影响的全球人民的跨国团结。
然而,亚裔美国人一词和亚裔的概念在学界具有不小争议,其在代表美国亚裔和改变其真实处境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亚裔美国人”是一种激进的自决标签,表明了追求平等、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议程,以一种充满自我定义和赋权的政治身份反抗和抵制从殖民历史中产生的、在美国语境中带有贬义的“东方人”(Oriental)称呼。美国政府也终于在2016年正式禁止在联邦法律中使用“东方人”一词,转为使用“亚裔美国人”一词。可以说,亚裔美国人一词及其对亚裔概念的强调是这一群体觉醒的一个标志和一种以共同事业和共享经验将亚裔社区团结起来的尝试。另一方面,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亚裔的概念是一种“可笑的扁平化”,其因掩盖了亚裔群体巨大的多样性、以东亚人为中心并阻止特定族裔群体获得政策支持等而受到批评。亚裔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社会忽视了其内部在来源国、阶级、经济、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代际等方面甚至在签证类型和移民类别上就存在的巨大差异,并助长了亚裔是一个整体的“神话”。这一概念还导致族裔内部歧视的出现,比如华裔、韩裔和日裔等东亚人往往被视为比其他群体更“亚裔”,而一些东南亚和南亚群体则经常处于亚裔社区的边缘,例如一些南亚裔因美国社会在“9·11”事件后“伊斯兰恐惧症”上升和反穆斯林情绪激增等而面临针对棕色人种的独特歧视,甚至被抹去亚洲人身份。
亚裔在美国是一个于现代才正式创造的词汇和概念,意味着亚裔是一个建构性的而非原生性的族裔,本身就与白人、非裔等更偏原生性的族裔不同,其以一种抹去群体中具体的人的方式过分抽象了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存在。尽管亚裔已在美国人口普查、学术界等被较为广泛地使用,但亚裔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这一群体的共同意识之中。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实际上也很少以“亚裔”自称,而较多以来源国为界在美国人认同之下建立其亚族群认同,如华裔、韩裔、日裔、越南裔美国人等,亚裔有时甚至被认为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因为它在政治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美国亚裔没有建立对亚裔概念本身的共识和对其进行广泛的实践导致亚裔群体严重缺乏基于这一泛族裔的认同,而没有族裔认同作为基础,亚裔就难以实现和维持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二、亚裔的内部差异与分化及其身份认同建构难题——政治参与中的族裔团结困境
“身份认同”为理解亚裔这一建构性族裔或者甚至可能都不存在的族裔的团结困境提供了一个视角。Deaux K.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是自我概念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张淑华等人将身份认同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指出有关身份认同的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方面:自我身份认同理论——奥尔波特的自我发展理论、埃里克森创建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米德符号互动论中的自我观点;社会身份认同理论——Tajfel和Turner等人创立和发展的社会认同理论、Phinney的种族身份认同理论、认同的控制论。Phinney在自我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种族身份认同理论,认为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人有“弥散、排他、延期补偿和接受”四种与种族探索和承诺有关的身份认同状态。“弥散”表现为缺乏对独特种族身份的探索或承诺,没有充分考虑过作为特定族群的成员意味着什么;“排他”指没有任何个人探索就对特定身份有强有力的承诺;“延期补偿”是个人将自身认同拓展到了群体中,探索群体认同,产生文化热情并开始从事许多活动;在此基础上,个体可能进入种族身份认同的获得与“接受”阶段,即对文化价值观有更强的承诺,在一段时间的强烈探索后对种族认同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与认识。
实际上,美国亚裔在建构其身份认同即自己归属哪一群体时很少将亚裔这一族裔身份放在优先位置,大多数人首先希望融入主流、强调美国人身份,接着在国家认同下建构基于祖籍国的亚族群身份认同。根据种族身份认同理论,美国亚裔中的个人对本种族或族裔的认同主要停留在“弥散”阶段,几乎没有探索过自身作为亚裔的身份认同并作出相应承诺,也不将自己视为亚裔这一建构性族裔的成员,更遑论思考政治参与等情况下进行族裔“大团结”的可能及其实践。从上世纪70年代“亚裔美国人运动”的逐渐消退等历史中可以发现,亚裔之间的团结似乎总是在一段时期内因反对歧视、追求平权等共同斗争需求而高涨,随后又因对族裔的身份认同的弥散而陷入低迷。可以说,基于整个建构性族裔的广泛认同的缺乏是亚裔在政治参与中实现“大团结”的一个根本性困境,而亚裔内部的差异与分化则是其建立起亚裔认同的最大障碍。
首先,美国亚裔在祖籍国、出生地、语言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使其缺乏探索族裔认同的动力和基础。美国人口普查局将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20多个国家列为亚裔的起源地,包含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韩国、日本等。其中华裔(540万)是美国最大的亚裔群体,其后是印度裔(460万)、菲律宾裔(420万)、越南裔(220万)、韩裔(190万)、日裔(150万)等。除了单一种族,还有约350万亚裔被认定为混血。亚裔的人口构成在1965年移民改革以及越战结束后就因更多在外国出生而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亚洲移民以及一批高技能人员的涌入而进一步多样化。目前,美国约有57%的亚裔出生在外国,即超过一半人口属于归化公民而非本土美国人,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归化公民占族裔内合格选民多数的族裔。研究指出,一些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和印度裔等群体可能乐于接受亚裔的身份认同,但具有较强祖籍意识的东亚裔群体可能并不接受这种身份认同。此外,71%的出生在国外的成年人亚裔和一些本土出生的亚裔难以就投票等政治活动达成族裔认同。
同时,不同亚裔群体之间在英语水平和语言使用情况上也呈现出多元特征。截至2019年,约有72%的亚裔精通英语,但在美国出生和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的英语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前者中有高达95%的人精通英语,但后者的这一比例只有57%。大约三分之一的亚裔在家中只说英语,其余亚裔则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语言,亚裔最常用的非英语语言包括中文(34%)、印地语(13%)、他加禄语和其他菲律宾语(9%)、越南语(7%)。若按照出生地划分,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中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在家里只讲英语,亚裔中的移民则大多在家里讲非英语语言。不难想见,语言体系、祖籍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社会化经历等各不相同的亚裔亚族群之间连交流都可能存在困难,多元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导致其缺乏对亚裔身份的共同情感体验,自然就难以具备主动建立族裔认同并以族裔为单位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
图片:2019年近3/4美国亚裔人口精通英语;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中有近2/3的人在家只讲英语,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其次,美国亚裔内部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的明显差异造成了贫富差距大、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严重等问题,导致一些亚裔群体缺乏探索与建立族裔认同的意愿和能力。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美国25岁及以上的亚裔中超过一半的人拥有学士学位或受过更多教育,其中有75%的印度裔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在亚裔中教育水平最高,不丹裔的这一比例则只有15%,亚裔受教育程度的内部差异巨大。在职业方面,美国亚裔遍及各行各业,包括劳工、厨师、工程师、医生、律师、公司管理人员、政治家、科学家等。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颁布之后以及在越战后抵达美国的亚洲移民多是相对低技能的工人,而根据1990年移民法、持H-1B签证进入美国的亚洲人多是高技术移民,这进一步加剧了亚裔内部的职业分化。在收入水平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6年亚裔已成为美国收入不平等最为严重的族裔,亚裔的90/10比率为10.7,即收入分配排名前10%的亚裔的收入是排名后10%的亚裔的收入的10.7倍,这一数值高于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也远高于1970年亚裔的90/10比率——6.1。这几十年中,亚裔的90/10比率在所有族裔中从最低变为最高,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19年以亚裔为户主的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85800美元,比美国所有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61800美元高。但这掩盖了亚裔内部的收入差距,以缅甸裔为户主的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44400美元,实际上也只有两个亚裔亚族群的家庭收入高于亚裔家庭收入的整体水平,分别是印度裔家庭的119000美元和菲律宾裔家庭的90400美元。尽管亚裔10%的贫困率低于美国13%的整体贫困率,亚裔内部蒙古族裔25%的最高贫困率与印度裔6%的最低贫困率仍对比鲜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的巨大差异造成亚裔内部难以弥合的阶层鸿沟,族裔内部的不公平可能进一步降低了部分亚裔群体建立亚裔认同的积极性以及在政治参与上互相团结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各亚族群如华裔中的活动人士和政治家更多地对本族群具有一定号召力,无法团结其他更多群体,而有些处于美国社会甚至亚裔群体边缘的忙于生计的亚族群则可能根本无暇关心与整个群体有关的公共或政治事务,也没有构建族裔共享文化和认同的热情。
图片:从最低到最高:1970-2016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亚裔中增长最快,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再次,美国亚裔人口在地区分布和代际上存在的差异塑造了亚裔的多元化参政事实,使其缺乏基于族裔认同的对参政议政的共同承诺。就地区分布差异而言,分别有45%、24%、19%和12%的亚裔居住在美国西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其中约55%的亚裔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德克萨斯、新泽西、华盛顿这五个州,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亚裔人口。一方面,历史上美国国会、州和地方政府中的亚裔民选官员大多来自或处在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华盛顿州,其他则零星来自或处在纽约、佛罗里达等十几个州,美国不同地区的亚裔在话语权和代表性上差别显著。另一方面,亚裔较为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夏威夷以及纽约等都是非摇摆州,削弱了其对两党的吸引力,缺乏政党针对少数族裔选票的动员,亚裔就更难以在政治参与中统一认同并团结一致。就代际差异而言,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比其他类型的亚裔年轻得多,截至2019年,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9岁,所有亚裔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在美国境外出生的亚裔的年龄中位数则达45岁。因此,亚裔的一代、二代乃至三代移民之间在众多领域存在分化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对参政的差异化态度。“沉默是生存法则”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来自亚洲的一代移民中,他们认为抗议会带来不必要的后果。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年轻一代的观念则与其祖父辈有很大不同,更倾向于公开表达意见和积极参政,也更有可能在关心亚裔共同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在亚裔身份之下参政议政。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与研究中心(Centerfor Information & Researchon Civic Learningand Engagement, CIRCLE) 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到种族主义、Covid-19大流行等关键事件的驱动,亚裔青年的政治参与度明显增加,约47%的18-29岁亚裔青年在2020年投票,几乎是所有少数族裔中增长最多的,弥合了与其他族裔青年选举参与率之间的差距。CIRCLE于2020年11-12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30%的亚裔青年表示他们参加了与其关心的问题有关的游行或示威,40%的亚裔青年表示其在2020年为种族正义采取了具体行动。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和不同世代移民之间的代沟使亚裔在参政议政问题上没有族裔化的共识和认同,意味着亚裔在统一政治权力与提高族裔代表性方面存在着困难,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亚裔的团结程度也会相应受挫。
图片:总统选举中按种族或族裔划分的青年的历史投票率,来源:CIRCLE, Tufts University Tisch College
亚裔这一建构性族裔远没有其概念显现得那么扁平化。上述种种内部差异与分化都使亚裔中的个人和亚族群很难建立基于族裔的身份认同,而这大大降低了其作为一个族裔在政治参与中进行“大团结”的可能,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其在选举和非选举政治参与中获得足够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集体能力。
三、亚裔在疫情背景下走向“大团结”的尝试
近两年,美国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似乎正成为亚裔再次汇聚并尝试走向“大团结”的一个新契机。随着针对亚裔的偏见、歧视和仇恨犯罪的激增,对种族主义暴力的共同的脆弱感、不安感和受害经历为亚裔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建构族裔认同的基础,恐惧感所产生的动员效应使全美各地的亚裔开始聚集,其平权需求与参政意识被进一步激发,族裔团结意识觉醒,更多亚裔开启了主动建构亚裔身份认同的进程,尝试在政治参与中走向“大团结”。一方面,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促进了亚裔对族裔身份认同的建构,亚裔在选举型政治参与中以族裔为基础积极团结选票、统一政治权力并主动运用族裔政治策略。第一,加强族裔投票率和族裔投票动员。亚太裔数据中心(AAPIData)的调查显示,亚裔的投票率从2016年总统大选的49%提升至2020年创纪录的60%,印度裔的投票率更是高达71%。近几年亚裔在选举中向民主党的投票团结趋势也愈发明显,《泰晤士报》的分析发现尽管亚裔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但亚裔居民高度集中的社区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几乎压倒性地支持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亚裔比例占5%-50%的人口普查区中投票给拜登的亚裔都超过了60%。2021年1月,亚裔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帮助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拿下了佐治亚州的两个联邦参议员席位。亚裔美国人中西部进步组织还在佐治亚州领导了一场针对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10万亚裔选民的“登门拉票”第一线竞选活动,大力动员“族裔化”投票。在6月的纽约市民主党初选中,纽约泛亚裔民主党俱乐部支持的市议会候选人——韩裔美国人Julie Won、孟加拉裔美国人沙哈娜·哈尼夫都获得胜出。可以发现,亚裔在投票动员和投票的党派倾向上建立了族裔认同,使自身在提高政治代表性和话语权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团结基础。第二,部分亚裔群体在选区重划中寻求族裔团结和权力统一。美国每10年都会在人口普查之后进行选区重划的工作,每个州都要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划分国会和州立法区的边界,以保证不同选民群体的代表性。选区重划使政党或一些团体能够利用其规则为自己争取优势和权力。最近亚裔已在族裔认同加强的趋势下开始尝试通过选区重划的方式进一步动员起来,希望依托“族裔化”选区促进“大团结”,统一政治权力。例如,倡导组织“印度裔美国人影响”(Indian American Impact)已经开始行动,计划使用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确定印度裔美国人的聚集地并游说州立法机构和负责选区重划的委员会将这些地区视为“利益社区”,即在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共同需求和政策利益的社区,旨在表明集体选择代表的重要性。许多亚裔美国活动家也试图抓住纽约市重划选区的机会,希望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立法区以取代皇后区埃尔姆斯赫特、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和本森赫斯特的分裂立法区。尽管选区重划为亚裔在政治权力上的“大团结”提供了一个程序平台,但亚裔这次在选区重划中的努力产生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同时亚裔的一些重划选区的行动仍是围绕亚族群展开的,这一本质上不公平的政治竞争手段可能会对亚裔中的其他群体造成伤害。第三,亚裔政治家主动运用族裔政治策略。在2021年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不断激化之后,一些以往讳言自身族裔身份、强调融入主流社会和美国人认同的亚裔候选人也公开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在选举政治中主动团结亚裔选民。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和2021年纽约市长竞选的华裔杨安泽曾写文表示亚裔要“拥抱和展示美国性”,但其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杨安泽采取了族裔政治策略,主动运用“族裔化”话语,在亚裔中建构“我们”的意识,力求团结亚裔选票,他不仅频繁出现在反对针对亚裔美国人仇恨的集会上,还多次参加在纽约亚裔社区中的竞选活动,表示“我们必须开始与亚裔美国人社区建立联系的纽带,让他们知道这座城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可以说,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也激活了部分亚裔政治家的族裔身份认同,在疫情期间改变了他们以往为迎合美国主流社会、争取主流选民的“去种族化”竞选策略,开始积极团结本族裔的选民。
另一方面,亚裔通过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族裔身份认同,在全美带动更多亚裔迈向“大团结“。今年三月亚特兰大市枪击案发生后全美各地的亚裔迅速聚集,通过线下的“街头政治”和线上的舆论传播等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方式互相声援、表明不同亚裔群体与社区之间的团结。亚特兰大市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多地的亚裔举行了以“停止亚裔仇恨”等为口号和标语的集会与游行。仅3月相关的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或守夜活动就有近百场,“StopAsianHate”的话题也在推特迅速蹿升。亚裔的平权与倡议组织也在近期成立并发起了旨在团结亚裔的社会活动。亚裔美国人基金会(The 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是于2021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将自己定位为“召集人、孵化器和资助者”,聚集了许多政策制定者、活动家、民权组织、企业、亚裔社区领导人等,提供资金和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以提高亚太裔的宣传、权力和代表性。亚裔美国人基金会今年发起了一项名为“See Us Unite”的社会文化运动,旨在对抗反亚裔偏见,并通过团结和教育扩大对亚裔社区的支持,是亚裔组织积极推动亚裔群体走向团结的缩影之一。亚裔群体基于近期在疫情背景下日益加强的族裔身份认同而进行的一系列非选举型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族裔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大团结”,反过来又在全美各地进一步传播了泛亚裔的身份认同,促使更多亚裔关注和探索建构族裔认同的意义。
因此,在疫情背景下,亚裔对其族裔身份认同的建构逐渐进入了“延期补偿”阶段,亚裔个人开始将自我认同拓展到族裔群体之中,探索亚裔认同的建构,产生了对族裔团结的热情,开始从事与亚裔事务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亚裔这一经常被视为无用甚至实际上不存在的概念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其局限性,发挥更显著和更具实质性的政治作用。
四、结语
“亚裔”概念的产生远远晚于美国的亚洲移民的出现时间,而这一概念也因其强烈的建构性和扁平化受到批评。本文认为,被美国社会长时间忽视的亚裔内部的高度差异与分化为理解过去亚裔认同建构的难题和团结困境提供了一个解释。近两年美国疫情的大流行引发的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激化深刻塑造了亚裔的身份认同,使更多亚裔个人和群体开始拥抱这一以往微弱地甚至根本不存在于其意识中的概念,主动建构族裔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其在选举型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中的族裔化“大团结”趋势。然而,说到底疫情也仅仅为亚裔提供了一个促进政治参与“大团结”的契机和外在动因,亚裔现有的团结趋势能够持续多久还依赖于亚裔建构其族裔身份认同的内在动力能否持续激活。未来只有当亚裔超越了内部高度的多样性而真正建立起泛族裔身份认同时,亚裔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性政治崛起才有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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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Nina Wallace, “Yellow Power: TheOrigins of Asian America,”Densho. https://densho.org/catalyst/asian-american-movement/
【26】 “Our Mission,” The Asian AmericanFoundation. https://www.taaf.org/our-mission
【27】 Peter de Guzman, “Drivenby Key Issues,Asian Youth Increased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RCLE, TuftsUniversity Tisch College, July 8, 2021.https://circle.tufts.edu/latest-research/driven-key-issues-asian-youth-increased-their-political-participation
【28】 Peter N. Kiang, “Understading OurPerceptions of Asian Ameicans,” Asia Society. https://asiasociety.org/education/understanding-our-perceptions-asian-americans
【29】 Rakesh Kochhar, Anthony Cilluffo,“Income Equality in the U.S. Is Rising Most Rapidly Among Asians,” PewResearch Center, July 1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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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RobertGebeloff, Denise Lu, MiriamJordan, “Inside the Diverse and Growing Asian Population in the U.S.,” The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21.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08/21/us/asians-census-us.html
【31】 “The Return of ‘Yellow Peril’:Anti-AAPI Rhetoric and Policies Leading up to the 2020 Election,” Stop AAPIHate, October 21, 2020.https://stopaapihat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Stop-AAPI-Hate-Report-2020-Candidates-and-Anti-Asian-Rhetoric-201021.pdf
【32】 Vox First Person, “What does it mean tobe Asian Ameican?” Vox, May 5, 2021.https://www.vox.com/identities/22407838/asian-american-pacific-islander-history-month
【33】 Viet Thanh Nguyen, “The Beautiful,Flawed Fiction of ‘Asian America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21.https://www.nytimes.com/2021/05/31/opinion/culture/asian-american-AAPI-decolonization.html?searchResultPosition=60
【34】 Zoe Christen Jones, “The Asian AmericanFoundationlaunchesnewcampaigntofightanti-Asianhate. CBS News,” CBS News,May 6, 2021.https://www.cbsnews.com/news/asian-american-foundation-fight-anti-asian-bias/
【35】 乔舒亚·查芬:《为何亚裔美国人开始拥抱共同身份认同?》,载FT中文网,2021年8月1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3521?full=y&archive
【36】 《美国亚裔民众:亚裔不能再当“哑裔”》,载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21/03-21/9437164.shtml
【37】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载《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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