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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CLS:北美的中国研究现状

作者:   来源:IPP评论  已有 883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导读: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北美高等教育机构关于中国的教学、培训和研究领域的变化,Luce/ACLS中国研究项目咨询小组于2021年初开展一项调查研究。该研究向拥有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中国学者发放了两份在线问卷:一份发给在北美高等教育机构指导博士论文的教师(以下称为“导师”),另一份发给在2012—2013年至2019—2020年的博士申请人。

主要结论Image

调查对象是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包括指导博士论文的教师和参加Luce/ACLS中国研究项目的早期职业奖学金申请人,是跨学科的、公开召集的、同行评议的和跨机构的。Luce/ACLS项目吸引的申请者主要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学者。

在发出的1300份调查中,收到了大约400份答复,是迄今对对华研究学者进行的最全面的调查,为北美对华研究领域提供了概况。根据调查受访者所属学科,各学科学者都依赖奖学金计划。其中,人文领域最依赖该奖学金的支持,历史学系(29%)和文学系(12%)占比最大。另外与人文相关的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和人类学)占到了剩下的30%。

 

图1 调查对象的学科分布

总体而言,人们对中国研究的兴趣非常浓厚,这一点可以从过去五年有关开设中国研究课程的报告中得到证明。与此同时,受访者指出,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很高(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困难难度)和职业生涯早期成功的障碍也普遍存在(影响研究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压力,以及在中国开展研究和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困难)。

这些数据表明,人们对获得签证、审查制度以及进行自我审查的压力普遍感到沮丧。也许,从这项研究中出现的最令人惊讶的观察结果是,预计在新闻、非政府组织、政策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中,学术界内外对中国学者的需求都很强劲。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以新博士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Image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

主要成果:

● 中国现在是北美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的主要来源。在申请Luce/ACLS项目获得本科学位人数最多的10所大学中,有6所在中国内地,1所在中国台湾。近一半的申请者在中国获得了学士学位。

● 中国研究领域仍然由少数资源丰富的机构主导。项目申请者(以及奖学金获得者)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和排名前50的文理学院。大约60%的申请者和50%的被授予者拥有这些机构的学位。

获得中国研究学位后的职业前景

培养一个中国研究学者是昂贵的。许多教师管理着大量研究生,这给学生和导师都带来了负担。大多数研究生要花六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在获得学位后,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能获取终身教职。

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近年来,机构对中国研究和教育的支持有所下降,特别是减少了外部资金。

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依然浓厚。尽管最近中美关系紧张,在大学里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但在过去五年中,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有关中国的课程数量都有所增加。

中国研究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近年来一直强劲,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增加。与研究型大学和文科学院的需求相比,预计非教育机构(如政府机构、政策研究所和企业)的需求将有更大的增长。相当多的教师和学生在进行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和写作时遇到了政治障碍。

中国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

中国研究领域在多样性方面取得了两个成功:女性和华裔学者的强势代表。其他少数群体的比例很低,反映了这些少数群体在高等教育中普遍面临的系统性障碍。

为了提高中国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公平性,受访者建议采取综合措施,如尽早建立渠道,超越资源丰富的机构圈。

对调查结果的反思

人才来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裔女性和学者大量涌入该领域,这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视角、话题和分析范式。在中国大学接受学士和硕士学位教育的学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表明中国是北美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非常丰富的人才来源。

然而,来自中国的女性和学者的流入与北美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学界领导层较少的这些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大学仍然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者在各个层次的研究中都很缺乏。

职业前景

早期的博士后阶段对未来专业知识的输送至关重要。新冠病毒让某些障碍变得更糟,比如博士毕业生数量大大超过职位数量。许多大学和学院的财政支持下降,尤其是来自机构外部的资金支持。调查结果显示,对学者和中国研究相关项目的资助有所下降。

新的希望

中国研究领域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在高等教育领域被认为是强劲的。预计政府机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和新闻业也将增加。

非殖民化及其回潮

就研究和写作的知识内容而言,美国和加拿大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展,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一开始,在英语世界构建中国研究领域有两个显著的因素:传统的知识划分(从古典学习到汉学)和当代的政治变革(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到农民革命)。

前者使中国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通过强化的语言教学和文本探究,学者们被训练成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的综合研究。这是冷战时期出现的区域研究模式的关键。

中国动荡的政治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英语世界引发的发自内心的反应,对这一领域的形成同样重要。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发了人们对“谁失去了中国?”以及几代人关于农民叛乱的学术研究。中国研究领域一直是跨学科的、动态的,它与欧美对中国的观念和政策的转变交织在一起。

虽然“社会”“性别”和“自然”等突出的类别为研究中国提供了新的途径,但它们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一个中国范畴或理论概念被英语国家学者主导的国际话语所接受的例子少之又少。纠正这种不平衡是近期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该领域的边界,尤其是中国海外华人研究的位置和地位,以及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都存在争议。

对中国专业知识的呼吁

中国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新闻中,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社会、语言、文化或历史。此外,充满敌意的言论在媒体、街头以及政府中随处可见。许多消息灵通的个人和以政策为导向的非营利组织努力用可靠的、可验证的信息来消除偏见。

中国研究领域应该面向公众和决策群体。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将是鼓励学者们在他们受到严格限制的专业领域之外,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写作和发言。

安全化

国家安全问题扭曲了学术重点。只专注于支持国家安全利益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忽视其他研究。虽然有充分的理由促进对国家利益有益的研究,但这可能会对知识的统一和简化造成压力,使对其他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减少为政策目的的概括。实际上,安全化导致资金从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和STEM学科,这些学科被认为与政策更相关。

从工具的角度来看,即使美中关系正在恶化,基于客观而非党派的认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所有文化、历史和社会学领域,也更加重要。更重要的是,学术的基本价值——自由、参与、合作和客观——不应该受到损害。极端形式的安全化是危险的,它减少了国际社会之间合作的机会,并削弱了我们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在捍卫学术自由的同时,中国问题研究界也应该迫切地推动实践,以打击反亚裔的刻板印象,在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之间培养尊重关系(无论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出身如何,也无论他们目前的工作地点如何)。

优势及局限性

Ⅰ 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研究近期变化

有证据表明,对中国研究的需求仍在继续。尽管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似乎有所下降,但据两项调查的受访者评估,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中国研究却并非如此。近年来,从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数量的增长来看,人们对中国的普遍兴趣有所增加。

此外,尽管在学术环境(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和研究)中对中国学者的需求变化不大,但北美的政府机构、政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对中国专业知识的需求有所增加。然而,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国相关教学和研究的资金支持有所下降。

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依然浓厚

近年来,北美高校的中国研究经历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受访者被要求对三种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需求进行评估:学生对语言学习的需求;对中国研究相关的本科课程的需求;以及对研究生课程的需求。

据49所大学和学院的近300名教师报告,在这项调查之前的5年里,学生对中国相关学科的兴趣仍然很强。尽管参加汉语课程的学生人数略有下降,但本科生和研究生水平课程的数量增加的幅度大于减少的幅度。

在回答调查问题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一(36%)的人注意到学生需求“有所下降”或“显著下降”,而回答“有所增加”或“显著增加”的人则占31%。”(图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小幅下降,而与中国相关的课程数量却呈现出令人鼓舞的上升趋势(图2)。

 

图2 对“在过去的五年里,您认为贵校开设的与中国相关的本科/研究生课程的数量……”这一问题的回答。

非学术职位对中国学者的需求增加

受访者大多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者,他们被问及在各种教育环境下对中国学者的需求,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的教学职位。他们还被问及在其他环境下对中国学者的需求:政府机构、政策研究机构和其他(如文化机构)受访者被要求对这些选择进行排序,从1(“不强”)到5(“非常强”)。(如图3所示)

 

图3 过去五年不同行业对中国学者的需求

在调查之前的5年里,教育机构对中国学者的需求依然强劲,每个类别的平均得分都在2.5以上(平均水平)。唯一的例外是社区大学的需求,因为几乎没有提供与中国相关的课程(图3)。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还表示,非教育领域对中国研究的需求也很强劲。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政策机构和其他机构的需求得分平均值与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的需求得分平均值一样高。

用于中国研究的经费正在减少

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呈现出喜忧参半的局面。一方面,核心的受雇研究人员略有增加。更多表示其机构的受雇员工人数从24%上升至31%。

另一方面,内外部资助对中国研究工作的支持正在下降。如图4,认为内部机构资金有所减少或显著减少的受访者分别是16.5%和29.2%;这一数据在外部资金中的对比甚至更大,31%受访者认为减少了,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增加了。

 

图4 调查反馈:中国研究经费投入的变化

Ⅱ 中国研究博士的培养

培养一名中国研究学者需要多年的投资,无论是个人还是科研机构,甚至要从中学和大学多个阶段就开始。本次接受调查的168名导师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学者,平均有24年的教学经验。

学位需要的时间

成为对华研究学者需要相当长的学习年限。完成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生课程培训平均需要六年。据应届毕业生导师反馈,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6.48年。攻读中国研究学位年限也因学科而异:政治学6.2年,文学6.7年,历史学6.8年,人类学7年。

学生就业状况

接受过对华研究专业培训的学生在完成学位后,选择开始学术生涯。然而,那些希望终身从事学术职位的人占少数。如图5,295名应届中国研究博士毕业生中,73%开启学术生涯,但只有38%获得终身教职,超过1/3的毕业生从事更不稳定的职位,如非终身职位或临时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研究专业知识的研究生,超过1/4的应届毕业生没有进入学术机构:大约9%去了政府机构,5%去了非营利组织,4%去了企业单位。

 

图5 调查反馈:接受对华研究培训的青年学者就业情况

奖学金申请人的学科背景

申请Luce/ACLS对华研究奖学金的人最多的是历史学系的,其次是文学系的。而历史学也是最有可能获奖的,其次是社会学,文学获奖概率最低。所有申请者中37%的人来自历史学系,而获奖者中的55%也是历史学系的。此外,只有10%的申请者是学文学的,文学系获奖的只有不到4%。

如前所述,中国本土才是对华研究人才的主要来源。来自北京大学的获奖者甚至多于哈佛大学。对比申请总数,那些中国本土学生的实际获奖数较少。该奖学金计划实施八年间,中国本土申请学生仅占43.8%,其中有12.6%的人获得了奖学金,而北美学生的获奖比例为16.6%。

Ⅲ 预测未来的需求和挑战

对华研究的学术和政治背景正在发生变化。本调查的受访普遍认为,近年来,对中国研究学者的需求将会有所增加。他们担心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但仍旧保持乐观。相当多的学者和学生在进行与中国相关研究时已经遇到政治困难,如签证和审查。

各领域需求不断

随着对中国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人数增加,下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也会增加。本调查的受访者表示,未来几年对华学者的需求量还会增加,同时也可能发生转变。如图6所示,44%的中国研究导师预测,对华研究专业硕士生的数量会持续增加,只有24%预测会下降。

 

图6 调查反馈:未来五年中国研究专业研究生需求

受访者预测,中国研究学者将供不应求。同时,教学机构对这些学者的需求也在增加。为了衡量这种预期值,我们将他们对未来学术界的评估与他们最新的报告进行了比较。如图7所示,教学机构的预期需求与近期情况相若,平均需求排名高于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社区大学对华研究教学的预期需求略有提升,但仍低于平均值。

受访者还表示,对华研究培训将在非学术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图7,政府及相关政策部门需要更多的对华专业知识。类似的评估也反映出对华研究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近期教师招聘数量总体上有所增加,但内外投资均大幅减少。

未来五年,政策研究及政府机构,包括其他非学术研究和非政府的机构,如艺术组织,可能会增加对华相关的业务。

 

图7 调查反馈:过去五年和未来五年对华研究学者的需求

一个更不稳定的领域

研究表明,对华研究将逐渐政治化且具备更多风险。在两次调查中,我们都询问了受访者最近正进行的对华研究经历,包括签证,与中国同事的合作、审查。

16%的受访者在申请中国签证时遇到了问题;30%的受访者表示与中国学者沟通非常有挑战,35%的受访者则表示与中国学者合作存在困难;在审查和书面审查上遇到困难的比例甚至分别高达32%和42%。

申请Luce/ACLS对华研究奖学金的所有年轻学者中,中国本土的学者占近一半,他们在写作时自我审查率更高,尽管他们表示并无太大差异。此外,他们认为在合作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比起博士后,那些处于终身职位的学者自我审查水平较低。

审查和合作中的困难也因学科而异。大约30%的历史学或文学系申请人在中国研究时遇到了审查,而社会学学者则有55%,城市规划和艺术领域的申请人也遇到了非常高的审查阻碍。文学、城市规划和艺术/视觉研究领域的申请人在与中国学者合作时也多次受阻。

 

图8 调查反馈:对华研究的障碍

Ⅳ 解决对华研究中的多样性

为了探讨中国研究学者之间的多样性问题,此次调查还向对华研究导师询问了其所在机构毕业生的情况及相关的就业问题。

他们遇到的多样问题体现了现实情况复杂。一方面,中国在此领域的女性学者居多,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中国台湾的学者,超过70%的受访者都指出了这一点。

这些数字表明,近年来对华研究领域具有高度多样性。北美对华研究从中国的女性学者获取专业知识。同时,与一般高等教育行业一样,其他群体,如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比例都非常小,只有不到5%。


图9 调查反馈:对华研究学者和近期入职员工的群体概括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外,本次调查还有一个开放式问题,受访者是否在中国研究中提出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方面的建议。以下摘要来自对华研究导师和奖学金申请人的答案中。

提前铺好道路

随着许多学校已经终止了孔子学院的语言培训,加大这些资金不足学校的科研投入越来越重要。中学和高中也需要进行对华研究教育,尤其是有色裔的社区学校;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学科方面培训高中教师的教学,激发中学生兴趣,今后能够继续在高校进行中国问题研究。

摒弃精英教育

除了主要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精英院校,我们也要在其他院校投入更多资金。这些院校通常教学规模小、资源较少,其任职教师无法访问数据库,缺乏资助,也没有时间做研究,往往承担沉重的教学负担。然而,这类教师的学生占了美国当下大学生的大部分,他们在这样资源少、选择少的高校就读。要想改变美国人误解中国的整体局面,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名校之外的普通学生,为他们提供对华研究课程也十分重要。

研究课题多样化

开设中国问题研究奖学金,可以包括中国当下民族问题、劳工问题或者人口问题。过去,北美的对华研究过分集中于历史和文学领域。我们还应提倡关于反黑人和“大汉族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的研究;资助中国残疾研究、女权主义和美国反亚裔种族主义的研究;香港和台湾研究以及少数民族研究。

职业道路多元化

随着对华研究学术工作正在减少,年轻学者无法找到终身职位的工作,他们需要得到非学术的工作机会。阐释型的人文社科专业正处于不利的地位:许多资金短缺的大学正延伸到STEM学科(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和其他经济效益可行的领域。

与反亚裔偏见作斗争

在亚洲研究项目中,要警惕反华偏见。反种族主义的平台既反华、反亚洲种族主义,也反黑人和其他偏见,我们应该同这类平台合作。当前,中美政治局势加剧,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威胁到了对华研究学者的学术生活。加强开放平台间的交流,确保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仍然可以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不用担心任何一方的打压和猜疑。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CLS 简介: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of Learned Societies,ACLS)成立于1919年,是一家非营利机构, ACLS拥有68个学术团体会员,其会员资格对机构有一定的限制。

本文译者:陈灼莹、田雪琪

发布时间:2022年01月18日 来源时间:2022年0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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