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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工具视角对美国发展军用无人机的分析

作者:罗艳琦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已有 1469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内容提要】作为军事和科技强国,美国对无人机的研发和应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美国军用无人机系统,应结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变化加以考察。美国军用无人机在反恐战争中首次被投入实战应用;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美国军用无人机在亚太地区实现部署,在复杂环境下的侦察与监视功能得到开发。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关切,美国军用无人机的部署和出口都表现出满足对华战略竞争需求的态势。出于备战“高端常规战争”的需要,美国军用无人机将向智能化、小型化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军用无人机具有政策工具属性,国家对威胁的认知和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变化,对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方向带来重要影响。

【关键词】军用无人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国竞争”;美国军事

【作者】罗艳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部助理研究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将无人机作为靶机使用算起,无人机在军事中的应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信息技术革命以来,通信技术、飞行控制技术、传感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无人机的性能大幅提升,无人机的适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在纳卡冲突中,军用无人机展现出改变作战方式的出色能力,其发展与应用潜力日益受到关注。

凭借强大的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国对军用无人机的研发与应用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部威胁的认知,是影响美国无人机系统研发与应用方向的根本动因,军用无人机已成为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的重要工具。本文结合美国在反恐战争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期和“大国竞争”战略时期对威胁和冲突类型的认知变化,从技术、战术和战略三个层面,探讨军用无人机在美国发展和应用的情况,分析美国在各阶段对无人机在冲突中的角色设计和典型应用场景的实践,并研判未来一定时期内美国军用无人机的发展方向。

一 研究美国军用无人机的战略工具视角

无人机的全称为“无人驾驶飞行器”(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是指大部分情况下机上不搭载驾驶员的飞行器,与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和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的导弹相区别。大部分与无人机有关的技术属于军民两用技术,但军用无人机与民用无人机在动力和遥控技术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且军用无人机通常搭载特定的军事模块。

(一)技术、规则与伦理的研究视角

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无人机系统的研究主要有技术、规则与伦理三个视角,分别从技术发展、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以及战争伦理三方面,讨论军用无人机在军事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作用。

技术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无人机的技术进步及其在技战术层面的应用,并对其效用和影响进行评估分析。就这一视角而言,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集中于对无人机这一新兴技术应用效果的评估,绝大多数研究以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地区使用无人机反恐作为案例。有观点认为,美国进行的“无人机反恐”经济高效,使用无人机对恐怖组织头目实施定点清除(target killing),不仅提高了打击效率,而且还将己方的伤亡降至最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从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角度出发,认为无人机加剧了关于“自我”与“高高在上的他者”(美国)的区分,无人机对平民的误伤增加了当地民众对美国的仇视和对恐怖分子的同情,长期来看有利于恐怖组织在当地的招募和藏匿,不利于美国开展反恐行动。

规则视角的研究着眼于无人机这一新兴武器系统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冲击,并研究如何在国际规则层面应对无人机带来的挑战。以美国在巴基斯坦使用无人机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动为例,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美国此举是对巴基斯坦主权的侵犯,有可能引发对“主权原则”的挑战。有学者则分析了无人机作战对国际法中的“开战正义”“交战正义”“使用武力的对称性”等作战原则的影响。还有学者探讨使用无人机攻击目标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此外,一些学者以军用无人机在全球范围的贸易和出口为切入点,分析其对国际军控规则的影响。

伦理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人工智能、武器系统自主性的发展,对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中的道德伦理和战争伦理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自主性能的不断提升,人类在未来的战争中会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可能出现“由机器决定人的生死”的局面。另有学者认为,无人机操作员通过控制手柄就可以在千里之外制敌于死地,这降低了战争对战斗人员的心理冲击,在无形中助长了杀戮倾向——战争变得像玩电子游戏一样轻松容易。还有学者认为,如果用无人机进行军事打击而无须直面敌人,长期来看会对军人崇尚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荣誉感产生影响。

通过对既有相关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无人机的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从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来看,重“无人机反恐”研究,轻“无人机战争”研究。事实上,“无人机反恐”的对象——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通常不具备早期预警监测系统和完善的防空系统,因此,不能以无人机的反恐表现推断其在传统战争中的表现。其二,从无人机的功能方面看,重攻击功能研究,轻情报、监视和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ISR)功能研究。其三,从研究视角看,重技战术研究,轻战略研究。如果仅把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兴的武器系统进行个案和技战术分析,就难以阐释其发展方向对国际关系和军事领域的影响。

(二)从战略工具视角考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无人机应用与研发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梳理美国无人机的发展历程,本文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从技术与战略互动的角度,考察无人机技术在美国的不同战略阶段、应用场景、战术需求和发展规划时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和战略工具,无人机如何服务于美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策略。

无人机系统部署的演进是一系列相关技术长期发展的结果。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缘于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重大突破,但国际关系领域和军事领域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complex giant system),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始终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有关国家的安全战略变化息息相关。无论是火枪火器的发明、战列舰与航母的使用,还是核武器发明后美苏双方的“核恐怖平衡”状态,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只是“赋能者”(enabler),是国家实现安全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必然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美国顶层战略规划对无人机系统的发展高度重视,2001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国家层面的无人机发展规划——《2000—2025年无人机路线图》。此后,国防部每两年更新一次无人机25年发展路线图。美国各军种也陆续发布了无人机发展规划。2001年,无人机在中东反恐战场的首次实战部署,是美国在实战层面对无人机战法和战术的探索。无人机在中东反恐战场表现出色,也是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工具。近年来,美国对无人机的研发、部署与转让、采购与出口都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调整,以应对“大国竞争”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高端常规战争”(high-end conventional war fight)。

二 无人机在全球反恐战争时期的实战应用

“9·11”事件后,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小布什政府在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面临的致命性挑战来自‘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随后,展开了长达12年的全球反恐战争。2001年11月,一架携带“地狱火”(Hellfire)导弹的MQ-1“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在阿富汗执行攻击任务,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穆罕默德·阿提夫(Mohammed Atef),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运用携带导弹的武装无人机成功完成攻击任务。同年,RQ-4“全球鹰”(Global Hawk)无人机在“持久自由军事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中首次实战部署。此后,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反恐战争,无人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情报、侦察、监视、定点清除等任务中。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利比亚、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中都使用了无人机。

无人机在反恐战争中被投入实战并大显身手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战略原因。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推动“防务转型”,基本思路是将工业时代依赖武器平台的军队建设思路,转变为强调灵活反应、系统之间高度集成、具有高精度打击能力的信息化时代的军队建设思路。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和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QDR)中均提出要优先发展无人机武器系统。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顶层设计中,无人机的发展和应用得到高度重视。二是战术原因。美军武器装备在反恐战场上的全系统代差优势为无人机发挥作用创造了理想环境。美军在反恐战争中的对手多为恐怖主义组织和民间武装组织,他们不具备早期预警系统、防空体系和电子干扰能力,在此条件下使用无人机既能充分发挥执行“3D”任务的优势,又能有效规避无人机难以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短板。三是成本优势。相比传统的大型载人机攻击平台,无人机在攻击隐蔽和分散的目标时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既能降低武器平台的费用和弹药损耗,又能有效地避免战斗伤亡。四是对于需要飞越他国领空实施打击、涉嫌侵犯主权的行动,可利用无人机无人驾驶的特点,打国际法“擦边球”,规避主权争议。

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无人机的典型应用场景为情报收集和实施对恐怖分子的定点清除。围绕这两个场景需求,美国将无人机系统与精确制导武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相结合,提升了攻击的精确度和情报收集的效率,其典型案例是小布什政府时期使用无人机进行的“特征打击”(signature strike)。不同于传统的针对特定人员的定点清除,执行“特征打击”任务的无人机在情报收集分析模块中会预先输入攻击对象具有的行为特征,如“多个成年人聚集且持有武器”等。当侦察中的无人机发现符合预设特征的目标时,就会对目标进行打击。在复杂的图像识别与处理技术的帮助下,“特征打击”可以做到“发现即攻击”,有效地缩短了完成“情报收集、目标分析、指令下达”这一指挥控制链的时间过程。但在实际应用中,“特征打击”难免会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引发争议。

美国军用无人机从研发到在实战中应用的时间节点、应用场景以及与其他技术结合的发展方向,都与这一时期美国发起全球反恐战争和以打击恐怖主义为首要战略目标紧密相关。从发展进程而言,在“无人机反恐”时期,美国对无人机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无人机仅是执行简单的攻击任务和情报侦察任务的运载平台。

三 无人机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期的拓展应用

随着美国逐步撤出中东“反恐”战场,亚太地区成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点关注地区。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Sustaining U.S.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实行对亚太地区的再平衡”,这是在美国政府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亚太再平衡”的提法。在美国军事和外交资源加大向亚太地区倾斜的过程中,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和出口转让从无到有,数量显著增加,无人机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工具属性十分突出。

美国无人机进入亚太前沿军事基地和亚太军备市场的进程,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进程高度一致。美国国防部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关岛作为“区域安全活动的中心”。同年,关岛迎来西太平洋地区的首批RQ-4“全球鹰”无人机。此后,美国一方面积极在位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前沿军事基地部署无人机,以轮换部署、港口访问等形式增加无人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亚太地区盟友出口无人机,提高与盟友的装备通用性,为情报数据共享、联演联训、协同行动奠定基础。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和首要安全关切,决定了美军无人机在亚太地区的部署类型。奥巴马政府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不寻求直接冲突。此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是“制衡”而非“对抗”,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基本判断是相对稳定、无直接的武装冲突的环境,无人机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应用场景是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和出口转让的无人机以情报、监视和侦察性能突出的侦察型无人机为主,RQ-4“全球鹰”、MQ-4C“人鱼海神”(Triton)等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是执行广域海上侦察任务、提升海洋态势感知能力的绝佳选择。即使在抵近侦察中发生摩擦或意外,由于使用无人机可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因而相比有人侦察机更有利于危机解决和风险管控,有利于一旦发生冲突时的斡旋和调解。

与此同时,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新兴武器系统在美国国防战略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2014年9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提出,美国将制定“改变游戏规则”的“第三次抵消战略”(The Third Offset Strategy),发展颠覆性先进技术和武器,并带动作战概念、军队组织架构和长期战略的革新,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和全面的军事现代化项目”。无人机被认为是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的核心,以及实现长期前沿存在的关键武器系统。相对较低的采购和维护费用可以使无人机与传统载人飞机形成高低成本搭配,在提升效能的同时实现成本控制。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在此阶段先后提出“空海一体战”、“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JAM-GC)等作战概念。信息高度集成、智能化、模块化的无人机系统是实现这些新型作战概念目标的关键。为了拓展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功能角色,增强无人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行动能力,美国开始关注无人机系统与集群控制、目标识别、自动导航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结合,提升无人机的情报获取与处理能力,探索无人机与其他武器平台的互操作性。从这一时期起,无人机不再是单纯的无人运载平台或武器发射平台,自动化、智能化、载人与无人装备协同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方向。

四 无人机发展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对华战略聚焦

以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认为“国家间战略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国防建设以“增强杀伤力”(increased lethality)为保持美军竞争优势的主要着力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修正主义国家”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为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军事领先优势,应对“技术快速变革带来的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和“对手在各个领域的挑战”,美国认为一方面需要提升战备水平以维持有效可信的威慑;另一方面,需要“扭转军事竞争的范式”,使其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强化尖端技术的研发应用是此阶段美国军力建设的重点。虽然无人机不是能直接发挥威慑作用的战略武器,但其在打击、监视和侦察、联合多域作战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因而已成为美军发挥科技优势、提升战备水平的绝佳选择。

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列举的五个“安全威胁和竞争者”,四个在“印太”地区,美国尤其关注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无人机在亚太地区的应用场景设计不再局限于收集情报、监视和侦察功能,开始逐步向察打一体和作战攻击领域拓展,尤其重视实战功能,着重演练与无人机相关的新作战概念和模式。2017年3月,美国宣布将在韩国部署可发射空地导弹的攻击型无人机MQ-1C“灰鹰”(Grey Eagle),这是美国首次在亚太地区部署攻击型无人机。2020年1月,美国海军“广域海上监视”(Broad Area Maritime Surveillance,BAMS)项目的成果MQ-4C“人鱼海神”无人机完成首批交付后,立即随“第19无人机飞行中队”(VUP-19)部署到关岛,这是美国无人机飞行中队首次在海外部署。MQ-4C“人鱼海神”无人机频繁在南海对中国展开侦察行动,P-8A反潜巡逻机每次都同时出现,这说明美国正在亚太地区演练MQ-4C无人侦察机与P-8A反潜巡逻机的有人/无人协同行动战术。

除了提升自身的战备水平,美国还通过向亚太盟友出口无人机塑造有利的地区安全形势,并抢占无人机市场份额。美国向亚太国家出口与转让无人机不仅为其带来丰厚的军事贸易收入,而且与盟友伙伴的装备互操作性得以提升,为未来的联演联训与协同行动奠定了基础。“大国竞争”战略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出口与转让无人机的行为明显表现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2019年,在“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的对外安全援助项目中,美国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四国共出口34架“扫描鹰”(ScanEagle)无人侦察机。这四个国家都是与中国有领海主权争议的国家,向其出售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性能优越的无人机,暗含美国支持这些国家海洋领土主张的立场。2020年发生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美国以租借的方式向印度转让两架MQ-9B“海洋卫士”(Sea Guardian)无人机,该机于2020年11月起在印度海军服役。此举被认为是美国推动向印度大规模出售无人机的前期“试用品”,以帮助印度在南印度洋提高监视中国军舰的能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发布的《2018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报告指出,2014年至2018年,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武装无人机(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cle)的最大出口国。为了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军用无人机市场与中国展开竞争,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7月宣布,“重新解释”“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MTCR)的相关规定,放松对这一制度中属于“I类项目”(Category I)的军用无人机系统的出口限制,以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扩大军用无人机市场。

在以中国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大国竞争”战略背景下,无人机作为实现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的工具属性尤其显著。在军事领域,以实战为导向、对华聚焦的无人机战略部署,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提升战备水平的重要举措。在亚太地区试验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等新型作战概念是美国依靠科技优势,维护在军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部署。而在非军事领域,为了维护在世界军品贸易市场的市场份额,美国不惜修改武器出口与转让规则,抢占市场前景日益广阔的军用无人机市场。

五 美国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及前景

拜登政府对国际安全形势和主要安全威胁的战略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继承和延续,拜登政府人认为中国是“唯一有潜力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能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是“近乎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near-peer competitor)。在“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主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未来战争将是与拥有完善的早期预警和现代防空体系、电子干扰和反无人机能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进行的“高端常规战争”。

为应对“大国竞争”可能发生的“高端常规战争”,拜登政府明确指出,将逐步减少对“不需要的、遗产式作战平台和武器系统”(unneeded legacy platforms and weapons systems)的投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可“奠定未来军事和国家安全优势的尖端技术和能力”的建设中。未来美国的军力建设将尤其关注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为此提出“多域战”(multi-domain operations)、“分布式海上行动”(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强对抗环境下的濒海作战”(littoral operations in a contested environment)、“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等新型作战概念,强调跨域协调和作战力量分布式配置。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武器系统,正是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分布式作战资源联结为具有整体力量结构的关键。为了提升无人机的打击效能和战场生存能力,充分发挥无人机系统在“高端常规战争”中的作用,在当前和未来的一定时期内,美国无人机系统的建设和研发有四个重点方向。

其一,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可在保证人类决策控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无人机传感技术和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减少战斗人员伤亡。2015年,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AFRL)启动“忠诚僚机”(Loyal Wingman)项目,发展第五代战机与无人机的协同编队作战能力,无人机主要执行武器发射以及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防区外干扰等任务。2021年,美军在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的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3月,波音公司宣布专为“忠诚僚机”项目开发的无人机首飞成功;6月,MQ-25“黄貂鱼”(Stingray)无人加油机首次成功为一架美国海军F/A-18F战斗机实施空中加油。有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发展的关键是无人机的自主操控技术和人机交互的指挥控制系统,这些技术对通信的延迟、带宽、可靠性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二,无人机系统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相结合的智能化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被认为是赢得“大国竞争”和未来战争的关键。2016年,美国国防部对人工智能项目的公开投资总额为6亿美元。2021年,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人工智能项目超过600个,资助总额达25亿美元。人工智能算法使无人机可以更加高效地进行态势感知、快速响应、战术选择和目标攻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力量倍增器的作用。2017年4月,美国国防部启动“知识积累”(Project Maven)项目,开发可将无人机获取的图像信息快速转化为可用于军事情报的人工智能算法。2019年,美国空军提出作为“先锋”(Vanguard)项目之一的“天空博格人”(Skyborg)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决策辅助软件系统,以提升在对抗作战环境下的任务规划效率和人机协同配合能力。2021年4月,UTAP-22“灰鲭鲨”(Mako)无人机搭载“天空博格人”计划的自主核心系统成功完成该项目的阶段性测试。

其三,小型化、模块化与低成本化。在与“势均力敌的对手”进行的“高端常规战争”中,美国难以在武器装备方面形成代差优势,装备损耗难以避免。如何快速补充损耗、维持打击效能并进行成本控制是重要课题。美国既注重低成本、小型化、功能模块化的无人机研发,也高度重视无人机“蜂群”(swarm)战术的应用试验。“蜂群”战术可集诱骗干扰、侦察打击、集群作战于一体,对敌实施“饱和攻击”,即使部分作战单元失效,也可快速进行针对性补充,且不会影响其他单元继续作战,是一种灵活高效、风险分散的战术选择。2017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以及雷神公司(Raytheon)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签订了“进攻性蜂群赋能战术”(OFFensive Swarm-Enabled Tactics,OFFSET)项目第一阶段合同。2020年4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进攻性蜂群赋能战术”的新一轮项目选定九家承包商,旨在实现250架小型无人机或地面无人机器人编队作战;同年9月,“进攻性蜂群赋能战术”项目完成第四次田野试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展的“低成本无人机集群技术”(Low-Cost UAV Swarming Technology,LOCUST)研究项目,于2017年通过发射筒在舰艇上连续发射30架“郊狼”(Coyote)无人机并进行编队飞行的测试。无人机“蜂群”的理想构成是低成本和模块化的小型无人机,这既有利于成本控制,也便于灵活补充损耗。从美国国会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来看,小型无人机系统、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和可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超长航时无人机是美国未来研发投资的重点。

其四,反无人机系统。无人机系统的应用列装给防空系统带来全新的挑战。为应对无人机带来的威胁,作为军用无人机研发应用领域的领跑者,美国同样重视反无人机系统的发展。美国陆军早在2014年就首次发布反无人机系统战略,并将其作为六层防空反导体系之一。2019年,美国国防部授权陆军部长牵头组建联合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办公室(Joint Counter Small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Office,JCO),协调各军种和政府部门的反无人机项目的研发、采购和应用。2021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反小型无人机系统战略》,以协调各部门在反无人机领域的行动,应对本土安全防御、海外驻地防护、突发应急事件等不同场景的反无人机需求。当前反无人机技术方案主要包括高能激光、高功率微波、软硬杀伤相结合的综合阻断等,雷神、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主要军工企业均在研发反无人机系统,并对已有的防空系统进行改造,使其适用于反无人机场景。

无论是对已有装备的功能改造,还是武器系统的研发应用,从设想提出,到最终形成战斗力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对无人武器系统的研发应用是基于对“大国竞争”国际环境的判断、面向未来“高端常规战争”进行的预置规划。从无人机在阿富汗战争中首次实战应用至今,无人机系统没有向大型、复杂和高度集成的方向演进,而是向小型、低成本和模块化的方向发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和冲突场景设想的变化对武器系统和国防科技发展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特定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系统的革新与应用,不仅改变了作战方式,甚至还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技术革新被称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game changer)。装甲部队和航空母舰的问世与应用,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方式和组织架构,核武器的出现则从根本上重塑了国际安全格局。目前,无人机的研发和应用仍处于初期阶段,相关作战理念和战术仍在探索之中,无人机对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还远未达到“改变游戏规则”的程度。无人机本身虽然只是运载平台,但其与微电子、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物联网、隐身材料及边缘计算等新兴技术的结合,蕴含着改变未来战争形态的巨大潜能,代表了武器系统和作战方式自主化、智能化、高度信息化的演进方向。从战略工具的角度考察美国对无人机的研发应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系统的更新与战术战法、战略理论以及军事组织结构的关联性。随着无人机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拓展以及实战案例的增加,对“无人机是否具有开启下一次军事变革的潜力”这一命题的探究,正呈现出越来越宽广的研究前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4期,文中注释略)

发布时间:2022年01月31日 来源时间:2022年0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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