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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楠:谈谈美国的“下坡路”

作者:杨楠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3期  已有 1034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根植于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中的乐观精神,其本质是世界可以抛弃逻辑和理智,并按照美国的主观意愿被任意塑造。然而这种乐观并无力缓解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下降的担忧。自二战结束后,处于全盛的美国无时不在探讨其是否处于衰落的危险之中。1987年,在美国即将迎来冷战获胜缔造的“单极时刻”之前,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凭借《大国的兴衰》一书,再度将“美国将会走向相对衰落”这一石块投入国际政治的湖泊中,随即引发的“涟漪”持续了30多年。特朗普在美执政后,随着美国在多个领域内积蓄的问题逐步激化,以及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美国衰落论”的现实佐证日益增加。

拜登执政后,意图通过层层推进的改革和调整“治愈”国内政治创伤,通过“大国竞争的常态化”来聚力国内,然而其首年的成绩单却证实,这种方式对缓解美国当前的结构性矛盾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至少到目前,拜登的执政没能平息人们对美国衰落的议论,相反,加深了包括美国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对美国正走在“下坡路”上的认知,美国这个曾经伫立于“山巅之上”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印证着战略学家们的预言。

霸权的崛起和衰落

尽管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认为美国的崛起缘于其获得了“只有醉汉和傻瓜才能得到的上帝庇佑”,但现实却并不支持这种夹杂情绪的论断。自建国以来,美国长期聚焦自身发展,也秉持着相对务实的外交政策理念,游离于世界主要矛盾之外,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令其能够在不遭受战火荼毒的情况下稳步迈向“世界之巅”。随着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1894年超过英国,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胜出,全球也随之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

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视自由主义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基石。藉由这一体系的逐步扩张,美国将自身强大的实力转化为对国际社会的支配能力。冷战的落幕再度强化了该体系,而相应的规则网络也在美国的监督执行下变得更为繁密。在“单极时刻”,美国笃信自身的“国际制度霸权”之于世界的重要意义,为此甚至不惜将潜在对手纳入同样的轨道之内。然而,这只“自由主义利维坦”在力量达到鼎盛后开始趋于迷茫。从9.11事件后绕过联合国出兵伊拉克,到“棱镜计划”凌驾国家主权原则对全球进行大规模监控,再到频繁借助独立于国际法的单边制裁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始终无法较好地在原则与权力之间找到平衡。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优先”成为倾覆这一脆弱天平的最后砝码。正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所述,美国“对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长处高唱赞歌,但同时在违反和无视它们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尽管拜登努力兑现“美国回来了”的誓言,为过去四年的“退出主义”纠偏,但国际社会却对美国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决心和能力深表怀疑。美国不得不承认,自身对于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已大不如昔。

美国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也不断地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投射其中,并转化为自身在该秩序中的领导力。通过诉诸“马歇尔计划”以及策动对苏冷战,美国一度向世界展现了强大的战略主导性和资源调配能力,也令同样秉持所谓民主价值观的盟友如“磁石”般紧密吸附在其周围。在柏林墙倒塌后,美国又带领其追随者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这种“无所不能感”并未持续太久,全球反恐战争和旷日持久的海外军事行动不仅让参与者深陷泥潭,同时也令全世界质疑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夫看来,这种“恐慌时代”是美国谋求全球领导力的诱因,也最终化作该行为的结果。

“幻灭感”之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选择做国际体系的支撑,导致“战略信誉”这一美国霸权领导力的基础被严重消耗。拜登政府执政后,意图以塑造中国为“共同威胁”来凝聚盟友,但得到的明确呼应却屈指可数。知名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在全球134个国家一年一度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18年以来,美国的全球支持率从过去的50%上下,猛跌至30%左右,并维持至今。面对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美国在国际事务和盟友集群中的领导力大不如昔。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中,决定美国“注定领导”国际社会的根源性因素,在于美国拥有让其他国家接受自身意志的力量。不乏有人坚信,正是这种力量让美国即便经受朝鲜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挫败,仍能自省自调最终在冷战中胜出,并在随后将自身的制度模式和行为方式推广至全球各地。这种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让后冷战时期白宫的历任执政者们笃信“美国模式”就是未来世界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欧洲社会问题激化、转型国家迟滞不前以及几轮“颜色革命”在中东、中亚、东亚、拉美的退潮,全球多个地区变得更加无序和不安了。这种挫败甚至令许多美国人也开始怀疑,本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价值观是否是正确的。2020年,新冠疫情又成为一面“放大镜”,悉数暴露了埋藏在“美国模式”中的种种深层弊端,给过去20余年持续下降的美国影响力一记重击。同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为“美国吸引力的下降”做出了宿命论式的解释——“似乎是傲慢与随之而来的报应之间的经典循环”。无论是美国的文化亦或民主制度,能够引发外界效仿的能力已今非昔比。

霸权动力持续萎缩

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笼罩在“权力至上”和法西斯主义的晦暗氛围之中,西方民主信条遭受重大挑战。就在这股风气刚波及美国时,时任总统罗斯福在美国民众的授权之下,扩权联邦政府,重塑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一度为美国带来了空前繁荣,同时也开启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盛大气象”。然而,当美国民众享受着“新政”带来的诸多福祉时,却未曾料到几十年后华盛顿会向寡头政治的方向全速奔袭。为克服罗斯福所言“唯一令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美国政府全力打造“国家安全国家”,在为军事安全机构大力赋权的同时,也令美国政治逐渐成为利益集团围绕公共财政开展博弈和竞争的舞台。以“国家利益”为名,多个领域的美国政治精英开始脱离中下层民众的真正诉求,内外政策越发被富裕阶级的偏好所主导,两党对彼此的攻讦日趋白热化。这种“被绑架的政治”缓慢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更难以唤起美国民众的参与热情。尽管美国各界已意识到政治衰败的负面影响,但无论是特朗普“排干华盛顿政治沼泽”的誓言,还是拜登“恢复中产阶级主导性”的方针,均在短期内无法为这种困局带来转圜。

极化的政治和不平等的经济是一对“双胞胎”。正是两者之间在过去几十年内的相互强化,最终磨损了“国家凝聚力”这一美利坚民族体系的社会根基。17世纪初,美国的国父们借助《“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解放黑奴宣言》等文件,尝试将民主、平等和包容等“精神萌芽”播撒在美洲大陆。随后的执政者与民众在总体上沿袭这些理念行事,美国也在“促进政治平等”和“限制经济不平等”的双重准则下阔步向前。直至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前10%富人的财富在总体国民收入中占比不足三成,整个社会也被笼罩于“美国梦”的理想之中而显得动力充沛。此后不久,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曲线开始上升,并在进入21世纪后变得异常陡峭。这种趋势再度放大了本就存在于美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固化、种族问题和贫困等诸多弊病。该过程中,美国民众对阶级矛盾的关注逐步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由”近乎任性的强调。这也令许多在美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们首次感受到“异类感”和“被排斥感”。拜登有心扭转这种颓势,却无力弥合价值观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在“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势下,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面临较大挑战。

政治上的衰败,叠加社会面的分歧,令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治理能力大打折扣。自冷战参与国际秩序构建以来,华盛顿始终沉醉于“治理的艺术”,致力于通过强化领导集团的决策能力、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并推陈出新各类科学治理工具,从而确保在“治国术”(Statecraft)上的绝对优势。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拥有了全球公认的强大治理能力,护航其国内秩序稳定,确保其主导国际秩序塑造,但不乏有大量政治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也悄然观察到了美国“民主政治”走向衰败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带来的“治理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种危机走向公开化。对美国政治体制进行大规模革新的呼吁不绝于耳,但却无法阻止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惯性。美国两党逐步陷入极化境地,在年度预算等相对琐碎的问题上呈现出非理性的分歧,并不惜诉诸旷日持久的政治博弈。内部分歧延伸至国际层面,放大了美国在“是否应继续领导国际社会”问题上的犹豫。面对新冠疫情,拜登政府尚无法有效利用先进的传染病防治系统和公共卫生医疗资源抒解自身困局,更毋言带领国际社会渡过难关。在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看来,近年美国国内外治理能力的弱化终将导致其“竞争力的死亡”。


美国霸权“下坡”尚不能等同于国力“下坡”

2021年初,当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相继冲向国会大楼时,美国在全球目光下迎来了其在冷战结束后的“至暗时刻”。《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以“今非昔比”这种充满无奈的词汇总结美国霸权的持续收缩,以及“领导地位”的逐步弱化。那么,美国是否也同样失去了综合实力上的领先优势?暂时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因为美国综合国力的衰落尚未与霸权的衰落同步发生,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几根支柱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

比如,观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全球占比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数字始终维持在20%~30%的区间左右;即便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仍能展现出一定韧性。根据穆迪公司(Moody’s)的评估,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2021年有望增长2.9%,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恢复至“前疫情时期”的国家。

再比如,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被撼动。美国长期维持着全球占比近40%的庞大军费开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全球军费总支出保持连续增长,增幅远高于全球平均值。面对新兴技术为军事带来的机遇,拜登政府将“抵消战略”诉诸实践,不遗余力地追求将技术优势化为军事优势,削减了2022财年防务预算中4780万美元的旧武器平台预算,将其悉数转化为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迭代。

美国依旧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依据联合国经合组织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美国继续位列全球科技研发支出的首位;在全球研发投入前2500家企业中,美国占775家,研发总额达3477亿欧元,占比38.45%。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发动机与半导体等“第四次工业革命”关键领域,美国仍保持着相对优势。拜登执政后,为深化对华科技竞争,美国逐步开始强化自身与盟国在科技发展领域的“纽带”,全力将在全球研发投资中占三分之二的集体力量转化为自身国家利益。

总之,美国深陷结构性矛盾,霸权影响力和国内凝聚力处在“下坡路”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需看到,美国的国力未全然与之随行陷入衰落轨道。在拜登治下,这个霸权羽翼不再丰满的超级大国试图通过聚焦国内事务来缓解战略透支,借助深化大国竞争来维系相对优势,倾其所能为衰落趋势“悬崖勒马”。然而,拜登执政首年的努力却未能有效缓解霸权下坡的强大惯性。长此以往,美国霸权衰退的趋势终将演变为国力的全面衰落。对中国来说,需要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充斥不确定性的全球政局下秉持战略远见,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界舞台上坚持战略自信,以办好自己的事为前提,积极倡议,主动担当,影响全球治理改革新方向,塑造全球利益、规则和话语新格局,使这个世界因中国方案、中国作为而变得更安定、更美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感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刘国柱教授的指导)

发布时间:2022年02月09日 来源时间:2022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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