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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枪支暴力与白人至上主义,民主党与选民能否带来改变?

作者:文/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大卫·霍格(David Hogg);译/龚思量   来源:澎湃新闻  已有 31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编者按:当地时间5月15日,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持枪袭击了布法罗的黑人社区,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而在5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得州参议员对媒体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包括18名儿童和3名成年人。《上膛:第二修正案的缴械史》的作者、历史学家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与2018年佛州帕克兰枪击案的幸存者、活动家大卫·霍格(David Hogg)讨论了相关事态为何持续恶化,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组织起来控制枪支暴力和白人民族主义的威胁。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

在开始他们的对话前,邓巴-奥尔蒂斯和霍格分别阅读了那份被认为是水牛城枪手:佩顿·金德伦写下的宣言。这是一份来自互联网最阴暗角落的文件,其出处很难被核实,但有理由相信此份文件是枪手亲手所写。无论如何,它是极右翼的“大置换理论”、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伪科学和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混合体。该文件详细阐述了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呼吁类似水牛城枪击事件的袭击应该再次发生。

在他们的对话中,邓巴-奥尔蒂斯和霍格围绕“布法罗的枪击案与最近的其他大规模枪击案是否有所不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规划政治路线,来打破无休止的枪支暴力循环”展开了讨论。

大卫·霍格:那么,我们应该从何谈起呢,罗克珊?

邓巴-奥尔蒂斯:让我们从枪支本身开始谈吧。

大卫·霍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参议院就水牛城枪击案发表了几分钟的讲话,几乎没有提到背景调查,也没有提到他在一年前承诺要引入的背景调查。我不是傻子,我知道这个提议不会通过。

但别忘了,此前有些人仍然引入了看似不可能通过的、关于罗诉韦德案的法律。也有人曾围绕选举权提出过看似不会通过的立法。即使立法没有通过,这依然是当选官员向年轻人展示投票重要性的一种方式。因此,当像舒默参议员这样,声称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历史上也是如此,他支持布雷迪法案,要求对购枪者进行背景检查)没有以我们需要的方式出现,未能向年轻人展示我们的投票能够带来改变,证明年轻选民想要的预防枪支暴力确实非常重要。这让控制枪支暴力变得更难了。

邓巴-奥尔蒂斯:在这一点上,民主党目前似乎将除了战争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一旁。关于这次枪击事件,真正让我震惊的是,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黑人社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另一起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伊曼纽尔教堂。

我还没有读完180页的枪手宣言。这份宣言非常难读。但从我读到的内容来看,枪手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基本上,在疫情开始后的两年里,他很无聊,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些种族主义理论,包括大置换理论。他是其所在高中的优秀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考上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所学校。

他只有十八岁,住在宾汉姆顿附近,那里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主要校区。他的家乡在纽约与宾夕法尼亚的分界线上,在阿勒格尼高原,属于阿巴拉契亚(指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南部、阿拉巴马州北部、密西西比州北部和佐治亚州北部地区)的一部分。可以说,该地区是白人的核心地区——阿巴拉契亚仍然有超过80%的白人居民。在他的宣言中,他表示自己不得不调查一番,才能找到距离最近的、有规模的黑人社区,而那是在200英里以外。换句话说,他在成长过程中根本没有与黑人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当我们思考他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研究,给这个来自一个“条件不错的”、中产偏上阶级家庭的男孩带来了何种影响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大卫·霍格: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宣言。很多时候,这些大规模枪击事件基本上是枪手宣言的“营销预算”(marketing budget)。因此,我怎么能以一种道德的方式去谈论它呢?但我确实读了这份宣言的所有内容,除了关于他使用枪支的部分之外,他还自称是法西斯分子。当你将他的言论与第三帝国的实际政策进行比较,我们会意识到这并不是夸张;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一描述。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打击这种意识形态。它不会消失,它甚至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得更糟。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数十亿的气候难民,这一情况只会加剧这种对白人种族被“置换”或白人人口减少的恐惧。这种恐惧显然对一些人产生了影响,一部分人觉得自己有权力采取暴力行动。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让人们意识到,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并不是你需要害怕的事情,这种种族主义伪科学是不准确的?

邓巴-奥尔蒂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不认为会出现真正的改变。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美国的缔造者一直希望它是一个白人共和国,它建立在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之上。这是底线,在美国建国的前一百年里,当权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机构都有它的影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并且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我认为水牛城枪手所做的一件事是特殊的——他将黑人作为大置换理论的目标,而传统上大置换理论的重点一直是移民。显然,非裔美国人不是移民。他们在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白人都要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这种白人民族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变得更加“包容”,这是很可怕的。他还带回了很多我们能从《特纳日记》(一部出版于1978年关于种族清洗的小说)中认出来的老观点。这毫不奇怪,因为他是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

但他却站出来说,美国黑人必须被摧毁。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观点成为白人民族主义的新面孔将会是多么可怕。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针对黑人社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并不多,但在美国社会,黑人被警察接连射杀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大卫·霍格:这很可怕。基于你的观点,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枪击事件,以及心理麻木的影响。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越是受到某些事情的影响,就越不关心它。这是一个奇怪的、甚至反直觉的事情。但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但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这带来了战略上的挑战,因为如果你每次都要求人们关注枪击事件,人们就会变得麻木不仁、不再关心,好像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常态了。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被讨论。我们不能假装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我们都心知肚明,它将再次发生。

邓巴-奥尔蒂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大会上进行有力的示威。指出那些会员应该向这些枪击事件担负起责任。需要负责的不仅仅是该协会,或者是其背后的资金,更是那些加入协会的个人。

大卫·霍格:关于这一点我做了很多思考,我们需要更多的盟友一同参与战斗。人们对我说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很多全国步枪协会的成员给我发来了私信,我试图与他们进行交谈。我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是要说服他们,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同学或其他人再死于枪支暴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都向我道歉了,因为我没有助长这种仇恨。

我试着不像过去那样,仔细分辨谁站在哪一边。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盟友。我的意思是,在布法罗枪手的宣言里,保守派的评论员本·夏皮罗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犹太人。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将威胁到很多人——黑人和棕色人种,还有犹太人。但很难确定谁会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如此混杂。但袭击者很清楚,他反对一切他认为是种族叛徒(race traitor)的人,这可以是任何人。因此,这名袭击者和其他持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对于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是一种威胁。

但我也知道,坦白地说,除非共和党以及温和的民主党参议员能意识到——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和持有枪支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在其他一些国家,公民可以获得枪支,但这样的枪击事件不会发生。这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所独有的,特别是我们的参议院作为奴隶制遗产的一部分,过度代表了农村白人选民的比例。这就是现实。我迫不及待地想让波多黎各和华盛顿特区成为州。这样一来,参议院代表的人口结构就可以发生一些改变。在那之前,这些枪击事件还会继续发生,目前几乎每周都有发生。

邓巴-奥尔蒂斯:其中还不包括家庭暴力。

大卫·霍格:或者自杀。

邓巴-奥尔蒂斯:对。比如说,一个人枪杀了他的整个家庭,然后又枪杀了自己。这种事情也应该被看作大规模枪击。

大卫·霍格:很多大规模枪击事件都是由家庭暴力演变而来。包括有人枪杀了自己的家人,然后又枪杀了其他人。

邓巴-奥尔蒂斯:对于公众而言,这样的事件很难完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经历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恐怖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没有人认为这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直到事件真正发生。在康特拉战争(Contra war)期间,我经常在尼加拉瓜的一个战区,我们主要的担心是地雷,但这与担心被无故枪杀还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那段经历是相当大的精神创伤。但我仍然无法想象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听到大规模枪击事件时,他们会想,“哦,那太可怕了”。然后继续前进。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事情需要警惕,以至于它最终成为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现在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战争,这很可怕。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教育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教育可以让人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但在当下,接受教育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大约65%的美国人只有高中以上学历。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非常之低。由于大学费用和右翼的宣传,大学教育被视作是浪费时间,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多数农村的美国人缺少去上大学的动力。

现在有了互联网,一切信息都传播得更快了,但这些沉重的思想并不新鲜,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沉淀。以这个枪手为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吸收了所有的阴谋论信息和种族主义分析。但想象一下,大卫,如果是你先接触到了他——比如他是你的大学室友。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不认为人们的天性如此邪恶。

我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村长大,所以我知道像那样的地方是多么的孤立,信息少之又少。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教士。每个人都去教堂,传教士会传递一切关于“做一个好基督徒”的信息。这些信息充满了童话故事和谎言。我很幸运能够遇见一些导师,而且能在有大规模青年变革运动的时期长大。当时有一场民权运动,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它。但现在,媒体上关于社会正义抵抗的报道也逐渐减少了。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在“黑命攸关”抗议活动的高峰期,这非常有效。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些乡村小镇,有人举着“黑命攸关”的牌子举行示威。我认为这清楚地展示了我们在今天需要做什么。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反击(backlash)——我们仍在经历这一切。

大卫·霍格:我认为如果历史学家回顾这一时期,会将“黑命攸关”的兴起,与两年后围绕批判性种族理论、学校权利、“不要说同性恋”等问题的文化战争划清界限。历史显然不会重演,但它确实有其规律。这让我想起了在民权运动中发生的,针对“取消种族隔离公车”的反击运动。家长们为他们的种族主义反击辩护说,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的孩子能接受学校的“良好教育”。

我只是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是什么,我不认为仅凭民主党就能指引未来的道路。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复制共和党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初选中做法,以及这场运动如何促成了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右翼分子建立了一个与共和党平行的基础设施,开始了一场内部革命。我认为这值得民主党去尝试,这样我们就能真正选出支持劳工、支持民权的立法者,特别是在州级层面上。从州层面开始,在未来50年左右的时间里,开始向最高法院迈进、修复我们的系统,避免联邦党人对它的伤害。

邓巴-奥尔蒂斯:但这一切已经走得太远了,社会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部分问题是,民主党人崇拜宪法,认为它是一份民主文件,支持种族公正社会的愿景。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对所谓的开国元勋意图的解释是错误的。我认为他们打算建立一个白人共和国。这就是他们的设定。

大卫·霍格:看看杰弗逊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以及其他不为人所知的第一手资料吧。在书中,杰斐逊支持种族主义伪科学,以此为白人统治辩护。

邓巴-奥尔蒂斯:美国领导人还致力于驱逐美国黑人,将其作为另一种“解决方案”来解决关于“人口替代”(demographic replacement)的恐惧。利比里亚(Liberia)的建立是为了把以前被奴役的黑人“送回”非洲。许多有权有势的白人,包括许多废奴主义者,并不希望实现融合;他们希望摆脱黑人。

大卫·霍格:林肯总统,所谓的“伟大的解放者”,曾认真考虑过所谓的“殖民”解决方案,即强烈激励以前被奴役的人离开美国,到其他地方定居。选择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甚至在解放奴隶宣言发表之后,他也曾继续考虑过这些选项。

我一直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面对这段历史,我们如何创造出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不一定是民族主义、宗教、种族,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将人们围绕一个共同的愿景团结起来?一个反复出现的想法是,我们需要第三次重建。也许这就是美国的民众正在经历的事情,枪支暴力和文化战争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一种回应式的、反革命的政治。

我认为美国左翼有点像,请原谅这里的比喻,有点像炸弹。我们非常擅长拆散和炸毁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联盟。我们很容易表示反对,但光凭炸弹造不出东西。因此,美国的左派如何才能更积极主动、变得更大、更包容,并以一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每个人建立一个实际的、更美好未来?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像新政这样的项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如何通过农业政策对许多原住民社区带来了不利影响;联邦住房管理局则带来了“红线政策”(redlining)。那么,我们如何从过去汲取教训、创造某种团结感,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邓巴-奥尔蒂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看看60年代的基层组织。这是今天所缺少的东西。当运动减弱时,慈善家们进来了,他们把运动变成了一个由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生态系统,其核心则是行动主义。我不想批评这一点,但不得不说,它让人觉得组织工作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牺牲。六十年代的活动人士大多身无分文,我们在加油站工作,做出租车司机和管家,那曾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找回基层组织的精神,从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来建立联系。

作为回应而出现的复仇主义右翼,例如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研究了我们的运动,他们知道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当地分会。全国步枪协会可能明天就会消亡,但它的分支仍然充满活力。他们在当地建立了组织;他们在当地组织起来接管学校董事会,并且成功了。在加州,他们甚至统治了奥兰治县几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足以教育一代人。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开始研究他们,因为他们研究过我们,而且现在比我们更成功。也许我们应该从地方和州,而不是从联邦层面,开始采取措施。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最高法院的控制权,国会和总统职位的未来也不明朗。我的意思是,选举制度不允许左翼在联邦层面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功,至少现在是这样。

大卫·霍格:在这个选举周期之后,我的计划是将大约90%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州立法竞选上,其中10%用于国会和总统职位,因为我们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好了。坦率地说,民主党人让我们非常失望,你可以把这归咎于阻挠议事(批评人士说,该机制要求100名参议员中的60人就多数立法达成一致,是一个“反民主”的障碍,导致华盛顿难以解决紧迫问题)。但现实是,即使没有阻挠议事,我们也不会通过任何议案。这真是一个耻辱。

当我和我的同学在2018年开始成为活动人士时,我17岁,然后大人们对我们说,你们就要成年了,出去投票吧。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年轻人的投票率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数十名全国步枪协会支持的政客被淘汰。自那时起,美国在州一级层面上通过了50多项枪支法律。此后,2020年的青年投票率达到了120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政府和民主党都崩溃了,其崩溃程度远远超过了运动的衰落程度。这比我一开始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大得多。但如果这是必要的,我愿意作为一个公民尽我所能。然而,这非常可怕——年轻人的投票率两次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依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预示着关于民主未来的巨大危险,年轻人不会停止努力创造变化,但我们已经奄奄一息了。

人们会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改变,即使这些手段是非民主的。这让我夜不能寐。年轻人试图与系统合作以改变现状,老年人反复告诉我们(显然,罗克珊,你是个例外,确实有很多例外):除非你们投票,否则一切都不会改变。年轻人的投票率比其他所有人都高,但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们现在正对着一个虚空大喊大叫,而什么都没变。我们基本上是在一列正在驶向悬崖火车上,这一切从2000年我出生时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我们正在走下悬崖——没有人知道现在要做什么,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带着降落伞。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29日 来源时间:2022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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