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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学者:拜登应该和中国缓和关系

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已有 289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导语

近来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俄乌战争的持续、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美国对华关税的保留无助于拜登政府缓解通胀压力。拜登政府开始重新评估俄乌战争形势以及对华关税策略。对恶性通胀和经济史有专门研究的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5日在彭博社发表题为《掸掉“缓和政策”的历史灰尘,和中国开展接触》(Dust Off That Dirty Word Detente and Engage With China)的文章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拜登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也不是“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在此基础上,尼尔·弗格森从冷战历史经验入手,剖析了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外交政策困境,认为拜登的“大战略”正将华盛顿和北京引向冲突的道路,拜登当前的外交政策也无法为民主党的国内利益服务。他主张美国外交回归与中国深度接触。原文编译如下:

正文

“缓和”(detente)是“肮脏”(意指不能被接受)的词吗?我希望不是。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需要它。早在1970年代,这个小小的法语双音节词几乎就是“基辛格”的代名词。尽管上个月已年满99岁,但这位前国务卿并没有失去激怒左翼和右翼人士的能力。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俄乌分界线应该回到原状”,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之后继续作战可能会将其变成一场不是关于乌克兰自由的战争……而是一场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战争。”

近半个世纪前,当基辛格上任时,他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努力同样引起了争议。人们有时可能会忘记,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全国政治中崛起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缓和政策和基辛格的批评。在整个1970年代,里根的电台广播经常嘲讽基辛格“未能将南越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并“默许了苏联利用缓和政策来进行权力扩张”。

1976年,里根一再承诺,如果他获得提名并竞选总统成功,他将解雇基辛格的国务卿职务。里根在当年3月宣称,“在基辛格和福特先生的领导下,这个国家(苏联)已经成为军事实力第二强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第二强国是危险的(如果不是致命的)。…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和平不是来自软弱或退却,而是来自于重振美国军事优势。”

今天学术派历史学家当中,新保守主义者很少。对于缓和政策,他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看法。和外交辞令中的体面用语“绥靖政策”(appeasement)类似,缓和政策现在也声名狼藉。

然而,1970年代的缓和政策并不像1930年代的绥靖政策:它成功地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我越是思考那个动荡不安的十年,我就越认为缓和政策是解决1969年初美国困境的明智之举。当时尼克松担任总统,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安顾问。

由于无法赢得针对“北越”的战争,且在这个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尼克松政府无法像约翰·肯尼迪之前所做的那样,或像后来里根的做法那样,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此外,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加剧,美国经济不适合增加国防开支。

缓和政策的缔造者对苏联没有任何幻想,基辛格深谙苏联的玩世不恭和机会主义。在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的领导下,基辛格追求缓和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为了争取时间而故作姿态,探索日益多极化、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可能性。而且,事实证明,这奏效了。

缓和政策无法在越南实现“荣誉和平”(peace with honor)。它为南越买来的和平与征服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不体面,但却避免了世界末日,并且换取了宝贵的时间。

苏联对当时第三世界存在错误判断且进行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最终于1979年在阿富汗碰壁。与此同时,正如我的同事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地指出的那样,美国经济利用了从冷战对抗中腾出手来的优势,推进经济创新,最终将苏联人甩在身后,从而创造了为里根(和老布什)赢得冷战所需的财政和技术资源。苹果、嘉信理财、微软、甲骨文、Visa等1970年代创立的世界一流公司就能说明一切。

这里有一个教训:从纯粹的外交政策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大战略”颇受非议。

5月26日,《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桑格(David Sanger)和他同事们写道:“最初,美国的目标是努力确保俄罗斯不会轻易战胜乌克兰,但是,随着俄罗斯军队开始接连犯错,未能攻占基辅,拜登政府改变目标,看到惩罚俄罗斯、削弱普京、强化北约和跨大西洋联盟并向中国传递信息的时机。”这一评估证据充足,和拜登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Julianne Smith)和其他美国官员的表态一致。

但是,俄罗斯的“战略失败”究竟指什么?美国必须向乌克兰提供多少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华府圈内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渴望显著增加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上个月,我的老朋友、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写道: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值得考虑”为想要进出敖德萨港口的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商船提供护航系统。黑海应该成为“乌克兰战争的下一个主要战场”。

我尊敬的另一位评论员、保守派战略家艾略特·科恩 (Eliot Cohen) 5月11日写道:乌克兰正在“赢得战争”,它不仅可以选择恢复2月24日前的接触线,而且可以选择恢复2010年以来失去的顿巴斯大部分地区以及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他补充说,即将获胜的乌克兰人还必须决定“是否寻求战争赔偿和国家重建所需的援助,以及决定是否将加入欧盟的自由和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值得称赞的是,拜登在5月31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回撤”了他的政策目标,提到“我们不寻求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美国不会试图让普京下台。只要美国或我们的盟友没有受到攻击,我们就不会直接卷入这场冲突。我们不鼓励或允许乌克兰超越其边界对俄罗斯进行打击。我们不想仅仅为了给俄罗斯带来痛苦而延长战争。”

但现实情况是,拜登政府已成为乌克兰民主的“武器库”,而不是由乌克兰定义的和平之“协调者”(broker)。

欧洲最重要的三位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显然对此感到不安。他们眼下更希望看到停火,开启和平谈判。但是,在“狂热挺乌”(Ukrainophilia)的氛围中提及妥协就会招致“绥靖主义”的指控。比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基辛格提出的基于现状的和平论点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泽连斯基说:“基辛格的日历不是2022年,而是1938年”。(泽连斯基指的是1938年9月英国、法国、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议上签订的条约,允许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土地。)

然而泽连斯基本人一再表示(最近一次是在5月21日的一次采访中),他将把回到2月23日领土立场视为“胜利”,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回到战前“原状”。这将意味着乌克兰收回赫尔松和饱受蹂躏的马里乌波尔市。这将意味着将俄罗斯从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的“陆桥”上赶出去。这将意味着彻底扭转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取得的所有成果。

泽连斯基知道,我们也应该清楚,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他承认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约五分之一的领土。

即使美国无限制地承诺向他们提供武器,乌克兰人是否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力将俄罗斯军队赶出其自2月24日以来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如果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到整个夏天,随着年终岁末的到来和欧洲气温的下降,如果战争仍在继续,那会怎样?普京肯定指望西方联盟和美国政治内部的常见分歧迟早会重现。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甚至不是其首要任务。这一点从布林肯5月26日的演讲就能看出。布林肯的演讲值得仔细的研究。其中大约十分之一内容是和解的。但其余的内容令人吃惊,与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发表的关于演讲一样强硬。对我来说,那是第二次冷战正式开始的一刻。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布林肯如此对抗性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的回应表现出了“克制”。

拜登在日本围绕台湾的最新口误,迅速被国防部长奥斯汀等人澄清,但什么样的口误才算口误?自去年8月以来,拜登在同样问题上出现的三次口误还算是口误吗?

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可追溯到1972年基辛格向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做出的妥协)的实际意义是什么?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的助理国防部长柯伯吉(Elbridge A. Colby)在他的著作《拒止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中指出,美国可以而且必须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他的书之所以受到美国对华鹰派的欢迎,正是因为它具体阐述了美国如何应对中国。他上个月发推说:“未来几年与中国发生重大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每个有影响力的人都应扪心自问:我是否尽一切所能威慑之?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能让美国人付出更少的代价吗?”

然而,正如台湾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台湾是否真的有能力像乌克兰顽强对抗俄罗斯那样进行自我防卫,这还远未可知。而且,在最近五角大楼对台湾的所有沙盘推演中,美国一直输给中国。引用我在哈佛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乔纳·格里克-安特曼(Jonah Glick-Unterman)的话:“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在台海或中国周边地区发生‘有限战争’,美国很可能会失败——或者不得不在失败和将局势升级、推向更广泛的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削减预算,降低国防预算在GDP当中的比重(2021年为 3.3%,2032年为2.7%),拜登政府计划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计划。

如果这一切加起来是美国一个连贯的“大战略”,那么我就是军事家“孙子”。

真正令人惊奇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不仅未能经受住战略连贯性和可信度的基本考验。它的设计似乎也非常糟糕,无法为民主党的国内利益服务。

拜登政府的头号问题是通货膨胀。(通胀之外,公众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约翰尼·德普与前妻艾梅柏·赫德的诉讼案。)民调结果很清楚,距离中期选举还剩下5个月的时间,民主党很有可能将国会两院控制权交给共和党人。美联储的职责是让通胀回落,但大多数货币经济学家都知道,通过提高利率和收缩资产负债表很难在“不会在某个时刻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然而目前,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无助于对抗通胀,情况恰恰相反。

1. 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支援费用高昂。根据经济学家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的说法,迄今为止美国援乌总额为530亿美元。

2. 这种支援还通过对俄制裁限制供应,并通过延长战争、切断乌克兰小麦和其他商品的出口来进一步限制供应。

3. 继续特朗普的贸易战并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使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比之前更高,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通胀压力,同时也鼓励了中国经济与我们经济“脱钩”的进程。

过去,外交政策应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1997年电影《摇尾狗》(Wag the Dog)的年代背景正是如此,其中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演的好莱坞制片家史丹利和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饰演的白宫危机处理专家康洛德‧布里恩为了挽救总统连任,虚拟出一场位于阿尔巴尼亚的战争。

这场战争并非真实发生,但却成功引发话题讨论并转移了众人目光,更使得总统的声势更上层楼。但没过多久、这项造假行为便面临曝光的危机,媒体焦点再度转回总统性丑闻。该电影名字“摇尾狗”取自于英国俗谚(tail wagging the dog),意思是一件事情的主体受控于其中的一小部分。“摇尾狗”就是故意把大家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引到不重要的事情上去。

拜登距离“摇尾狗”还有很远。我们在这里似乎遇到了一个经典案例,即德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尽管总统的政党(民主党)可能会付出政治代价,但“这只狗正在摇尾巴”。

称职的民主党战略家要重新考虑拜登的外交政策,“2.0版缓和政策”怎么样?正如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主张的那样,我们已经处于二次冷战状态,那么乌克兰就是朝鲜半岛。这是超级大国斗争的早期阶段,美国仍有军事优势,但不免被拖入外围冲突。我们现在显然可以选择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发,把“台积电危机”视作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或者——而且不那么可怕——我们可以走一条历史捷径,直接进入1970年代。正如我们所见,缓和政策的名声很糟糕。新保守主义者继续争辩说,这是一个主要有利于苏联的错误战略,而里根放弃它转而采用更具对抗性的战略是正确的。

但这是误导。

首先,里根最终与戈尔巴乔夫达成了他自己版本的缓和政策,涉及比基辛格本人认为谨慎的更激进“军备裁减”!其次,1970年代的缓和政策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美国通货膨胀和国内分裂问题严重,而且还身陷一场持续越久越不受欢迎的越战。

如果这听起来很熟悉,那么设想一下,如果拜登今天采取缓和政策会如何惠及他本人?如果他没有在东京发表涉及台湾的强硬言论,而是在那次行程中访问了中国,正好适逢1972年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他本可以:

第一,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

第二,借助中国影响力,美国可以施压普京开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进程。

第三,美中联合施压阿拉伯国家石油生产商,真真切切地提高产量(上周阿拉伯国家的声明并不认真),而不是让他们指望美中相互对抗。

有机会重启缓和政策吗?我认为没有,因为我认为拜登政府坚定地将遏制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础。但值得记住的是,他们的鹰派立场源于国内政治。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拜登身边的操盘者决定,他必须对中国比特朗普更加强硬才能赢得总统职位。就选举策略而言,也许他们是对的。

但随着中期选举鏖战的迅速逼近,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今天吗?我想不是。

传统观点认为,极化党争是现代美国政治的祸根。然而,只有一件事让我更害怕,那就是两党共识。如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他们确实同意,抵制中国崛起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我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中国发号施令的世界里。但是,拜登存在严重缺陷的大战略是在降低出现这样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呢?还是增加这种可能性呢?

如果要在战争和缓和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后者。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7日 来源时间:2022年06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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