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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保守与激进漩涡,唯有“中年当政”能拯救美国

作者: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   来源:法意观天下  已有 20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法意导言

美国正处于代际转型之中,婴儿潮一代与千禧一代之间的摩擦持续发酵。有人认为,美国千禧一代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他们的父辈,即婴儿潮一代,这导致千禧一代或更年轻的世代开始审视婴儿潮一代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并进行批判。本文作者指出,婴儿潮一代的理念与叙事已不符合当下社会的需要,应呼吁更多中年领导人。本文为尤瓦尔·莱文于2022年6月3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婴儿潮一代仍在执政?》(Why Are We Still Governed by Baby Boomers and the Remarkably Old),文章指出如今美国的领导层仍为婴儿潮世代,人们应当打破婴儿潮一代的政治叙事,让中年领导人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尤瓦尔·莱文是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员,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委员会政治学博士,曾任白宫国内政策专员。

美国的最高领导者均年事已高。拜登总统今年将满80岁。他的前任特朗普即将76岁,还打算继续参加竞选。白宫新闻发言人已经82岁。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已80岁,而民主党领袖则相对年轻,是71岁。

这很不同寻常。不是因为这批人刚刚上任,而是因为他们掌权已经很久了。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是在1946年夏天出生,前后差距不到两个月,而他们的总统任期加起来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南希·佩洛西在众议院担任民主党领袖已近20年。米奇·麦康奈尔领导参议院共和党人约15年。我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已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掌控了一代。

我们应该祝愿他们多活几年,并感谢他们的长期服务。但我们也得意识到他们长期掌权为美国自治甚至国家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代价。

人们常说,美国人缺乏统一的叙事方式。但我们事实上可能有这样的叙事,只是它是由婴儿潮时期的年老领导人构建,如今已无法服务好我们。

从一个战后婴儿潮早期出生的美国人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是怎样的?假设你和克林顿先生、布什先生、奥巴马先生、特朗普先生同年,在1946年出生。你从1950年左右开始有记忆,你通过孩子的视角回忆五十年代,认为那段简单的时光稳定、价值观健全。到了六十年代,你成为青少年,以年轻的理想主义、叛逆和不断增长的文化自信的滤镜看待那个时代。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你成为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你会发现这种自信在动摇。理想主义让步于对潜在变革的愤世嫉俗情绪,一切都变得不稳定,未来境况似乎不佳,前途茫茫。但到了八十年代,当你长到三十多岁或四十岁出头,事情又渐渐安定。你的职业有了方向,你正建立家庭,更为贷款发愁,改变世界的野心退居二位。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你四十多岁和五十岁出头,你感到舒服和自信。终于到了你们一代挑大梁的时候,而且看起来卓有成效。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你仍然在接近你的权力和收入的顶峰,但逐渐也朝老龄化发展。你很快发现二十一世纪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危险和陌生力量。世越来越变得不属于你了。

在2010年代,你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到达退休年龄。文化变得更加让人困惑,经济则非常不安全。在你年轻时定义世界的事物合集,正在被你的孙辈否定。如今,一切正变得失控。你周遭这个混乱的、经过改造的国家仍是你年轻时那片闪亮的土地吗?

当然,为了达到效果,这种态度变化的描述经过风格处理。但它提供了大致轮廓,展现人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通常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也展现了多数美国人(残酷的是,不仅仅是婴儿潮那一代人)理解战后美国的倾向。我们是以八十岁美国人的视角看到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身。

作为历史,这种叙事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作为我们这一时代的微型社会学,它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现在告诉自己的关于我们国家的几乎每一个故事,都符合婴儿潮一代生活的某些部分。而我们的政治也隐含地指向重塑二十世纪中期婴儿潮一代的某些魔法。

那些时刻——许多美国人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并参与教堂活动,理想主义抗议可以推动显著社会变革,你不需要大学学位就能在工会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让你在郊区靠一份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对我们如今的政治想象力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各党派指责美国已经从那时的标准跌落了很远,而政客(年老或年轻,左派或右派)都含蓄地承诺要回到那个标准的某个方面。

那个时代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但它也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对于那些出于当时主流共识边缘的人们而言。并且,这个特别的时期是基于二战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条件才得以形成。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美国的范式,而无视它的代价和挑战,或者因迷恋它的魅力而让那个时代的人继续把持权力,这对我们并无益处。

我们社会变革的模型仍然根植于上世纪中期的陈词滥调。年轻的美国人想象,对于前几代人来说,组建家庭和拥有一个房子比实际情况容易得多。他们认可婴儿潮一代的复古情怀,并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继承了一个枯萎的社会。

面对不公正,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重演了1960年代大学抗议活动地外在形式和符号,但通常没有效果。人们对于社会凝聚力的隐义自然而然指向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美国不仅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大萧条的激烈动员,而且文化多样性也低于其他任何时期。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婴儿潮一代的意识使我们的社会无法面向未来,并导致我们对国家产生广泛的共同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建设性。我们的政治在中期应当优先规划提高国力,但我们很难期望吵吵嚷嚷的八旬老人会清楚地考虑到这个未来。

即便如此,青年政治也不是解决办法。在一本关于领导力的新书中,前总统顾问大卫·格根(David Gergen)令人钦佩地承认,像他一样出生于1940年代的人应该为新的领导人留出空间。但他认为要在最年轻的美国人中寻找他们。他写道:“数百万婴儿潮一代和沉默一代正开始离开舞台,被千禧一代和Z世代所取代。”

也许是我个人观点,我刚满45岁,但格根先生轻描淡写地略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也许他不能完全理解中年领导力。但中年领导可能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许多美国机构似乎陷入了善意但日益无法理解的70岁领导人和20、30岁政治新秀之间的斗争,他们一心想着文化战争和政治化,似乎对机构的职责毫不关心。我们的政治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时充斥着年轻人和老人的恶习,且常常有两派人在激烈辩论,一派认为世界末日就在明天,一派认为生活在昨天才刚开始。中年领导层的真空可想而知。

也有一些政治家属于中间一代,包括一些国会议员和州长,甚至我们的副总统。但他们并没有突破成为决定性的文化人物和政治力量。他们没有让当下成为他们的时刻,或者找到方法来撬动战后一代对国家政治想象力的控制。

中年心态在传统上有自身的缺点,可能缺乏紧迫性,也可能对希望和恐惧都有让人抓狂的免疫力,而希望和恐惧是行动的基本动力。但如果我们的命运总要在各种缺点中做出选择,那么中年人的温和之罪不是正适合现在的我们吗?

代际分析难免宏观和粗略,而且人们也不是简单的同一出生队列的产物。但在我们这个狂热的时代,值得寻找潜在的稳定来源。并且,不仅要考虑在美国已饱和的事物,并应当想到破除和摆脱,还要考虑尚不充足的事务,并想要建立起来。

我们显然缺乏接地气、有水平、面向未来的领导人。不管你喜欢与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中年化的政治和文化。

文章来源:

Yuval Levin, Why Are We Still Governed by Baby Boomers and the Remarkably Ol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 2022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2/06/03/opinion/baby-boomers-gen-x-us-politics.html

译者介绍

梁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0届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20日 来源时间:2022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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